上世纪的最后十年是由“拨乱反正”进入多元化发展的阶段，也是唐代文学研究高度繁荣的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学术团体更加活跃和研究范围更趋扩大

　　继80年代成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中国李白研究会、杜甫研究会之后，90年代又相继成立了隶属于唐代文学学会的王维、韩愈、柳宗元、李商隐研究分会，而且定期开展研究活动。陈子昂、张九龄、骆宾王、齐己、胡曾及敦煌文学也都举办了研讨会，其中骆宾王、齐己学术研讨会还是建国以来的首次举行。

　　研究的对象除李白、杜甫、王维、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贺、李商隐等大家继续受到关注外，中小诗人的研究有所拓展。一批很少触及甚至从未触及的作家研究也有了开拓。

　　研究的领域从传统的诗文扩大到辞赋、骈文、戏曲。研究的论题更加宽泛：如作家研究从诗歌扩大到骈文；小说研究从传奇延展到轶事、笔记、志怪和佛教故事；敦煌研究从云谣曲子词、敦煌变文扩展到敦煌赋、唐诗写卷、壁画故事及语言学方面；文学理论研究也不再只注意诗歌理论，诗韵、诗式、诗格也纳入研究者的视野。有关《二十四诗品》作者的真伪之争更是人们关注的论题。

　　二、文献整理工作更加系统而富有成效

　　90年代从进行学术总结的明确意识出发，对古籍进行了有系统、有计划和更大规模的整理与研究，资料考订更加细密，去取选择更加精严，充分显示了研究队伍的整体实力，并出现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精品。

　　资料考证和文献整理工作范围相当广泛，涉及诗歌、小说、散文、词曲、笔记等各种体裁，遍及文学总集、别集的整理和勘误、作家生平资料的考订和研究资料的汇编，以及辞典索引、补编补遗、集解汇解、地理方志等各种门类。总集类如：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唐诗研究集成》(包括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4种)，陈尚君的《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遗》、《唐代文学丛考》，周勋初的《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唐人轶事汇编》，郁贤皓、陶敏的《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吴在庆的《唐五代文史丛考》，韩理洲的《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编著的《全唐五代词》，李时人编校的《全唐五代小说》，李剑国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徐俊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等。别集类如：项楚《王梵志诗校注》、陈铁民《王维集校注》、詹FDA1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傅璇琮、周建国《李德裕文集校笺》，罗时进《丁卯集笺证》等。此外还有一批大型辞典问世，如周祖FDA2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隋唐五代卷》、周勋初主编的《唐诗大辞典》、张忠纲主编的《唐诗大辞典》等。

　　90年代文献整理的另一特点是，一些集成性成果，如《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新编校注全唐诗》、《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敦煌变文校注》、《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均由数名学有专长、术有专攻的研究者通力合作而成。

　　卓有成效的文献整理工作，既为研究者省俭了许多翻检之劳，同时为拓宽和深化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坚实厚重的资料基础。

　　三、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层面的深入

　　经过了80年代研究方法和观念的大讨论，9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已经完全摒弃了50年代以来通行的从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成就三方面入手的机械单一的研究模式，更加注意文学与相关学科的联系，将研究的视野延伸到社会学、文化学、哲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神话学、宗教学、心理学、语言学等领域，使古典文学研究向着宏观、整体的方向发展。其中，特别是文化学研究视角的确立，使唐代文学的整体人文背景渐渐得到清晰而深刻的揭示，给本学科带来了新的气象。例如唐代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儒、道、佛三家思想与文学观和创作的关系，文人群体、政治集团等社会关系及隐逸、交游、干谒等生活方式对文人思想和心态的影响，音乐、舞蹈、绘画、书法、园林等艺术以及世俗文化与唐代文学的关系等课题，相继成为研究的热点，并不断得到开拓与深化。研究视野的拓宽，不仅大大加深了对文学特征的认识与把握，同时为学科开拓了许多边缘性的研究课题。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王昆吾《唐代酒令艺术：关于敦煌舞谱、早期文人词及其文化背景的研究》、《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唐代园林别业考论》，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中心》，吴相洲《唐代歌诗与诗歌》等，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成果。

