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克所著《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又名《中兴小历》，是南宋高宗朝的编年史，是一部颇受治宋史者重视的史学著述。但历来只以《小历》为名著录于目录之书，《纪事本末》之名反不为人知，甚至作者何人亦无考。《小历》虽有宋刻本，但自明初《文渊阁书目》著录之后亦久佚不传，原本屏迹于天地间已有六百余年。

　　目前流传于世的《中兴小历》只有一个40卷的《四库全书》本，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但此本并不是一个好辑本，主要问题是：一、为避乾隆帝名讳，将原书改名为《中兴小纪》；二、残阙不全；三、馆臣出于民族偏见，窜改原书。而根据四库本的抄本印行的几个传本，如清广雅书局刻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排印本、福建人民出版社排印本《中兴小纪》，则不但上述问题未能解决，反而由于所据抄本“原文讹夺，不可卒读”以及点校不善诸原因，错误较四库本更多。

　　《中兴小历》急需一个整理本。近年来，我曾据宋人文献增补校订此书，虽有所获，终未尽孚人意。然而，有幸的是，我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发现了迷失已久的《皇朝中兴纪事本末》。这一重要发现，为恢复宋本《中兴小历》的原貌提供了可能。

　　《皇朝中兴纪事本末》现存20册76卷，不著撰人姓名，仅题“学士院上进”。每叶11行，行22字。其记事起建炎元年(1127)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迄绍兴二十年(1150)十二月，相当于四库本《中兴小纪》卷一至卷三四的记事范围，缺佚绍兴二十一年至三十二年记事，应非完帙。此本为清雍正九年(1731)的抄本。据书后宋筠的跋语，知抄本所据的底本原为“宋椠精本”。考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五《宋学士院中兴纪事本末跋》，原书亦只有76卷，知宋刻本流传至清初，已有缺佚(原书卷数无考)。

　　朱、宋二人虽为饱学之士，却都未能考知其作者。今按，宋王应麟《玉海》卷四七载：“熊克《中兴纪事本末》，一名《中兴小历》。”而此本卷一七有“韩世清在江东……今敷文阁直学士程大昌亦徽人，知其事，尝亲为克言之”云云，自及作者其名，这段话同样载于四库本《中兴小纪》卷一○。将此本与四库本对校，可以断言，其即《中兴小历》以《中兴纪事本末》为名进呈刊印的原刻本的抄本无疑，其作者即《中兴小历》的作者熊克，而原刻本则下落不明。

　　《中兴纪事本末》的发现，对于整理《中兴小历》和研究南宋中兴史，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订正四库本及其传印本的讹谬。四库馆臣为避满族统治者的忌讳，曾对《中兴小历》大加窜改，书中宋人对女真人的称呼如“虏”、“胡”、“贼”、“夷狄”，以及涉及女真人物、官职、地理名称等，或遇有触其忌避的语句，皆横遭窜改，经此书皆可恢复其原貌，而四库本的大量错讹脱漏之语句也随之得以订正。

　　二是增补四库本及其传印本的缺佚。四库馆臣在辑佚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对原本进行删削，致使今本残阙不全。今据《纪事本末》可增补四库本记事七百条，将近十万字。全书八分之七因此可以恢复宋本的本来面目。

　　三是在新发现的《中兴小历》的佚文中，有大量朝臣关于宋金和战问题和南宋内政问题的议论，及所引今已佚失的宋人笔录杂记，都是研究宋金史的第一手资料。晚出的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虽多征引《小历》记事，却往往不注明出处，且该书同样经过清人的窜乱，其史料价值均不如此本。

　　例如，《纪事本末》卷四六，绍兴八年十二月丁丑诏金人归还河南陕西地一事，涉及宋廷应对和议及朝臣激烈反对诸事，援引御史中丞勾龙如渊所著《退朝录》记事一千余字，为四库本所遗，《系年要录》则编为正文而不注出处，此则为《退朝录》原文，而《退朝录》早已佚失。

　　又如，《纪事本末》卷五一，绍兴十年六月刘FDA2破金兵于顺昌。四库本对此战经过全无记述，缺佚甚多。此书不但有近一千字的记述，还援引了《顺昌破贼录》和《顺昌破虏记》两书的原文，而后一种《三朝北盟会编》、《系年要录》均不见载，惟见此书。

　　再如，《纪事本末》卷五八，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岳飞狱事成，韩世忠质问秦桧岳飞何罪，桧之回答作“飞子云与张宪书不明，其事体必须有”，世忠则曰：“相公言必须有，此三字何以使人甘心?”现存有关此事的史籍“必须有”均作“莫须有”，而近人解释“莫须有”多作“或许有”，几成学术定论。然“莫须有”三字本意即“必须有”，作“或许有”大误，应据此书加以改正。总之，《纪事本末》的发现，使《中兴小历》一书得以基本恢复宋本的原貌，补正数百年来阙佚谬误之文，对于古籍整理工作来说，应当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