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全国高校古代汉语教学研讨会召开

　　《光明日报》2002年6月23日载，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一届全国高等院校古代汉语教学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全国26所高校的40余位代表就几十年来古代汉语教学进行了回顾，并就目前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古代汉语课程是全国高等院校普遍设置的基础课程之一。近年来，古代汉语教学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文言文篇目增多给古代汉语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目前大学古代汉语的课时减少，而大学生选修的科目越来越多。为此，需要编写更理想的古代汉语教材。代表们认为，新的教材应当提高起点，扩大课外的阅读量，使学生更多地接触原著，另外，也可适当改善教学手段，如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等。

《中华汉语工具书书库》出版

　　《光明日报》2002年6月25日载，由李学勤先生主编的《中华汉语工具书书库》已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共计200余种，100册，主要收集自秦汉至民国间的汉语工具书，含字典（一般字典、形体字典、辩证字典）、词典（一般词典、虚词词典、方言俗语词典、专科词典、人名词典）、韵书（含诗词曲格律）、书目等。该书集中国传统工具书之大成，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古典工具书丛编，相当于一个小型工具书图书馆。其特点是，工具性强，搜罗全面，编排有秩，序跋齐备。

前四史索引出齐

　　《中华读书报》2002年6月26日载，由李波、李晓光编制的《史记索引》、《汉书索引》、《后汉书索引》、《三国志索引》日前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齐。这批索引的特点，一是全面，如《史记索引》的检索种类分为七种，即“单字索引”、“人名索引”、“地名索引”、“援引著作索引”、“专有名词索引”、“补遗索引”、“衍文索引”。二是所用底本通行易得。《史记索引》所采用的底本是1985年版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这一版本既为目前通行的版本，又为国内外学界公认为通用的版本。第三个特点是准确性强。

宋代楷书衰落原因初探

　　《山东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载刘胜角《宋代楷书衰落原因初探》一文认为，两宋320年较为和平的环境，客观上给楷书的再度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条件。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楷书在这个时期走向了衰落，大部分书法家只是步前人后尘，篆书、隶书也是如此。究其原因，有以下四点：一是书法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使然，汉字五大体到唐代已基本定型。二是宋代书法家“尚意”的理想选择对楷书艺术追求的淡漠，在这方面受理学和禅宗的影响特别大，欧阳修的“乐心说”、苏轼的“新意说”、黄庭坚的“无法说”、蔡襄的“神气说”等即是代表。三是宋代的“经义取士”取代了唐代的“书判取士”，科举和学校教育立场的改变削弱了楷书的地位。四是宋代印刷文化的发展对楷书艺术产生了巨大冲击。

关于“《西厢》制艺”

　　《扬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载王颖《“〈西厢〉制艺”考》一文认为，《西厢》制艺是一种独特的戏曲评论方式。《才子西厢醉心篇》是最常见的一种《西厢》制艺汇编。一般认为其作者是明代人，并由金圣叹或陈维崧整理及编辑。但经过查阅不同《西厢》版本，发现《西厢》制艺并非只有《才子西厢醉心篇》一种，其产生和流传都包含着复杂的因素。而且，《西厢》制艺的创作始于清代，但金圣叹、陈维崧等并非其作者或编者。

历史研究要靠考证

　　《扬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载祁龙威《考证学与历史研究》一文认为，如同研究自然现象靠实验那样，研究人类社会现状，靠调查；研究人类社会过去，靠考证。考证的对象是史料，包括书证、物证和人证。考证的方法是归纳比较法，其效果是解决各种矛盾。“校勘”解决版本是非；“辨伪”解决证据真伪；“考异”解决记载异同，考证是其总称。考证萌芽于先秦，盛于两宋，大盛于清代。近世学者引进西方的“实证论”，改进了乾嘉考证学。现在，我们应当用更科学的“辩证法”，再次改进考证学。新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主流，从关系全局的方法上说，必将是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相结合。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举办系列学术讲座

　　《敦煌研究》2002年第2期载，为了促进敦煌研究院内部的学术研究，活跃学术气氛，增进研究人员相互了解，并向着学术联合与“研究班”方向发展，同时为了开拓研究空间，创新研究方法，本着学术平等、自由、真诚、创新的原则，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决定建立不定期的学术讲座，由所里研究人员或邀请院里其他部门研究人员为主讲人，适当时候邀请院外学者专家主讲。今年3、4月期间在所里举办了五期学术讲座，由考古研究所王建军、张元林、袁德领、沙武田、梅林主讲，讲题为《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研究》、《莫高窟第285窟与元荣集团的佛教政治理想》、《祖师说与敦煌莫高窟》、《敦煌石窟于阗国王“天子窟”考》、《日本的佛教美术与考古研究概述》等。

应对苏轼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载朱靖华《苏轼的综合论及综合研究苏轼》一文认为，苏轼研究如欲有所突破，就必须从“全能”、“通才”的视角来观察和探索苏轼，要改变当前单纯以诗论诗、以画论画等偏执一隅的狭隘做法，走向综合交叉研究的康庄大道。因为苏轼本身就是艺术综合论者，他的“体兼众妙”、“兼百技”及“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等著名论断，阐明了他鲜明的综合融通的艺术观点；而“通其意”的创发理论，更丰富了他多技巧多风格融通创变的创造性实践。研究者不仅宜具备诸种艺术科学知识和多项创作技巧的修养，还应具有综合交叉、兼通互融的辩证思维能力，才能深层次、多角度地发现其诗画书法叠印复加的精湛技艺，研究他心灵中将各种艺术文化要素实行有意义的综合所产生的无比浑厚、极富意义而又不可预料的新论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