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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成武《诗圣:忧患世界中的杜甫》简介
孙
微
关于诗圣杜甫的传记,案头已有了各具特色的数种,读罢韩成武先生的新著《诗圣:忧患世界中的杜甫》(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一书,发觉该书不仅广泛吸收了前贤今人的大量研究成果,又能在诸多方面有所创见。总结起来,此书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色。
一、杜甫形象鲜明,精神感人。本书以较简省的笔墨,融杜甫生平传述、诗艺评说及其心路历程三者于一体,既真实准确地勾勒出杜甫一生的漂泊行迹,又藉其将杜甫的生活、心境与其创作的关系等均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从而完整地描述了符合历史真实的杜甫的精神风貌与独特性格。作者将忧患世界中的杜甫,其忧喜、其歌哭,活生生地展现于读者面前。而且通过为诗人作传,作者特别强调了杜甫的社会价值,就在于他在自己所处的时代里,用个人鲜活的生命历程,完美地进行了一次崇高人性的实践,向世人证明了这种崇高人性的客观存在。杜甫精神所产生出的巨大感染力必将沾溉后人,而凸现和弘扬这种精神,将这精神的盛宴呈现给读者,也正是本书最成功也是最有意义之处。作者在全书结尾意味深长地指出,在当前人类面临的道德危机、精神危机、文明危机、价值危机和生态危机等五大危机之际,杜诗必将为其化解起到重大作用。这都是针对现实的发人深省之论。
二、线索清晰,脉络分明。此书以精审的态度对杜甫一生行迹进行了细致的勾划,对其一生漂泊的行止时间,都在严谨考证的基础上予以准确说明,如乾元二年(759),杜甫“一岁四行役”,从洛阳赴华州、远走秦州、南下同谷、以至入蜀的跋涉行迹,本书都能从杜诗及相关史料出发,标示出其行止的确切时间。而对行止中那些学界尚有争议的问题,作者仍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例如对杜甫何时离蜀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其时间在严武死前,并以杜诗中无哭严武诗为证,本书作者指出:“严武既未去世,杜甫离蜀前应该与之告别,这样的告别诗是无论如何不可不作的,但是杜集中没有。”这些地方都可见出作传者深思明辨之功力。
三、博采众长,独树一帜。此书对他人的研究成果都一一列出,既不掠美,也不盲从。遇有歧见,辄存之注中以供研究者参考,这样使行文简捷而又暗含了很高的学术内涵,如对《题张氏隐居二首》中之“张氏”的考证,书中便采用了张忠纲先生所考出的“张〖FJF〗B94C〖FJJ〗”之说;又如关于杜甫参加进士考试之事,依香港学者邝健行之说,认为“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杜甫返洛,次年参加在长安举行的进士考试。”这些当代最新研究成果的吸收,颇显出著者的从善如流,亦无形中为本书增色不少。此书虽大量吸收了古今的研究成果,然其去取又甚为严格,这其间是融注了作者的深刻思考的,如对《登楼》一诗,历代注家多以为“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二句写江山壮伟,作者却认为此时吐蕃仍占据着大片国土,“花草尚有春来日,国事依然严冬时”上句是写他铺天盖地的忧思,下句亦然,“写玉垒山的浮云变幻不定,自古至今不能平息,也不是在赞美山的雄伟,而是借浮云的变幻不定喻指吐蕃对唐王朝的时战时和。”这样的解析杜诗可谓使人茅塞顿开,诸如此类精辟的结论都出之于作者对诗意的深细体会。
四、深思明辨,新见迭现。作为一部学术专著,本书在杜甫研究上的大量创见尤为引人注目,例如在杜诗编年方面就澄清了一些旧谱的混乱。如《从人觅小胡孙许寄》一诗,黄鹤编在秦州诗内,仇兆鳌、杨伦等皆从之,梁权道编在大历二年夔州诗内,本书作者认为:杜甫在秦州时衣食无着,难能产生给饥儿小猴耍的心思,而在大历二年,小儿宗武已14岁,又超过了“童稚”的年龄,唯草堂落成这年,宗武7岁,而且小猴产地南州距成都不远,因此将此诗编在杜甫居草堂期间。再如《同谷县作歌七首》其六“蝮蛇东来水上游”句之“蝮蛇”,清人浦起龙认为喻叛将史思明,当今注家亦多持喻指之说,本书指出:“同谷七歌”其他各篇均写寓居之困苦,何以此篇独有所喻指呢?并认为“蝮蛇出游,说明天气变暖,而天气变暖,对于无衣御寒的杜甫来说,是天大的喜事。正因为这喜讯是蝮蛇传报的,故杜甫不忍斩之……这里,杜甫迂曲地表达了他对春讯的盼爱,也正好反映出他过冬的艰难,所以这首诗仍然是写生活困苦的。”如此解释就显得比较通融,且兼顾组诗整体。这样的例子不一而足。
总之,本书所取得的成绩,固然应归之于作者深沉的崇杜爱杜之情以及十余年来沉酣于杜诗所得的深刻理解,然也与其自甘寂寞、不慕名利、对学术〖FJF〗B95A〖FJJ〗〖FJF〗B95A〖FJJ〗以求的执着精神密切相关。此书与作者此前业已出版的《杜甫诗全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既构成了作者本人杜诗学研究体系中重要的一环,也是其杜甫研究的又一重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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