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吊伐录》一书，是金朝一位不知名的作者辑录的宋、金两朝“国书”，以及金立伪楚、伪齐、灭辽等有关文件的汇编。《四库总目》说：

　　其书纪金太祖、太宗用兵克宋之事，故以“吊伐”命名，盖荟萃故府之案籍，编次成帙者也。……此书全据旧闻，不加增损，可以互校缺讹，补正史之所不逮，亦考古者所当参证也。

　　本书自明以来，只有两卷本的钞本流行，讹误、脱漏颇多。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158篇文件，厘为4卷，这就是后来被收入《守山阁丛书》的本子，与收入《墨海金壶》的两卷本并行。但无论哪种本子，都讹误、脱漏严重，不称善本。

　　有鉴于此书既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又缺乏善本的情况，我国著名学者金少英先生从1941年起，就开始校补此书。金先生以《守山阁丛书》四卷本为底本，校以穴砚斋钞本等五种《大金吊伐录》版本。前文已经指出，《守山阁丛书》本《大金吊伐录》，共收文件158篇，经过版本间的校勘，又补入了5篇，共得163篇。同时，金少英先生主要依据《三朝北盟会编》、《挥麈录》诸书，又补入了45篇，共得208篇，使全书“基本上已做到有问有答，首尾完整”(见本书金少英《序言》)。同时，金先生还增加了“考释”一项。金先生说：

　　《大金吊伐录》……因为只是罗列文件，和一般史书凭作者主观意图来写的不同，所以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宋金历史极有参考价值。但是，正由于辑录的都是官方文件，亦很容易掩盖历史真象。且书名“吊伐”，意谓用兵之旨在于“吊民伐罪”，这显然是编者站在金朝统治者立场，有意抹煞出兵宋朝的掠夺性质。因此，在使用这些材料时，还需要参看其它史书。我在此书“考释”部分辑录了一些有关资料，加以考证，就是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点。(同上)

　　例如本书第156篇文件为《秦桧状乞立赵氏》，第157篇文件为《元帅府要秦桧惩断》，似秦桧是一位颇令人敬佩的“忠臣”。其实不然，金少英先生通过征引宋人王明清《挥麈余话》的有关记载，有力地证明：“秦桧乞立赵氏与孙傅、张叔夜不同，桧状本马伸作，系御史台联名，特以桧为台长，故名首列，非桧本意……桧后来欺世盗名，以此书也。”(见本书427页)揭穿了秦桧的本来面目。

　　“考释”还对前人的误说有所纠正。如本书第77篇文件为《宋主回书》。“考释”云：

　　案，此文《守山阁本》有题无文，兹据《文渊阁本》补入。张元济涵芬楼影印钱遵王钞本《吊伐录跋》云，此文“为是本所独有”。今查砚本、吴本、文渊阁本亦有此文，并非钱本独有。

　　张元济是近代出版、校勘大家，其说影响甚巨，此纠其不深察之误，其意义亦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大金吊伐录》原书的错乱，本书“考释”下了极大的功夫。如本书第52篇文件，为《宋主与左副元帅书》，并注明：(在高平)。但原书此篇却在今本第71篇《又乞放肃王书》之后，“考释”说：

　　案：《宋史》卷二十三《钦宗纪》，“靖康元年(1126)二月，金人犯泽州之高平，知州高世由往犒之，乃去”。案宋彦通于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奉使粘罕军前报和(见本书第四十五篇《宋少主与左副元帅府报和书》)，同月十九日续遣路允迪去交割太原，均在高平，方见粘罕(分见本书第七十五篇《粘罕与南宋书》、第八十五篇《书外闻达事件》)。此书系与上篇《宋少主敕太原守臣诏》同时由路允迪赍去。《守山阁本》原列第七十一篇《又乞放肃王书》后，兹依时次移置于此。

