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宋代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的全部著述集中在一起，以丛书的形式出版，对深入研究三苏，是很有意义的，也是人们早就期盼的。最近，北京的语文出版社出版了列入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丛书、国家“211工程”建设重点学科项目的《三苏全书》(以下简称《全书》)，终于把人们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这部煌煌20册的《全书》，倾注了编者们的不少心血。有一些新的开拓，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要系统地评论这部书，需要一些时日，这里只谈谈初读后的三个看法，以就正于广大读者。
一、辑佚有新收获
1977年3月，我接受中华书局的委托，点校整理苏轼诗文集。从那时起到现在的25年多中，我一直搜求苏轼佚文，先后完成了《苏轼佚文汇编》7卷、《苏轼佚文汇编拾遗》上下卷，附《苏轼文集》以行世。用力不可谓不勤，发掘不可谓不深，范围不可谓不广。我陶醉在一种比较满足的状态中。
当然，我仍然希望能够从《全书》中得到惊喜。
我果然得到了惊喜。
《全书》所收苏轼的文章中，有几篇我是第一次见到。这里要特别着重提到见于《全书》第14册苏轼文卷九六《书大方广园觉修多罗了义经》一文。文不长，现在抄在下面：
亡室王氏，年二十七岁，七月三十日生，乙巳五月二十八日卒。至九月初九日百日斋设，轼为自写此经，以赠净因大觉禅师，庶用追荐。赵郡苏轼记。
王氏即苏轼的前妻王弗，乙巳当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苏轼、王弗笃于琴瑟之谊。这是研究苏轼和王弗的十分珍贵的资料，其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
《全书》没有说明文章的出处，但据题目"书"字来看，一定出自《大方广园觉修多罗了义经》。搜罗苏轼佚文，竟搜罗到了佛教典籍。我不由得衷心钦佩，我不仅没有这方面的实践，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可见《全书》为搜辑苏轼佚文，下了真工夫。
近些年，我也在广泛搜辑苏辙佚文。我注意到宋人孙汝听编撰的《苏颍滨年表》嘉B073六年(1061)纪事载辙有《谢制科表》。此表不见辙所著《栾城集》。我为此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做了搜求，但无所获。于是，我在我编撰的《苏辙年谱》中，说《谢制科表》一文已久佚。读《全书》，我才知道此文还存在。该文见《皇朝文宦》卷一二二，收入《全书》第18册苏辙集卷六二。这是一篇研究苏辙的重要文章。感谢《全书》之余，
自惭见识不广。
《全书》所收苏辙佚文，还有几篇我原未见过，对我帮助很大。
苏辙在《亡兄端明子瞻墓志铭》中，说到苏轼所撰《易传》、《书传》、《论语说》3部学术著作完成之后，"抚之叹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从苏轼深沉感慨的话中，说明此三书在苏轼的心中所占的极为重要的位置；苏轼坚定地相信，此三书能够传之于后世。
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往往不能随人所愿，苏轼的《易传》、《书传》，完整地传下来了，但《论语说》却失传了。据《全书》的主编之一舒大刚先生考证，《论语说》“在明万历时期已经难觅了”，明末、清初的学人已经看不到了(《全书·论语说叙录》)。
《全书》致力于《论语说》的辑佚工作，收了四川大学卿三祥、马德福二位先生近年这方面的成果，复收了舒大刚先生这方面的成果。三者合计，所收东坡《论语说》已达100多条，成为目前最好的辑本。《全书》办了一件大好事。
《全书》所书三苏诗、文、词，往往于该首诗、文、词之后，附录一些有关资料；三人中每个人全部诗、文、词之后，再集中附录一些全局性的有关资料。这些资料中，有一些是十分珍贵的。现举一例。
