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总379期(2002年第9期)刊登了一组三篇文章：
(1)《古籍办全面检查2000、2001年度古籍整理出版补贴完成情况》；
(2)《2000、2001年度古籍整理出版补贴项目完成情况综述》；
(3)《2000及2001年度古籍整理出版补贴项目完成具体情况》。
紧接着《简报》总380期(2002年第10期)又刊登了一组两篇文章：
（1）《国家古籍整理“十五”(2001—2005年)重点规划执行情况综述》；
(2)《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重点规划执行情况》。这一系列文章朴实无华，有根有据，完全是从调查研究中得来的。它们一洗假大空的浮夸习气，崇尚用事实说话，用数字说话，是眼下难得一见的好文字。我们从中既可以看到最近两年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真实情况，又可以看到当前国家有关古籍整理出版的政策倾向和工作的重点所在。匆匆拜读之下，精神时而昂奋，时而低回，心头不觉涌上四句惯常用语，即成绩很大，困难不少，人才堪忧，前景看好。下面我想就这四句话写几点我的真实感受，权作《简报》读者的一种回音。
先说成绩很大。第一，我看自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重新组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以来，古籍小组对全国范围内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加强了制定规划过程中的可行性研究，一是加大了落实规划的管理力度。这次古籍办检查2000、2001年度古籍整理补贴项目完成情况也好，调研“十五”重点规划执行情况也好，都是古籍领导小组狠抓规划的制定和落实的重要举措。通过这种深入细致的检查、调研工作，可以把握最前沿的信息，了解现实中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各种情况，便于不失时机地调整政策、修订规划，以保证重点项目的如期完成，并保证如期完成的项目有一个很好的学术质量。我认为古籍办加大管理力度，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是一种很好的工作作风，坚持下去，必将进一步推动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向着更加协调、更加有序的方向加速发展。
第二，从对2000、2001年度补贴项目完成情况的检查结果看，63家出版社所承担的197个项目，现已完成103项，完成率52.3%。这个比率刚刚过半，似乎不是太高，但只要看一看所完成的都是些什么项目，就会知道它的含金量究竟有多大。例如：
(1)大型影印古籍类，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碑帖精华》、中医古籍出版社的《影印历代珍稀版本医籍丛书》、线装书局的《国内失存的宋元珍籍影本丛书之一——日本皇宫存藏宋版》、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唐抄文选集注汇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安徽大学出版社的《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名人信札747通》等；
(2)点校注释类，有岳麓书社的《丘逢甲集》，巴蜀书社的《吕氏春秋》，黄山书社的《吴汝纶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苏轼诗集合注》、《全祖望集汇校集评》，中华书局的《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欧阳修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的《水经注注释本》，福建人民出版社的《陈石遗集》，云南民族出版社的《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校注》等；
(3)纂辑新编类，有山西古籍出版社的《全辽金诗》，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中华书局的《全唐五代词》、《全清词》(顺康卷)，吉林文史出版社的《全唐文新编》，江苏古籍出版社的《全元文》等；
(4)出土文献类，有文物出版社的《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FD3F》，中华书局的《关沮秦汉墓简牍》等；
(5)撰著类，有北京古籍出版社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吉林文史出版社的《中国历代典章制度研究丛书》、商务印书馆的《史记版本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王渔洋事迹征略》、安徽大学出版社的《唐刺史考全编》等。以上这些书均可归入重要典籍、最新文献或有分量的学术专著之列，说明仅只短短的两年时间，在古籍补贴专款的支持下，古籍整理出版的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第三，从对“十五”重点规划执行情况的调研结果看，总共200项选题，现已全部完成的有24项，部分完成的有16项，两者相加共计40项，占总数的20%。两年时间完成了五年规划的五分之一，从理论上说不该大加肯定。然而分析一下事物的主体，看一看承担着主要规划项目的几家出版社完成任务的情况，又不由让人欢欣鼓舞、拍手称庆。譬如《简报》特提出表扬的中华书局，承担选题31项，现已全部完成或部分完成10项，占总数的30%以上，其余项目也大多在排印当中。又如获得表扬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承担选题22项，现已全部完成或部分完成9项，占总数的40%以上，其余要么已在排印中，要么因选题变更而撤销。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是古籍整理出版的两大重镇，他们完成规划项目的形势好，也就预示着如期实现规划的目标有保证。何况承担项目较少的专业古籍出版社，如线装书局、上海书店出版社等，早已100%完成了所承担的项目。从这个角度来评说这两年古籍整理出版的成绩很大，恐怕不会有人认为是说过头话。
