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词介于勃兴之宋词与中兴之清词的两个波峰之间，向来不为文学史家所关注。壬午之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明词史》，可以说是填补明词研究空白的项目，而作者张仲谋先生则是为明词作史的第一人。忝为责任编辑，我有幸成为该书的第一个读者，故很愿意将寸心所知公诸于人，与同好一道赏奇析疑。

　　为明词作史，从总体构架到分宗别派到词人评判，都绝少成说可以依傍，仲谋先生从最基础的资料爬梳做起，做了艰苦细致的前期准备，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因此才能在全书的写作上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如第七章“明季二陆”一节，况周颐、赵尊岳沿袭孙式熊旧说，以为“二陆”指陆钰、陆宏定父子，又将《射山诗馀》词集系于陆钰名下。然这种理解其实是错误的。仲谋先生指出：

　　所谓“明季二陆”，应该是指陆宏定与其兄陆嘉淑。阮元《两浙〖FC35轩〗录》载俞宝华曰：“陆宏定诗与兄嘉淑齐名，嘉淑字冰修，宏定号轮山，时有‘冰轮二陆’之目。”显然，“冰轮二陆”应是“明季二陆”的早期说法，虽一侧重其诗，一侧重其词，但这两种品目之间应是有联系的。（318页）

　　在辨明“二陆”者谁之后，书中进一步指出：

　　错误的不止是指称的淆乱，更为根本的错误是文献的张冠李戴。传世的《射山诗馀》及况周颐举以为例的《曲游春》三首，不是陆钰的作品，而是其长子陆嘉淑的作品。（318页）

　　因为陆嘉淑号辛斋，又号射山，说见多种明代文献，而以射山为陆钰者却是孙、况等人的误解。然以况周颐、赵尊岳影响之巨，如不熟悉基础文献，便很容易犯人云亦云的错误。他如第二章第六节对刘炳姓字的辨析，亦显示出良好的学术素养。文曰：

　　刘炳，字彦FC36，以字行，鄱阳人。其姓名诸本多不同。《明诗纪事》甲签卷一七作“镏炳”。“镏”非“刘”之异体字，而是别一姓；如宋有镏文谟，见《万姓统谱》。又《明词综》小传作“刘〖FC36〗，字彦章”。“〖FC36〗”与“炳”意同，然名从主人，不当擅改。其弟名煜，皆从“火”，故当作“炳”。其字“彦章”亦误。晚近选本多从《明词综》，故相沿亦误。（74～75页）

　　此外，对明代文坛上两“史鉴”（115）、两“戴冠”（178页）的甄别，亦足以令人为其学风的严谨而心折。

　　谈到明词，恐怕绝大多数人都是通过《明词综》来认识明词的。即便作选本，恐怕也多是“选中之选”，绝少亲涉第一手材料。关于这一点，将明刊本别集与《明词综》做过对比研究的仲谋先生看得非常明白，他在“明词总集述要”中说：

　　《明词综》对明词菁华作了初步的发掘梳理，删汰了那些为数不少的曲子化、俚俗化的作品，从而使明词以一种清新雅令的精神风貌展现于世人面前，这是王昶的功劳。但是在明代词集较难搜求的情况下，《明词综》也诱导了一些研究者乃至词学专家的偷懒取巧意识。近现代的一些词话及词史类著作，以及一些包括明词在内的历代词选本，往往不再去搜求别集，而仅仅是以《明词综》为渔猎范围了。因为《明词综》所选词，往往删去词题或小序，有些词题亦与明刊本间有不同。而上述各书所选明词及所举之例，凡题目、小序有歧异者，往往同于《明词综》。这就足以证明这些选家或批评家的手眼所及，并未超出《明词综》的范围。（366～367页）

　　这段客观、平朴的话恰是对当今浮泛学风的尖锐批评。而本书在引述明词时，则往往将别集与《明词综》的版本异同加以比对。如第三章第五节引《明词综》所选王直《浪淘沙》后，对下片“竹林浑未放夭桃”句做辨析曰：

　　……原本作“绯桃浑似放妖娆”，则意思全然不同。《明词综》所选词，与明人原本往往不同。其所以不同，当是出于王昶的捉刀修改，而不是版本之异。当然，一般也以《明词综》本为较佳。如本词下片，既曰“芳意萧条”，又曰“绯桃浑似放妖娆”，则上下明显〖FC37〗格。颇疑“浑似”当作“浑未”，而王昶本则完全摆脱原文，别筑新句了。（107页）

　　此外，对《明词综》删去王世贞《玉蝴蝶·拟艳》之词题，亦有很好的辨析（205页）。不限于某一书、某一事，可以说材料辨析之翔明是《明词史》最为突出的特点，从其疑杨慎《百〖CB2C〗明珠》之伪（125页）、指《明词汇刊》收茅维词之漏（215页）、述今人所编《文徵明集》之疏（168页），我们均可看出作者在这方面所用之心力。