《全书》第6册苏洵全部作品后，附录了李良臣的《雅州雷苏贤范堂记》。宋仁宗嘉B073元年(1056)初，三苏父子三人至雅州，拜访了雷简夫，留下了许多遗迹，在当时和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广为流传。南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四七《雅州》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其中即有“贤范堂”。该条说：“贤范堂，在州治，绘雷简夫、苏氏父子像，并刻荐三苏书于壁间。”又在《风俗形胜》中，节引了李良臣《贤范堂记》的两句。附录的《雅州雷苏贤范堂记》，对研究雷苏关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这种关系，正是人们迫切需要了解的。《舆地纪胜》所引李良臣句，不见于附录的文中，可见附录的李良臣文也是节文。尽管如此，它的珍贵价值仍在。举此，可见《全书》的搜辑之劳。姑附述于此。
二、关于《艾子杂说》
《全书》第11册《苏轼文集叙录》有一段一面引用我点校整理的、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文集》第6册《苏轼佚文汇编》的“《凡例》”，一面夹以评述的文字，现摘录其中一部分：
(《苏轼佚文汇编》)对一些传为苏轼之书而未必可靠者，如《艾子杂说》、《渔樵闲话录》、《续杂纂》，编者亦只把它作为附录：“未敢遽定，以其传世已久，又未敢遽弃，今亦入于附录。”
“凡例”，我的书中称“简例”。《全书》编者引号中的话，见“简例”第四条。以下全录该条之文：
寓言故事组编《艾子杂说》，北宋末周紫芝已肯定为苏轼所作，今亦收入本编。《(苏轼)文集》卷七十三有《桃符艾人语》等篇，亦属寓言故事，《文集》入杂记之记事类，殊属不合，今入《艾子杂说》于附录。
《渔樵闲话录》，涵芬楼铅印本《说郛》、明赵开美刊《东坡杂著五种》皆收入。涵芬楼铅印本《说郛》、宛委山堂本《说郛》及《东坡杂著五种》皆收有《续杂纂》。二者均谓为苏轼撰。然未敢遽定，以其传世已久，又未敢遽弃，今亦入于附录。
这里是两段文字。第一段专讲《艾子杂说》(以下简称《艾子》)，完全肯定它是苏轼的作品。第二段讲《渔樵闲话录》、《续杂纂》，讲二者未必是苏轼的作品，但为审慎计，“又未敢遽弃”。
我的表达十分清晰，不可能作出不同的解释。
《全书》编者却把《艾子》与《渔樵闲话录》、《续杂纂》混为一谈，把我评价《渔樵闲话录》、《续杂纂》的观点，扩大并移植到《艾子》。不管编者主观想法如何，在客观上已构成了对我是当代“《艾子》为苏轼所作论”的首倡者的事实的否定。我再郑重地陈述以下事实。
一，我于1985年，在《文学遗产》第3期上，发表了《艾子是苏轼的作品》的论文。
二，由我点校整理、由刘尚荣先生任责编、由中华书局1986年2月出版的《苏轼文集》中的《苏轼佚文汇编》卷七《艾子杂说》第一条校语中，我郑重说明：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小说家类》：“《艾子》一卷，相传为东坡作，未必然也。”《艾子》当即《艾子杂说》。戴埴《鼠璞》之《艾子》条，有“世传《艾子》为坡仙所作”之语，亦不能肯定《艾子》为苏轼所作。肯定《艾子》为苏轼所作者，有周紫芝。周所撰《太仓CB4C米集》卷七有《夜读〈艾子〉书其尾》诗，云：“万里投荒海一隅，八年FE63子与同居。可怜金殿銮披日，浑在蛮烟瘴雨余。奇怪谁书《方朔传》，滑稽空著子长书。不知平日经纶意，晚作儿曹一笑娱。”是《艾子》为苏轼南迁后所作。周紫芝及李之仪(端叔)之门，而之仪与苏轼关系为师友之间，情谊甚密，其说自应充分尊重。就文而论，《艾子》乃寓言体，与《(苏轼)文集》卷七十三《桃符艾人语》、《螺蚌相语》、《记道人戏语》绝相类。《艾子》其中一则及吕梁、彭门，为苏轼为官之地。凡此，亦可为《艾子》出于苏轼之佐证。今以此文入附录，收入本编。
这就是说，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我都早在《全书》出版十六七年前肯定了《艾子》是苏轼的作品。
再看《全书》第5册《艾子杂说叙录》第一段一开始的一些话：
