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近年来有一较大的项目，即《全宋笔记》。至目前为止，先后已有《全宋词》、《全宋诗》、《全宋文》出版，如果再加上《全宋笔记》，则在文学方面，宋代的文献资料基本上能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概貌，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整体推进。

　　我因受傅璇琮同志的推荐和委托，自今年（2001）上半年起，为上海师大的这套书审稿。这也是该书出版者大象出版社（原河南教育出版社）请我做的。我一边看，一边参阅中华书局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版的《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近年来又把这套笔记重印，我初步统记，属于宋代的，凡36种。比较起来，上海师大的《全宋笔记》则规模要大得多，据他们初步规划，凡五百余种，仅北宋部分就二百几十种。现在第一批已整理出来，并将出版的，自北宋初的《北梦琐言》，至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就有30种，而在这一时段内，中华书局所出的宋人笔记，则仅有5种。因此我觉得这样从全的角度看，只要整理的质量能得到保证，还是有相当学术价值的。

　　关于整理、出版的质量，我觉得我们是应该慎重对待的。笔者上世纪50年代初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校对，当时的校对科长是叶圣陶先生的夫人胡墨林，听她说，30年代商务印书馆有规定，凡能指出他们新出版物中各类错误，每一处报酬大洋五角（约当今天人民币20元），叶先生由此用了商务印书馆不少钱。商务这样做，不仅可以提高出版物的质量，也有助于检查内部工作。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有规定，新出版物责任编辑手头必须存一册样书，凡见到报刊上的批评文章或读者来信中的意见，要记录下来并转告作者。如重印，须先通知作者，请他提交修改样本。因此重印时有的书需要重排若干页，或勉强挖改。当时，出版社有专门挖改纸型的人，因为挖改的工作繁重，后来还由一人增至两人。

　　这就是说，对出版社来说，初版时对质量要把一层关，重印时就更应把一层关，把原来的错失之处改正，以对读者负责。我这次在审阅《全宋笔记》时，对中华书局的几本宋人笔记作了核对、比较。由于笔者手头有少数当年名为《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的初印本，阅读时曾随手作了一些订正。粗粗核对，发现重印本除《湘山野录》有两处改正外，其它错误大都依然故我。这反映了这一大批书，不仅责任编辑没有认真检查，恐怕连整理者自己也没有读过，重印本的质量应该高于初印本的出版传统，自然就无从说起了。下面举些实例。

　　《湘山野录》改正的两处是第36页“馀杭能万卷者，浮图之真儒，介然持古人风节”，初印本作“……浮图之真儒介然……”，而且介然旁还加了专名线，作为其人的名字；第45页，“李亟曰：‘臣惟有“忠孝一生心”。’纵冥授不及于此”，初印本作“李亟曰：‘臣惟有忠孝一生，心纵冥授，’不及于此”。而全书类似或更明显的错误，多达百计，却视若无睹。如上述“馀杭能万卷者”条，除“介然”一处外，尚有三处错误：

　　……一日出题于法堂曰“枫为虎赋”，其韵曰“脂入于地，千岁成虎”，诸生皆不谕。固请之，不说。凡月馀，检经、史殆百家会最小说，俱无见者，阁笔以听教师曰：“闻诸君笑老僧酷嗜《唐韵》，兹事止在“东”字韵第二版，请详阅。”……唐李峤《咏魄诗》有“曾为老伏苓，本是寒松液。蛟蚋落其中，千年犹可觌”之句，……

　　“阁笔以听教”下，宜绝句，应加句号。“东”字的引号，单双引号重复，此类状况，一般可以不加引号，而如今出版物中类似的引号重叠错误甚多。“蛟蚋”的蛟字，明为蚊字之误。接着的一条，竟错了五六处：

　　江南李后主煜性宽恕，威令不素著，神骨秀异，骈齿，一目有重瞳，笃信佛法。殆国势危削，自叹曰：“天下无周公、仲尼，君道不可行，但著《杂说》百篇以见志。”十一月，猎于青龙山，一牝狙触网于谷，见主两泪，稽颡搏膺，屡指其腹。主大怪，戒虞人保以守之，是夕，果诞二子，因感之。还幸大理寺，亲录囚系多所，原贷一大辟妇，以孕在狱，产期满则伏诛，未几亦诞二子。煜感牝徂之事，止流于远，吏议短之。

　　所谓“自叹曰”，自当至“君道不可行”为止，“但著《杂说》百篇以见志”是作者的叙述语，“行”字下宜绝句，并加引号，“志”字下引号当删。“雨泪”，即泪如雨下，是唐宋人的常语，不是“两泪”。“亲录囚系多所，原贷一大辟妇，以孕在狱”，当断作“亲录囚系，多所原贷，一大辟妇以孕在狱”。“煜感牝徂之事”，“徂”从上文可知是“狙”字之误。

　　至于第45页除“臣惟忠孝一生心”外，同页后两条亦有错误。接着的“丁晋公”条，“奉假青蚨五［FD3F］不宣”，“不宣”是古人书信中的常语，“青蚨五［FD3F］”下宜绝句。再下“真宗国恤”条，“王沂公曾在中书翰林，李承旨维视沂公为侄婿”，宋代中书省无承旨，翰林院才有翰林承旨，因此此句当断作“王沂公曾在中书，翰林李承旨维视沂公为侄婿”。

　　总之，此书差不多每页都有错误，不知何以仅改正了两处？

　　《丛刊》中也有初印本的错误，重印时一字不改者。如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各类错误不下百处。亦酌举数例：