　　昔日参加学术研讨会，时会遇到“王婆卖瓜”型的论者，他们往往将研讨对象之优长推向极致，而忽略了其在文学史上所处的实际位置。这种失去“参照系”的讨论，其实也就失去了科学的意义。《明词史》作者的另一个特点便是清醒。他以反映明词原貌为准则，一不效王婆之虚夸，对研讨对象努力给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二不效王昶之抑扬，不回避明词俚俗、浮艳的一面。——因为王昶的选录旨趣是“尚雅令、重格调、摒俚俗、黜浮艳。所以那些带有明人放荡生活作风痕迹的艳词，和那些曲化倾向较重的俗词，在《明词综》里基本看不到。……像现在公开发行的《金瓶梅》一样，它是明词的一个‘洁本’”（《明词史》364～365页）。在谈到吴承恩词时作者是这样说的：“《西游记》中也有不少诗词歌赋之类，虽然没有标出词调名，或者也并非严格地按谱填词，但它们让人感到，作者驾驭词体的功力还是可以的。及至读了《射阳先生词》之后，就觉得比想象中的水平要低。把他的词放在明词史上来看，应该是不足道的。这里提到他，不光因为他是著名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同时也想告诉读者或研究者，他的词可以不必再读了。”（191页）尽管真正的研究者总要亲口尝一尝梨子的滋味，不会、也不应该因此而不再去读射阳词，但仲谋先生能在《明词史》中这样说，则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学者的负责精神和胆识。此外，谈王世贞词之“三弊”的文字（200～202页）亦见出作者的清醒与理智，他并未因王世贞的文坛领袖地位，而连带对其词作出过誉。这种力求反映原貌、反映全貌的态度，才是治史应有的科学态度。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明词在词史上最具特色的现象便是女性词人的大量涌现和词学理论的建设。作者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特性，设专章加以讨论。特别是第八章《明代词学的建构》，将“音韵谱律之学”、“词集的选编与丛刻”及“词学批评”纳入“史”的视野范畴，体现了作者治明词史的独到眼光，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

　　此书的再一个特点是条分缕析，叙述详明。我们从所设小节的题目上即可见出端倪。如：“刘基《写情集》：志深笔长、慷慨多气”；“杨基《眉庵词》：清新雅令、俊逸风流”；“高启《叩舷集》：信笔写去、别有高境”。多带判语的题目令人一目了然，但所长亦是所短，便是分割稍嫌细碎，对“史”的发展脉络及递变原因关注不够。仿佛只摘给我们一棵树的水果，而没有让我们看清那棵长出水果的树。当然，这样说的确有点求全责备的意思，因为仲谋先生以草创之功而能达到如此学术水准，已殊为不易，与蜻蜓点水式的、獭祭鱼式的某某史，不可同日而语。

　　在此有一个需要献疑的问题是关于明代词乐的失传。作者认为“词乐的失传，也是明词中衰的原因之一”，并以为词乐是在“入明之后”“渐次失传”（13页）的。这似乎是治明词者的通识。本人于明词并无研究，但对明词乐失传说却持怀疑态度并在电话中与仲谋先生有过讨论。近查到日本东方音乐研究家林谦三先生于1963年在《奈良学艺大学纪要》（人文·社会科学）第11卷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明乐新考》，论文以当时在日本新发现的、藏于东京艺术大学的六卷本《魏氏乐谱》、《魏氏乐品弹秘调》、《魏氏乐器》、《由绪书》等为依托，对明代词乐做出新的考论与评述。其中对新六卷本《魏氏乐谱》的评说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在此之前的《魏氏乐谱》仅一卷，有昭和五年即1930年刊印本。讨论明乐是否失传，我以为首先应对明代末年由中国传入日本的《魏氏乐谱》有充分的研究。然而该乐谱并未引起国内词乐研究者特别是明词乐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关于《魏氏乐谱》，“中国古代音乐经典丛书”（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初版）的译谱者刘崇德先生在前言中介绍“流传至今的古代乐谱”时是这样说的：

　　第四种为《魏氏乐谱》，此为明末魏皓避乱日本所携往明代乐谱。今海内所传为1924年张海若抄本。其所据为罗振玉得自日本者。此本共收曲50首，加上底页所抄李白《乌栖曲》，共计51首。此为节选本，足本现在日本。此谱为工尺谱，节拍以行格表示。五十曲中一首为《诗经·关雎》谱，其馀自汉魏乐府至唐宋词皆所包括。这些乐谱可能出自明代宫掖。（此51首乐谱已全部译出……）