《艾子杂说》，又称《艾子》，旧题宋苏轼撰。《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俱著录，作一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云：“《艾子》一卷，相传为东坡作，未必然也。”戴埴《鼠璞》(学津讨原本)之《艾子》条，亦云：“世传《艾子》为东坡所作。”他们认为此书不一定是苏轼所作，但宋周紫芝《太仓CB4C米集》卷七有《夜读〈艾子〉书其尾》诗(同"《艾子》校语"所引，略)。周紫芝(1081-？)，南北宋之交人；为(按，“《艾子》校语”作“及”)李之仪之门，而之仪与苏轼关系为师友之间，情谊甚密，其说自应充分尊重。由此可见《艾子》为苏轼所作无疑。
可以看出，《全书》的编者与我的“《艾子》校语”的考证结论是一
致的，有的句子，和“《艾子》校语”的句子一模一样。编者用了我的“《艾子》校语”文字，按照常规，应该提到我个人的名字和“《艾子》校语”，编者却没有提。
还有，《全书》把托名三苏的著述，收入“别录”。“别录”除《苏沈良方》外，皆于作者姓名之上，冠以“旧题”(《苏沈良方》，总目中无“旧题”二字，《凡例》有)。收入子部的《艾子杂说》，却也于作者“苏轼”之上冠以“旧题”二字，令人费解。既然已经肯定为苏轼所作，为什么还要加“旧题”二字，岂不多此一举。
三、协作与准备
所有的人，包括那些精力非常旺盛的人，有的时候也难免疲倦，难免出疏误。上引《苏轼文集叙录》大约属于这种情况；作者没有看清楚《苏轼佚文汇编·简例》的文字，做出了错误判断。但值得深思的是，这个并不难发现的问题，竟长时间没有被发现并得到改正。
造成这种情况，原因可能是多方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全书》的审定稿件的机制不健全；因为有效的审稿机制，会把上述疏误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就涉及到组织工作问题。在我看来，《全书》在组织工作方面，还有一个协作尚须加强的问题。我再举几个例子。
一、《全书》第14册苏轼文集卷一一五《若稽古说》云：
“若”稽古，其训曰“顺”。考古之所谓“若”，今之所谓“顺”也。(下略)
《全书》第5册东坡先生志林卷二《若稽古说》则云：
“若稽古”，其训曰“顺考”。古之所谓“若”，今之所谓“顺”也。(下略)
按，前者是，后者有误。
二、《全书》第14册苏轼文集卷一二六《书青州石末砚》有“砚当用石，如镜用铜，此真材本性也”之语。而《全书》第5册东坡先生志林卷一同题文“真”作“其”。
按，前者是，后者非。
三、《全书》第14册苏轼文集卷八六《书鸡鸣歌》引《晋太康地道记》有“后汉固始、FD40阳、公安、细阳四县”之语。
而《全书》第5册东坡先生志林卷二同题文“FD40”作“铜”。
按，前者是，后者非。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一些。
见于同一部书中的文字，竟有如此的差异，不能不令人吃惊。如果协作搞好了，彼此交流一下，取长补短，这类现象就完全可以避免或基本上可以避免。
《全书》第19册卷末《后记》，编者篇末所署时间为2001年3月。编者有“当一年前我们将编纂《三苏全书》的设想提出来时”之语，到今年春夏间《全书》正式问世，知《全书》从规划到编纂到排版印刷装订，总共不过两年时间。虽然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有非常丰富的积累，我个人认为，时间还是稍稍仓促了一些。时间仓促，就很难做好充分检查，充足准备。下列两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全书》第9册苏轼诗集卷四五《虔州吕倚承事年八十三读书作诗不已好收古今帖贫甚至食不足》诗附录有何FD41《春渚纪闻》云云。
按，此《春渚纪闻》乃《潘子真诗话》之误。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一引《复斋漫录》，宋施元之、顾禧《注东坡先生诗》，元陈秀明《东坡诗话录》卷下皆引及。
《全书》第17册苏辙集卷五九引《苏颍滨年表》，有《刘惟简等除内侍省押班词头不当奏》，于“凡内批转官”句后，脱去“或与差遣”四字。
就“全”来说，《全书》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遗憾。因为当代一些有关成果，没有收进来。这也是《全书》准备不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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