　　唐代作家的传论性研究，在80年代以来考证与作家思想、创作道路、作品分析、时代背景研究融会贯通的基础上，也有大量新成果问世。对作家的评价，在充分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调整视角，力求得出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结论；对作品的考释，也超越了语言的诠释和文艺学的鉴赏，扩展到民俗学、社会学、音韵学等方面。骆祥发《初唐四杰研究》、葛景春《韩愈评传》、蒋寅《大历诗人研究》、莫砺锋《杜甫评传》、张忠纲《杜诗纵横探》、张清华《韩学研究》、吴在庆《杜牧论稿》、卞孝萱《刘禹锡评传》、刘学锴《李商隐诗歌研究》是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

　　文学史的编写，往往是对一个时期文学研究成果的总结。90年代前期出版的罗宗强、郝世峰合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和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在文学的价值评判、文学体式的形成和演变等方面，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80年代以后唐代文学史研究观念的更新和转变。90年代末出现的傅璇琮主编，傅璇琮、陶敏、李一飞、贾晋华、吴在庆等合著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以资料“长编”的形式，记录了唐朝的文化政策，作家活动，重要作品的产生，作家间的交往，文学上重要问题的争论，以及与文学邻近的艺术样式如音乐、舞蹈、绘画以及印刷等门类的发展，乃至宗教活动、社会风尚等，从而展示了唐代文学发展的丰富的“立体交叉”的图景，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同时可以引发出一些新的研究课题。不啻对文学史编写体例的一个极有意义的尝试。

　　90年代，研究者的思路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表现在对文学现象作综合考察和整体把握的企向越来越明显和普遍。如对文学发展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的探求；从更深的层次、更直接的环节审视影响文学嬗变的原因；重新探索一些约定俗成而又模糊不清的文学现象和概念；对于此前文学研究中尚感薄弱的艺术形式问题如声律格调、文体内涵等作纵贯性的考察研究等等。余恕诚《唐诗风貌》、程国赋《唐代小说嬗变研究》、张锡厚《敦煌本唐集研究》等都体现了著者使研究向纵深开掘的努力。

　　就研究层面而言，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把关注的焦点由外向内转，由对作家生活时代、生平事迹、创作内容和风格的描述，转入作家心灵世界的探寻。如对李商隐诗尤其是无题诗研究，董乃斌的《李商隐的心灵世界》、王蒙的《混沌的心灵场——谈李商隐无题诗的结构》等系列论文，在探讨其创作的内因、情感变化和心路历程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突破。

　　研究层面的深入还表现在作家群研究、体派研究、时段研究等方面。如群类研究，不仅有对“初唐四杰”、“吴中四士”、“文章四友”、“大历十才子”等知名作家群的进一步探讨，对过去很少注意甚至没有注意的诗人群体如初唐宫廷诗人、贬谪诗人、县尉诗人、唐末香艳诗人、襄阳诗人、湖州文人集团等也开始做一些发掘拓荒的工作。如尚永亮《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余恕诚《晚唐两大诗人群落及其风貌特征》等论著，都是以作家群落为切入的视角，探讨其与文学风貌的关系。中、小诗人群体或流派在诗歌盛衰中的作用，也已取得了超过前人的认识。各类文体、题材和诗体的研究也全面铺开。诗词、散文、小说等各种文体，从山水田园、边塞、送别、咏史、艳情、乐舞到咏物、咏画等各类题材，从五、七言律诗到乐府歌行、绝句等各种诗体，研究已很少留有空白。流派研究则不但对唐诗中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新乐府诗派、韩孟诗派这四大流派有更充分的研究，一些过去很少论及甚至从未触及的中小诗派，如初唐宫廷诗派、上官体、沈宋体、润州诗派、吴中诗派、咸通十哲、元和体、贾姚体、晚唐三十六体、吴富体等也开始研究和探讨。如许总《唐诗体派论》中将唐诗分为14个体派，并对唐诗体派的形成原因、类型特点和演进规律进行了探讨。时段研究中，既有唐代文学各种体裁如唐诗、唐人小说、唐代散文的分段分期研究，也有重要作家的分期分时段研究，还有唐代各体文学的时段性演进过程的研究。特别是不同时段诗风和文风的嬗变，继80年代中叶一直盛行不衰，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如蒋寅《大历诗风》、杜晓勤《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等。