　　文中道出了《魏氏乐谱》回传的路线，但对其传往日本的史实却言之有误。因为避乱日本的不是魏皓，而是其四世祖魏之琰。在刘氏之前，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曰：

　　崇祯末年（约1644），有一位中国宫廷乐官，钜鹿人，名魏双侯(之琰)，避难到日本，定居在那里。他所传歌曲，在日本曾被称为“明乐”，在1751—1772年间，曾风行一时，有二百多曲；至其四世孙魏皓(子明)将其中之五十曲编成歌集，名为《魏氏乐谱》(有1768年序)，流传于日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806页)

　　此说大致不差，惟时间上与日本文献的载记稍有出入。林谦三氏在论文中说：

　　据文化五年的《由绪书》记载，我国明乐始祖魏之琰（双侯）来住长崎的时间是宽文六年（1666），7年后始于上京宫中奏明乐。这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明乐的流行便是以此为契机。此后约历一个世纪，由成书于宝历九年（1739）的《魏氏乐器》（宋译按：林氏疑亦魏皓所作）可知，当时的弟子尚少之又少。明乐之勃兴，是在中兴之祖魏皓（？—1774）作为明乐师范滞留上京的十年间。……昭和刊本，向来被作为明乐的唯一谱本，虽然书中称明乐共二百有馀曲，但直到东京艺术大学所藏6卷本出现，该说才得到证实。

　　尽管林氏对六卷本是否由魏皓亲手编定、是否乃魏氏乐之完璧尚有疑问，但仍充分肯定了其在音乐史上的重要地位。兹将林谦三先生对六卷本的介绍文字翻译如下：

　　《魏氏乐谱》6卷。有甲乙两种版本。甲本全书用有凌云阁字样的格纸，卷首押魏皓（君山、子明——明乐中兴者）朱印。乙本完全是甲本的转写。曲目去其重复，实存240曲。第1卷的50曲与刊本（宋译按：指上言昭和五年即1930年刊《魏氏乐谱》）相同，加之第2～4卷的130曲，总计有180曲采用了共通的谱式，可视为魏氏乐之核心，此称作“本曲”。以下第5卷是明代雅乐、风雅诗谱、古雅歌，第6卷是太常歌、古雅歌、佛乐。佛乐以外诸曲，皆为中国人所熟知，但以上诸曲与本曲稍有不同，为加以区别，此称作“外曲”。乐谱的记谱方式有与刊本相同者，也有包含更多内容者——加入诸乐器谱等，采取歌谱加管弦总谱的形式。但是我们至今并不认为该书是最上乘的明乐谱。所以这样说，因为笙谱仅见于第一卷、本曲中最后7曲未记入工尺、外曲几乎全未记注弦谱、还有4曲重复，诸如此类，全书体例并不统一。尽管如此，作为探索明代音乐、特别是俗乐之实态方面独一无二的宝典，本谱在音乐史上的重大价值不会有丝毫改变。

　　由此可知，国内所传之51曲，仅仅是《魏氏乐谱》的昭和刊本，亦即全书的第一卷。而林氏撰文时新近发现的六卷本，国内学人似始终不曾见到。林谦三氏对《魏氏乐谱》之曲目、记谱法、乐器用法、管弦组织、拍子体式、与日本传统音乐之相似处等分别加以介绍和讨论，文思绵密而翔明。在不能亲睹《魏氏乐谱》之全貌的情况下，该文真让人如饮甘霖。

　　从文章后所附的一页东京艺大六卷本《魏氏乐谱》书影看，乐谱还提供了与通行本文字有异的歌词版本，请看这首辛弃疾的《青玉案》：“东风未放花千树，早吹陨、星如雨”、“笑靥盈盈暗香去”、“众里寻香千百度”，通行本“未”作“夜”、“早吹陨”作“更吹落”、“靥”作“语”、“寻香”作“寻他”。乐谱本文字虽不较通行本为优，但却令人考虑到其或属于另一传承系统，即音乐演唱的传承系统。通查六卷本《魏氏乐谱》的歌词部分，或许能得到令人兴奋的结果。

　　尽管杨荫浏先生对《魏氏乐谱》评价不高，认为“它们并不是汉、唐等时代流传下来的音乐。很可能，是南宋以来伪造《诗乐》风气的延续。其价值是不大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811页）。但由《魏氏乐谱》所引发出来的问题是：

　　一、乐谱所传之240曲与明代词乐是何关系？
　　二、“明代词乐”的内涵是什么?对其内容将如何界定？
　　三、明代词乐与唐宋词乐是何关系？
　　四、对一代词乐之“传”与“不传”将怎样认识？

　　凡此种种，原与仲谋先生共思之，并就教于大方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