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有一个事实十分明显，就是世纪转换，老成凋零，文化界出版界许多德高望重的老一辈专家相继谢世，他们既留下了丰厚卓越的精神文化遗产，也留下了一些未能了结的艰巨任务，巨大的空缺有待新人填补。同时，编辑队伍的更新换代进入一个新的重要时刻，“文化大革命”前毕业的大学本科生目前基本上退出了出版工作第一线。一茬人有一茬人的特点，长短优劣，各有不同，无论在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思想作风上，还是在文化根底、知识结构、业务技能上，不同时期培养教育出来的人才都有时代的烙印和各自的特点。新陈代谢是宇宙间的根本规律。而今，一些出版社里新人辈出，硕士博士成群结队，英姿勃发，议论风生，工作干得虎虎有生气，看到这种气象，谁不感到高兴呢？面对新老交替的这一现实，如何使新的人才健康成长以适应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发展的需要、如何体现古籍整理图书出版的规律性要求、如何从人才培养上实现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图书内在质量一般有两个基本组成部分，一是作者方面的撰著工作含量（对于古籍图书，就是整理工作含量，校点注译工作含量），二是出版者方面的编辑工作含量。撰著工作含量是图书内在质量的基础，是决定性的。编辑工作含量虽然是从属于前者并服务于前者的，却对前者有着至关重要的巨大影响，编辑工作含量决定着图书内在质量的最后定型。优质图书和一般图书的重要区别，往往更多地表现在编辑工作含量上。是优秀编辑的严谨求实和无私奉献在为图书质量把关，也是他们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审读加工使图书质量趋于坚实和完美。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同志，随时随地都要重视编辑工作含量，强调编辑工作含量，落实编辑工作含量。

　　编辑工作含量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包括规划的制定，选题的策划，作者的选择，版本的调查，凡例的磋商，政治的审读，学术的评判，内容的订补，文字的加工，规格的统一，引文的核对，附录、索引的添加，版式设计的构想，校样的通读和审核，甚至印刷材料的选用，宣传、推介的组织等。既包罗万象，错综复杂，又贯彻始终，覆盖编辑出版的全过程。前期工作（例如上述前五项）的重要性，中期工作（例如中间七项）的严肃性，后期工作（余下各项）的必要性，所有各项工作融汇在一起，才能为优质图书的诞生提供基本的保障，任何一个环节都是不可或缺的，稍有马虎大意，就可能造成遗憾。

　　编辑出版古籍图书要比其他图书多一些特殊的困难，那就是时代的距离和语言的障碍。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古籍社的编辑至少应当精通古代汉语，熟悉基本经典，具备较强的阅读古书的能力。这是基础，是起步的前提条件，而古籍整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则是进一步的要求。资深老编辑的退休，中年骨干编辑的外流，造成了某种程度的青黄不接，传帮带的链条出现了若干缺口，这不是某一家古籍社面临的问题，存在一定程度的广泛性。新加入古籍整理编辑出版队伍的同志要看清形势，认识业务进修的紧迫性、严重性，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学习，千方百计地丰富知识，增强能力。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果断举办专业古籍编辑培训班是适时的，功莫大焉，但是短期的集中培训只能指示门径，开启思路。真正要解决问题还得要依靠潜移默化的传帮带，依靠编辑工作实践中的日常积累。因此，在培养后继人才方面，日常就重视编辑工作含量也是一项切实可行而且功效显著的重要措施。

　　最近几年，许多古籍社都出版了不少优秀的古籍图书，既有高层次的研究成果，也有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普及读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因编辑工作含量不足而存在缺点的图书以及因编辑工作含量严重不足而形成的劣质图书也时有所见，令人心忧。编辑人才的青黄不接，经济利益的盲目驱动，图书市场的浮躁不安，量化考核的简单推行……多方面复杂原因影响到编辑工作含量，结果是图书质量良莠不齐，有的质量差错令人惊诧和感叹。

　　有的书把作者名字搞错了，例如一本讲声韵对仗的《声律发蒙》，出版者标注的作者署名是“（清）杨林兰”，把时代和人名全搞错了。此人实际是居住在云南嵩明县杨林千户所的明代学者兰茂（号止庵），该书前后序跋里留有查考的明显线索，编辑却视若无睹，把地名和姓氏误拼成人名。而且第一家出版社错了，续出的几家也跟着错，甚至有人著文指出这一错误后，有的还照印不改。有部书稿的序言引用了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的一首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引用时作者笔误将“鉴”字写成“境”字（还不是“镜”字），竟然通过了三级审稿的道道关卡，白纸黑字地印在书上。这首小诗脍炙人口，流传很广，过手的人但凡认真读过稿子，应能发现和改正这个显误。因为作者是一权威学者，这篇序言就有了豁免权，结果未能彰显权威，反而将偶然的过失固定在书面上。还有一些文字上的妄改，似懂非懂，照葫芦画瓢，甚至主观臆断，以误改正。例如，将道家祭告神〖B05C〗的书札“白简”写成“自简”，将叶德辉家的“〖BD6D〗（音ｘí）园”擅改成“即园”，将“藏〖F667〗（音ｊǔ）”写成“藏弃”，将剧毒植物“乌喙（音ｈｕì）”错成“乌啄”，将后汉时期的郡名“越〖FEDF〗（音ｘī）”妄加分拆，写成“越崔门”，将剧毒物质“〖FEE0〗（音ｙù）石”错成“〖FEE1〗石”等，或风马牛不相及，或音义俱失。更可诧异的是有的人还请刻字工人新造了一些古今字典上没有的字，如将“〖FEE2〗”（音ｘｉàｎ）字改写成“〖FEE4〗”字，“〖FEE5〗”（鳝的异体字）本来左旁从鱼，右旁作旦，却被写成“〖FEE3〗”字，叫读者上哪里去查找！

　　上面简单列举一些有点极端的事例，但也都是近一些年来古籍出版中的真实事例，足可以说明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赚钱要紧，数量第一，粗枝大叶，敷衍塞责，不读稿就发稿，不审稿就签字，三审制流于形式，《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形同虚文，此类性质的问题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多样表现。不坚决治愈这一顽症，就谈不到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应从思想观念到工作制度，从改革政策到分配机制，从操作流程到奖惩措施，都要有利于重视和加大编辑工作含量。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优质图书的诞生和骨干编辑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