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2001年11月文物出版社出版。

　　本书收录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所出全部竹简。该墓位于今荆州市荆州区城外1.5公里处的江陵砖瓦厂内，1983年12月由湖北省荆州博物馆配合发掘。墓葬年代当在西汉吕后二年（前186）或稍后，墓主人是一名基层官吏。自1985年《文物》第一期刊载《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以来，该墓部分简文内容陆续披露，一直吸引着学术界的关注。本书的出版，实现了许多简牍学者的夙愿。

　　全部竹简计1236枚。由于出土时竹简保存情况比较完好，可知各种简书原来是各自成卷堆放在一起的。除遣策另置它处，其余竹简均存放在一个竹笥中。竹简内容相当明确，有历谱、《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算数书》、《盖庐》、《引书》、遣策。历谱、遣策的名称是整理小组拟定的，《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算数书》、《盖庐》、《引书》等6种为原有篇题。

　　《二年律令》简526枚，含27种律和1种令。27种律是：《贼律》、《盗律》、《具律》、《告律》、《捕律》、《亡律》、《收律》、《杂律》、《钱律》、《置吏律》、《均输律》、《传食律》、《田律》、《□市律》、《行书律》、《复律》、《赐律》、《户律》、《效律》、《傅律》、《置后律》、《爵律》、《兴律》、《徭律》、《金布律》、《秩律》、《史律》。1种令是：《津关令》。这是一部吕后二年实施的法律，反映了汉律的主要部分和基本框架，使久已失传的汉律重见天日，实为中国法律文献史上一次伟大的发现，是今后研究汉律及其上承秦律下启唐律的法制系统最基本的原始资料。

　　《奏谳书》简228枚，系自春秋至西汉初期22个案例的汇编。其中除了2个春秋时期的案例只是事例的记述，大多案例是完整的司法文书，为秦、汉司法诉讼程序和文书格式的具体记录，从中可见秦汉法制实施的具体情形。如果说《二年律令》只是抽象枯燥的法律条文，那末《奏谳书》则是形象生动的案例故事，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二年律令》和《奏谳书》，在张家山汉简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不仅数量大，而且内容珍贵，并广泛涉及汉初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家庭、婚姻等许多方面，因此也是全面认识研究汉代历史文化的原始新材料。

　　《脉书》简66枚。内容分两部分：（一）依照从头到足的顺序记载60余种疾病的名称。（二）人体经脉走向及所主病症等。《脉书》的发现，为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卷前佚书应由《足臂十一脉灸经》和《脉书》构成提供了确证。第二部分内容大体与马王堆汉墓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相同，可以互相对勘补足。

　　《引书》简112枚，即导引之书。《引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讲论四季的养生之道，第二部分叙述导引术式及用导引术治疗疾病的方法，第三部分说明导引养生的理论。这部《引书》的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帛书《导引图》可互相印证。它与《脉书》为祖国中医文献宝库增添新的篇章。

　　《算数书》简190枚，实际上是一部数学问题集，共收69个问题。大多算题由题文、答案、方法等三部分构成。算题包括分数的性质和四则运算、各种比例问题、盈不足问题、体积问题、面积问题等。有的算题形成于西汉以前，是战国或更早些时期的数学知识。《算数书》与《九章算术》前七章的内容十分接近，两者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从成书时间看，《算数书》是一部比《九章算术》更早的数学著作，反映了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数学发展的水平，在中国数学史上享有重要地位。

　　《盖庐》简55枚，是一部兵家著作。全书分九章，各章都以吴王盖庐的提问开头，下为申胥（伍子胥）的回答。内容主要是治理国家和用兵作战的理论，带有浓厚的阴阳家色彩。《汉书·艺文志》兵技巧家有《五子胥十篇》图一卷，可能与此书有关。这部兵家佚书的出土，给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史和思想史增添了新材料。

　　历谱简18枚，记载汉高祖五年（前202）四月至吕后二年（前186）后九月间各月朔日的干支。它是一份当时的实用历谱，与关沮秦汉墓的历谱简牍一样，均为研究秦汉时期历法演变的珍贵原始资料。

　　遣策简41枚，是该墓随葬物品的清单。

　　书后附录《竹简整理号与出土号对照表》、《竹简出土位置示意图》，提供竹简考古背景，对进一步整理研究简文具有很大意义。

　　该书发表全部竹简的原大照片和释文、注释。整理编撰工作由著名学者李学勤领衔，连劭名、舒之梅、彭浩、李均明等参加。该书的编撰，继承发扬了20世纪70年代出土文献整理的好传统，规范精当。当然，如能将有关考古资料一并发表，那就锦上添花，更加完满了。文物出版社一向重视文物照片，素有图版制作精细的优点，本书的印制装帧均属上乘。