　　这种移动，无疑是正确的，它厘清了原书错简所造成的混乱，理清了事件的前因后果，对使用本书的人显然大有裨益。这类情况，本书尚多，如第89篇《宋宣抚判官书》，原在第97篇《粘罕回南宋书》之后；第90篇《左副元帅回书》，原在第81篇《宋再遣使乞免割三镇增岁币书》之后等等，都属此类，使全书的事件起伏脉络更加清晰。

　　至于本书所补45篇，因金初草创，制度不完，天辅七年之前的文件很多并未保存下来，故金初成了本书补的重点，共补了15篇有关信件，使宋金联合灭辽，又导致金兵南下灭宋的始末，较清楚地展现了出来，使本书的内容更加充实。

　　前面已经提及，金少英先生校补这部书始于1941年，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使我国广大同胞陷于灾难的时期。少英先生在颠沛流离之中仍不忘著述的精神，令人感佩。但毕竟由于环境恶劣，未能终篇。

　　1958年，先生在甘肃师范大学任教，又开始整理旧稿，终于写成了初稿。此后便时断时续进行修订，直到1971年，这时金少英先生已“老病缠绵”，才产生了“要赶快做的想头”。从1972年4月开始，到当年10月，最后订补完毕。这时，正是“四人邦”横行时期，想出版这样的著述显然是不可能的。

　　金少英先生于1979年去世，此稿作为遗稿寄到了中华书局。由于当时负责此稿审理的编辑提出了一些异议，需要进一步修订，这一任务，便自然落在了金先生的学生身上，而这位学生，就是“为哮喘病所苦”的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庆善先生。李先生说：

　　我整理先生书稿，除核对原文、校文、引文，补标引文卷数外，主要是作了一些统一体例工作。此外，在《大金吊伐录》版本与《三朝北盟会编》版本中，各增加《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一种，此为先生生前未及见者。(见本书《整理说明》)

　　李庆善先生于1990年6月整理完毕，钞清之后，再寄中华书局。但由于原负责审理此书的编辑编务较多，考虑到李庆善先生年事已高，于是在我的要求之下，此稿转到了我手。我想努力争取时间，使李先生能得见此书的出版，但很不幸，此书发稿不久，李先生就作古了。

　　李先生生前曾对他的学生漆永祥先生说：

　　此书若出版有日，则汝负校对之责；若面世无望，即将全稿转交金先生后裔珍藏，异日吾与先生泉下相见，亦庶几有所交待矣!(见漆永祥《〈大金吊伐录校补〉整理补记》)

　　这些话，体现了前辈学者为人的笃实，读来令人感动。

　　漆永祥先生后考取了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孙钦善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并留校任教。本书排出校样时，适他从韩国执教放假回国。他没有辜负李庆善先生的重托，不仅抓紧时间看了校样，还对校了北大图书馆所藏明万历庚申沈纯祉钞本《大金吊伐录》，证明了这个钞本与本书用过的校本——穴砚斋本同一系统：“凡穴研斋本之误，此本皆有。偶有此误彼是、此是彼误之处，则为钞胥粗疏所致，然皆已为金、李二先生据他本勘正之。”因为本书的校勘宗旨是备录各本异文，而沈钞本的异文，大都在穴研本中反映了出来，故漆永祥先生果断地舍弃了此本，认为“无此本参校，亦丝毫不减本书之校补质量与价值”。(以上引文均见《〈大金吊伐录校补〉整理补记》)我以为，漆永祥先生的决定十分正确，因为它保存了作为金、李二先生遗稿的固有面貌，尊重了他们的著作权，这是十分难得的。虽然如此，但漆永祥先生仍在本书原附录的14篇题跋之后，增补了李盛铎等人的4篇题跋，使本书的版本面目更加清晰，这则是符合金、李二先生的初衷的。

　　总之，本书的出版，是经师徒三代人的不懈努力而得以实现的，这是《大金吊伐录》一书的第一个整理本，相信它的出版，一定会受到学术界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