第四，在古籍整理出版的大环境不甚理想的前提下，古籍整理出版却以其出书品位高、学术含量大，赢得了非专业古籍出版社的关注，纷纷介入其间，不惜斥巨资制作大项目。譬如大象出版社原是一家教育社，在“十五”期间拟推出1000万字的《全宋笔记》，不但有校，而且有注，立志超越此前的所有整理本，第一批10册即将在今年内出版。又如商务印书馆的《中国古籍海外珍本丛刊》(200万字)、河北人民出版社的《苏轼全集校注》(700万字)、江西人民出版社的《黄庭坚全集》(100万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清文海》(1600万字)、湖北人民出版社的《中华治水典籍备要》(3000万字)、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古文字诂林》(1000万字)、浙江教育出版社的《王国维全集》(610万字)、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宋登科记考》(500万字)等，皆称得上是“十五”期间的重大选题。他如高校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历代文话》(800万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乾隆朝起居注》(19000页)、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宋人年谱丛刊》(300万字)等，也当属于鸿篇巨制。古籍整理出版能够吸引众多具有经济实力的出版社参与，这是一件大好事。现存古籍浩如烟海，必须保证有较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投入，才能使整理出版保持一定的规模，才能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坚持做下去。以古籍整理出版的专业队伍为主，辅以各家有志于古籍整理的新兴力量，彼此协同互补，这也是古籍整理出版取得很大成绩的一个显著标志。
接着来说困难不少。首先，从根本上说，古籍整理出版必须面对一个愈来愈市场化的大环境，而古籍整理出版无论是其出版的规模效应，还是其出书的时间效应，都不可能和教育、经济、政治等类读物相提并论，更无法和影视、娱乐、旅游等快餐文化类读物作比较。在现阶段，古籍整理图书要做到投入与回报相等值已属不易，更不必奢谈赚取什么巨额利润。因此，要保持古籍整理出版能够按现在的规模继续下去，不致趋于衰微，国家势必要在政策上有所倾斜，在经济上给予大力扶持。事实上早在20年前国家就已经每年划拨专款用于古籍整理研究、人才培养和出版补贴。现在用于整理研究、人才培养的专款数额又已加大，用于出版补贴的专款也当会相应有所增长。我们从检查和调研的情况明显感到，经费不足乃是制约规划完成、提高学术质量的最紧迫问题。譬如吉林文史出版社原承担“十五”规划项目《敦煌诗歌》，拟于2002年出版，现已“因经济原因转至作家出版社”；齐鲁书社承担的规划项目《山左戏曲集成》(300万字)，“原定2004年出版，该项目数量多投入大，资金未落实，难以在‘十五’期间完成”；中医古籍出版社承担的规划项目《中医古籍孤本大全》，原拟出20种，现在仅出了4种，“其余等筹集资金陆续出版”。还有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承担的规划项目《上海图书馆馆藏古籍善本书志》，原计划1000万字，“因经费中断，‘十五’期间不能全部完成，只能完成其中的《上海图书馆馆藏古籍善本题跋》”；四川大学出版社承担的规划项目《宋代史籍考》，100万字，“原定2001年出版，因经济原因暂不安排出版”。最近两年全国古籍领导小组不断增大出版补贴的投入，专业古籍出版社完成国家规划项目的压力，应该说已经大大减轻，但遇到整理难度加大、时间不得不拖延时，仍有些力不从心之感。
其次，全国二十几家专业古籍出版社，在经济重压之下，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之道，为了在图书市场上竞争尽可能多的份额，现在大都变换了经营策略，极力开拓市场适销的图书品种。这当然是与时俱进的明智之举，是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必由之路。但随之伴生的问题是，古籍社所着力开拓的选题多与古籍整理相去较远，而限于经济承受能力无情砍削下来的选题却又非古籍莫属。如果说古籍整理曾是古籍社的大道，那么现在有的古籍社已经让开大道走两厢，几乎专门去和教育社、少儿社、旅游社乃至美术社一争短长了。前年古籍办曾做过调研，发现不少古籍社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只占全部出书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所以，略翻一下古籍办这次的检查、调研报告，就会看到有的古籍社在“十五”规划的前两年只承担一二项选题，还有的只是一项选题，也要推迟出版，或干脆因故撤销。这种情况虽主要出于形势的逼迫，但怎么说也会对规划的制定和完成，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造成困难。
再说人才堪忧。这里有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是整理者队伍，一个方面是编辑队伍。整理者队伍方面，从“十五”重点规划执行情况、近两年出版补贴项目完成情况可以看到，有的项目(如辽海出版社的《周易全解》)因整理者去世、后继乏人，不得不予撤销；有的项目(如花山文艺出版社的《日本入华求法僧人行记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总目》)因整理者年事已高或生病住院等原因，不得不将进展推迟。还有的项目(如华夏出版社的《本草纲目研究大成》)大概是因为整理者所交来的稿子达不到出版要求，“因退改拖期”。更多的情况，报告中只注明“作者未交稿”、“推迟交稿”，搞不清其背后究竟有何问题。不过目前古籍整理队伍青黄不接，人才流失，转投别个专业，这倒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今之计，加强青年学子的培养，用政策留住目前立足于古籍整理出版领域的人才，激发离退休人员焕发余热，恐怕是当务之急。