《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一）》

　　《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一）》，马承源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

　　本书收录上海博物馆1994年入藏的部分竹简文书，共计3种。3种竹书分别定名为《孔子诗论》、《缁衣》、《性情论》。书中依次发表3种简书的图版和释文考释。书前有陈燮君《序》、马承源《前言：战国楚竹书的发现保护和整理》及《凡例》。

　　上海博物馆1994年入藏的竹简文书，据马承源《前言：战国楚竹书的发现保护和整理》介绍，包括前后两批：第一批1200余枚，为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得，于当年5月间入藏，得到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鼎力相助；第二批497枚，为香港朱昌言等先生出资收购，于当年年底捐赠上海博物馆。消息传出，引起简牍界极大兴趣。后经媒体报道，进一步引起社会广泛注意。2000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上海博物馆展示了部分简影，学者们纷纷呼吁尽快发表整理材料。顺应大家要求，上海博物馆决定分批陆续出版。本书即为第一册。

　　从《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第一册看，给人总的印象是做得相当细致精心，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首先是书中的图版特别值得称道。在该书的《图版》部分，刊载3种竹书的每种缩小的排序图版和每简放大3.65倍的图版，均为彩色，效果很好，显示了较高的图版摄影、加工、印制水平。放大的竹简图版旁有相应的释文。马承源《前言》指出：“将每简放大彩印，以提供给读者对文字隶定和注释考订的最大方便。”的确，这为读者直接进行文字隶定、竹简缀合、排序编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是功德无量的高明之举。《前言》又说：“本书不仅是提供给古文字专业工作者，也是提供给广大书法爱好者的，因为简书在书法艺术史上也是一种至关重要的遗产。”同时顾及到了读者对战国书法艺术的欣赏需求，也值得提倡。

　　书中的《释文考释》做得相当细致，包含了许多基础性的比较研究。《孔子诗论》，29枚，约1006字。整理者又将其细分为《诗序》(第一至第四简)、《讼》（第五至第六简）、《大夏》（第七简）、《少夏》（第八至第九简）、《邦风》（第十至第十七简）、《综论》（第十八至第二十九简）。在释文考释前，有“说明”交待该篇竹简形制和整理方法。接着按序逐一作释文考释。每简首列黑白原大竹简照片；接写释文，释文中保留了原简的重文符、合文符、墨钉、墨节、墨钩等，异体字、通假字后加括号注出正字、本字；以字、词或短语为单位进行注释考证。后附《竹书本与今本诗篇名对照表》、《孔评诗义与毛诗小序评语对照表》。最末还有“篇后记”，联系春秋时代流行的吟诗言事、赋诗明志的风气，探讨孔子论诗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

　　《缁衣》，24枚，计978字。“说明”交待竹简形制、书写特点后，初步比勘研讨上博本、郭店本和今传本这三本《缁衣》的异同。释文充分利用了《郭店楚墓竹简》的整理研究成果，考释注意将上博本同郭店本、今传本《缁衣》联系起来讨论。后附《上博简〈缁衣〉与郭店简字形对照表》。

　　《性情论》，40枚，计1256字。“说明”首先概括讨论本篇的内容；接着指出本篇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的不同之处，即：用字、分章、文句繁简的不同；最后交待竹简形制、书写特点。释文考释同样充分利用了《郭店楚墓竹简》的整理研究成果。附录有二，一《残简》，二《上博简〈性情论〉与郭店简字形对照表》。

　　上述3种简书中，《孔子诗论》是第一次问世，目前还没有找到可资直接比照的文献材料，因此格外引人注目，迅速掀起了一股讨论的热潮。2002年3月31日—4月2日在北京举行的“新出楚简与儒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由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和台湾辅仁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上，《孔子诗论》便成为会议讨论的一个突出热点。无论是文字的考释，还是竹简的缀合编排，甚至篇题的定名等基础性的整理工作，还有许多难题要解。

　　值得强调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十分重视该书的出版工作，这从书末的版权页所署的编校设计人员名单便可看出，尤其是编辑人员分策划编辑、特约编辑、执行编辑、责任编辑、技术编辑，分工细致，体现出过细工作、生产精品的思路。上古第一次涉足简牍书籍的出版便达到了如此高的起点，思想重视、组织落实应该是基本的一条。

　　该书的出版，为上博楚简整理研究开了一个好头，给古文字、古文献、楚文化、思想史、文化史等诸多领域带来了后续研究的广阔空间和新鲜课题，也为今后简牍的整理出版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其意义是多方面的。

（续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