　　处于世纪之交的90年代，回顾与前瞻，成为这一时期唐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胡明《关于唐诗——兼谈近百年来的唐诗研究》、葛景春《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陶敏《二十世纪唐代文学史料研究整理工作回顾》、陈尚君《唐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郁贤皓《中国唐代文学当代研究述评》、刘学锴《本世纪李商隐研究述略》等一系列论文，都立足于总结上世纪尤其是近20年来唐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并对未来进行展望。这方面的专著有杜晓勤《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张忠纲等《中国新时期唐诗研究述评》、陈友冰《五十年来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比较》等。

　　此外，旨在对唐诗的性质、体式、流派、风格等进行整体综合性研究的唐诗学的建立，也是9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标志。已经出版了黄炳辉《唐诗学史述论》和朱易安《唐诗学史论稿》等专著。

　　四、研究方法的多元

　　90年代古典文学界已经摆脱了80年代初面对大量引进的新方法时的浮躁、焦虑、困惑，以及或急功近利、或无所适从的情绪。研究者立足于传统文化，既不满足于对西方文论囫囵吞枣、生搬硬套，又对体现人文学科特点的其他各种学术观念和方法，采取了宽容平和、尊重吸纳的态度。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寻求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使本学科的研究方式更丰富多样。

　　心理学、美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比较多地吸收到唐代文学研究中来，并取得有价值的成果。吴功正《唐代美学史》、房日晰《唐诗比较论》、李浩《唐诗美学》与《唐诗的美学阐释》、陈允锋《唐诗美学意味》、张福庆《唐诗美学探索》等唐诗美学著作的出版就是有力的证明。接受美学、文本研究、统计学、语言学批评方法、原型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以及其他新方法，也都有所运用。这些研究著作和论文，有的开阔了新的研究思路，有的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此外，电脑的使用和因特网的普及为资料的检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目前唐代文学研究的部分文献已制成光盘，研究的信息和成果得以方便快捷地交流与传播。一些以资料统计和量化分析为辅助手段的研究将节省研究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究手段的现代化，不仅大大提高了人们的工作效率，而且改变了研究者的思维方式。随着这项工作的加速进行，随着使用电脑和利用网络资源的研究者队伍的迅速壮大，不难预见，唐代文学研究将出现一个更加繁荣的新局面。

　　当前，一批老专家依然孜孜〖B95A〗〖B95A〗、笔耕不辍，厚积薄发，不断有高水平的成果问世，而一大批在80年即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学术个性已经成熟，成为唐代文学研究的生力军。后继有人，学科建设有了丰厚的积累。

　　回顾9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我们在为取得的巨大成绩感到欣慰的同时，也应该充分正视存在的问题。如研究的广度仍然不够，表现在对大家之外的中小作家和作家群体研究不够，对诗歌以外的其他文学样式也涉及不够。据有关专家统计，1990到1999年唐诗研究的论文总数中，对杜甫、李白、白居易、王维、李商隐、李贺6位的研究就占了66%；隋唐文学研究4994篇论文中，研究诗歌的就达3339篇，占67%(详见陈大康《研究格局严重失衡与高密度重复——兼及学术腐败滋生的著述环境》，《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9月6日)。这一研究不平衡的现状已足以使我们震惊和警醒。

　　与此相联系的，就是研究课题和内容乃至结论的重复雷同。总的说来，与成果的数量相比，视角新颖而又立论坚实的论著还不够多。因此，提倡厚积薄发，减少写作的随意性和科研的盲目性，加强学术规范性，是新世纪唐代文学研究深入的关键，也是这一代研究者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