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戏剧是一种古老的文化样式、它独具特色，凝聚着中华文化深厚的美学精神。元杂剧是中国传统戏剧的重要形式，在中国戏剧史和中国文学史上均占有重要位置，王国维曾称赏元杂剧为“一代之绝作”（《元杂剧之文章》），胡适也力赞其为“第一流之文学”（《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评论家对元杂剧的评价如此之高，但从戏剧学角度而言，研究者对元杂剧艺术水平的认识却不尽一致，尚存异议。因此，戏剧艺术界需要一部全面展示元杂剧面目的专著。日前，江苏古籍出版社推出的《元杂剧史》正是一部全方位展示元杂剧艺术成就的力作。

　　《元杂剧史》的著者李修生先生长期从事戏曲史的教学与研究，近年又主持《全元文》的编纂工作，并多次主持召开元代文史研讨会，可以说对元杂剧的情况了然于心。而这部《元杂剧史》正是他长期从事戏曲研究的重要成果。

　　大凡写史，总要不断吸取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利用现知的文物资料。《元杂剧史》正是在对前人研究成果和文物资料方面有更多的利用和相当充分的论述方面体现出其特色。李先生对此前元杂剧研究者的重要成果进行了充分发掘，比如，明代赵氏脉望馆所藏大量杂剧剧本及其他难见的元杂剧剧本，还有近40年来发现的诸多戏曲文物等重要材料都在这本《元杂剧史》中得到反映，作者依据对大量原始资料的研究而立论，时时闪现出思想的火花。

　　《元杂剧史》的又一特色是它在结构布局方面的独到安排。这部著作全书共分为六章，分别是：导论、中国传统戏剧的渊源和元杂剧的分期、元初杂剧、元中期杂剧、元晚期杂剧、余论。粗看起来，似无多少新颖之处，但只要深入下去就会看到，作者将第一章的第一节定为“元刊杂剧的面目”，这种一开始就使读者知道杂剧的“正宗”面貌，然后再一一展开其他内容的结构方式，是从教学经验出发而进行的，不同于一般的章节设置，却显示出了别具特色的面貌。另外，作者对某些元杂剧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往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从杂剧分为初、中、晚三期的基本认识出发，把王实甫列为中期作家，又把马致远的戏剧创作分为前后二期，前期在“元初杂剧”杂剧在至元中进行论述，后期则置于“元中期杂剧”中予以分析。这样的安排并不是随心所欲的。马致远的生卒年难以确考，只能从他“写诗曾献上龙楼”(［女冠子］套［黄钟尾］)的举动可以推测他的真金建学宫中时就已出道，他的《汉宫秋》、《岳阳楼》至元二十四到至元二十八年间已经广泛流传，而马致远的目前所能确定的最后一部杂剧作品《任风子》似作于元武宗至大二年之后。但是马致远一生的创作轨迹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早年他活动于大都，而随着杂剧作家的南移，他又成为杭州地区创作活跃的曲家，因此，李先生将马致远的杂剧创作以元世祖卒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分别置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进行剖析，这就使得元代初期与中期杂剧创作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通过一位优秀剧作家一生的创作活动得以展现，其内在的线索也显得更为清晰，这种联系给读者的启示是深刻的。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别具一格的匠心。

　　元代杂剧作为中国古代戏曲的重要形式，也体现出古代戏曲的最基本特征，那就是剧本既是“戏”也是“曲”。实际上，“曲”是“诗”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其创作思维是诗化的。在中国古代戏曲的创作中，往往是诗人担任剧作家的角色，他的创作不可能不受到诗歌创作思维方式的影响，在安排关目、表现人物时也往往注重营造“意境”，把作者的主观情感与客观景物相融合，从而使读者产生联想，体验戏剧形象之外的涵义。因此，王国维、吴梅等人在评价戏曲时都常常把意境作为衡量其艺术性高下的重要标尺。这是中国戏曲与欧洲戏曲最大的差别，当然，元杂剧也表现出尖锐的戏剧冲突，也追求强烈的舞台效果。所有这些方面，李先生在《元杂剧史》中都进行了充分的展示。

　　可以说这部《元杂剧史》不仅为读者展现了元代戏曲的各个方面，也为读者营造出一种真切的元蒙时代特有的戏曲文化氛围，同时在探幽析微的审视中，启发了我们诗意地欣赏元杂剧的兴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