至于编辑队伍问题，我想最先让人想到的，应该是有经验的合格的古籍整理出版的编辑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试看现在二十几家古籍社数百名编辑中，到底有多少人曾经长期从事过古籍编辑的工作？到底有多少人眼下正在真正从事古籍编辑的工作?还可以统计一下，古籍社的业务骨干又有多少人流向科研、教育部门，或者其他经济效益较好的出版社。相信摸过这些情况以后，是会让人吓一跳的。即便正在古籍整理工作岗位上的编辑，其中某些人的状况也令人不无忧虑。只要看一看我们选题策划思路的相对封闭，看一看我们整理出版的图书中存在的诸多讹误，便不难想到作为古籍整理出版的专职编辑，要想达到像出版界前辈张元济先生那样的学术水准和敬业境界，我们的确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全国古籍领导小组已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必要的关注，责成古籍办于前年和去年连续举办了两期古籍编辑培训班。培训班既请高校、图书馆的古文献专家讲授古籍和古籍整理的系统知识，又请出版社的老编辑传授审读和编辑加工书稿的原则和要求，还请古籍小组领导、各家出版社负责人宣讲古籍整理出版的形势与任务，以及选题策划、图书营销、经营管理等经验，使学员们确实受到了一次理论联系实际、增长知识、增长才干的教育，收到了学以致用、立竿见影的效果。我认为这一举措于公于私皆为一大好事，功在当代，泽被千秋，其影响将会是十分深远的。不过这也仅仅是个良好的开端，贵在持之以恒，今后如能形成制度，定期组织学习，不断提高职业道德和业务水平，必将为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健康生存、快速发展提供根本保证。
最后来谈前景看好。古籍整理出版面临几百家出版社挤占图书市场的严峻挑战，自身又处于市场份额有限、经济实力不足的困难境地，前景看好从何说起?我认为不妨从四个角度去看。第一，党和国家一贯重视继承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提倡整理出版古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目前党和国家又不断加大投入，大力推进社会科学的发展。这无疑在社会舆论上在文化环境上为古籍整理出版创造了有利的机遇。最近，由文化部、财政部牵头组织实施，国家投入巨资启动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力求将现存古籍善本网罗殆尽，使之化身千百，永离不虞之灾。国家如此之大的举动，不光具有象征意义，而且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我们从中可以读到有助于古籍整理出版发展的信息。第二，古籍办关于“十五”规划执行情况综述的开头说：“为了了解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重点规划的完成进度，掌握规划的实施情况，以利对规划进行及时调整，确保‘十五’规划的顺利完成。”这几句话切不可等闲视之，它实际上表明了古籍整理出版的领导机构制定规划的严肃性，以及完成规划的决心和信心。古籍整理出版领导机构落实规划的决心有国家古籍整理专项经费作后盾，相信一定能够实现。其实这也就意味着规划内项目肯定会得到出版补贴，因而能够减少出书过程中的困难，保证如期出版。国家资助的项目愈多，古籍社的日子愈好过。随着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补贴的增多，古籍整理出版的窘迫局面也会有所缓解。第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当前图书市场上普遍存在的无序竞争状况，应该能够得以遏止。譬如现在有不少非古籍出版社依仗财大气粗，上了一些大项目，装潢印制似无可挑剔，但其整理体例及学术质量却让人不敢恭维，原因很简单，他那里缺少熟悉古籍整理的编辑。我看这就是一种无序竞争的表现。如果今后按照市场规则办事，古籍社与非古籍社完全可以在责权利分明的前提下，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推进古籍整理出版既要质量又要数量的稳步前进。第四，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组建出版集团，专业古籍社进入集团以后，在资源配置、资金流动、市场开拓等方面都将会得到改善。我很看好出版集团的强力运作能力，自然也就看好古籍整理出版的前景。
除了上面说的四个方面，我认为还有一点也是重要的，这就是古籍整理出版领域现有的人才优势。据了解，现在进入古籍社的青年人多数学历很高，虽非科班出身，但接受能力绝不容置疑。古籍整理出版的领导机构已经注意了对在岗编辑的培训，他们有了必要的理论知识，加上实践中的磨练，应该很快就能担当胜任愉快的角色。尤其值得庆贺的是，这一代青年人成长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耳濡目染，已经对市场有了比较多的认识。当需要把古籍整理图书纳入市场运作时，他们不但不会排拒，反而会主动适应市场、培育市场，甘做市场弄潮儿。惟其如此，他们在策划选题上思路会更加开阔，在图书营销上点子会更丰富，在和读者的交往上会更具亲和力。我寄希望于这一代青年编辑，也极看重这一代青年编辑，认为他们足以代表我们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美好未来。市场经济的一切竞争皆置根于人才竞争，留住人才，更多的吸纳人才，就是在开创古籍整理出版的美好未来。
以上拉杂写来只是一些片断的感想，谈不上理论，也谈不上策略，如果可以占用贵刊篇幅，发挥一点作用的话，那么就让它去提醒读者有机会最好能再次拜读古籍办的这两组文章，从中是会获得很多教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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