　　第67页，“利州武后画像，其长七尺。成都有孟蜀时后妃祠堂，亦极修伟，绝与今人不类。福州大支提山有吴越王紫袍寺，僧升椅子举其领犹拂地，两肩有污迹。”末一段不成文义，如断作“福州大支提山有吴越王紫袍，寺僧升椅子举其领犹拂地，两肩有污迹”，意思清清楚楚。末二句都是写紫袍的情状的，与前武后画像、孟蜀后妃祠堂相协，搞成“紫袍寺”，即含混不通。

　　接着一条“老杜《海棕诗》在左绵，所赋今已不存”，系说杜甫《海棕诗》作于绵州，今已不存。自当断作“老杜《海棕诗》，在左绵所赋，今已不存”。

　　第75页“予与尹少稷”条错得更为离奇：

　　予与尹少稷同作密院编修官，时陈鲁公、史魏公为左右相。一日，过堂见鲁公，语少款，少稷忽曰：“穑便难活相公面上人。”又云：“穑是右相荐，右相面上人。”又云：“穑是相公乡人，处处为人关防。”鲁公笑答曰：“康伯往年使虏，有李愈少卿者来迓客，自言汉儿也，云：‘女真、契丹、奚皆同朝，只汉儿不好。北人指曰汉儿，南人却骂作番人。’愈之言，无乃与君类耶。”一座皆笑。

　　标点原是帮助读者阅读的，这一条如果不加标点，因为有“北人指曰汉儿，南人却骂作番人”的比拟，尹穑（少稷）的话，只要能读古书，是不会产生误会的。可是如今的标点习惯，不问内容，一遇“云”“曰”等字，即随着加上冒号、引号，搞得不知所云，这类例子常见。因此如把尹穑的话断作“穑便难活。相公面上人又云穑是右相荐，右相面上人又云穑是相公乡人，处处为人关防”，文从字顺，见出陆游写口语的成熟。勉强译成今语，是“我（尹穑）实在无法活了。您相公（陈康伯，封鲁国公，时为左相）方面的人说我是右相提拔的，右相（史浩，封魏国公，时为右相）方面的人说我是和相公您同乡，到处受人猜疑、排挤。”这反映了尹穑处境的困窘和朝廷官僚之间的互相倾轧。

　　第104页“大驾初驻跸临安”条，情况与前一例相似：

　　大驾初驻跸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又创立官府，扁榜一新。好事者取以为对曰：“钤辖诸道进奏院，详定一司敕令所” ，“王防御契圣眼科，陆官人遇仙风药”、“干湿脚气四斤丸，偏正头风一字散”，“三朝御裹陈忠翊，四世儒医陆太丞”，“东京石朝议女婿，乐驻泊乐铺西蜀”，“费先生外甥，寇保义卦肆”，如此凡数十联，不能尽记。

　　原文说得清楚，这一条记录的是联对。所谓联对，两句的字数一定相同，而且上句和下句必须互相对仗，这是起码的常识。因此末一联自为“东京石朝议女婿乐驻泊乐（药）铺，西蜀费先生外甥寇保义卦肆”。

　　第120页“政和、宣和间，妖言至多。织文及缬帛，有遍地桃冠，有并桃香，有佩香曲，有赛儿，而道流为公卿受［FD40］”亦如此。标点如改作“政和、宣和间，妖言至多。织文及缬帛有遍地桃，冠有并桃，香有佩香，曲有赛儿，而道流为公卿受(授)［FD40］”，文义全无〖B473〗格。而且本书第1页即有“栗玉并桃冠”之说。

　　同页“绍兴末，予见陈鲁公。留饭，未食，而扬（杨）郡王存中来白事，鲁公留予便坐而见之”。杨存中，曾封和王，因称郡王。而书上加专名线作“扬郡”，成为其人的籍贯；王存中加专名线，成了其人的姓名。此书中搞错名字的，何止这一处，如第43页“故神庙所以养慈圣、光献者，备极隆厚”，慈圣光献曹后，是仁宗后，却搞成了两人；第49页因以告县令项膺服，善作栏〖CF48〗护之云”，项膺字服善，成了项膺服；第94页“欧公作王洙源叔参政墓志”，王洙字原叔，不是源叔；第134页“孙仲容在仁庙时”，原文的孙字是指皮日休之孙，皮仲容仁宗时人，却加专名线成了姓孙名仲容。

　　整理古籍加标点，目的是帮助读者顺利阅读，类似上述引读者入迷途的标点，说句唐突的话，恐怕不加比加还好。

　　中华书局重印的《丛刊》中除了错字、误点以外，还存在一个底本问题。如范镇《东斋记事》，初印本使用的是《守山阁丛书》本。而此书原书已佚，系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等书辑成，编入《四库全书》。《守山阁丛书》本系根据从内府抄出的抄本刊刻，这在当时是所谓天府秘本，世间罕睹，值得贵重。《丛刊》初印时，因见不到《四库全书》，以之作为底本，无可厚非。但这个本子因转辗抄刻，多错漏，如卷一即漏“仁宗时书诏未尝改易”一条；又：

　　仁皇末年，有鹊巢于宣德门山棚上，毁而复累者再。识者咸以为异。

　　正月十四日，上御楼，遣中使传宣从官曰：“朕非好游观，盖与万民同乐。”翌日，蔡君谟献诗纪其事。

　　以上两条，实为一条，“正月十四日”前有“初”字，这是正确的。因为“正月十四日”没有年代，“上御楼”的“上”，不明何帝，没头没脑，不合全书体例。其他错漏，更不胜枚举。《丛刊》重印时，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早已全部影印出版，极为易见，就不宜再用传抄的本子作底本，或应用《四库全书》本补作校勘。

　　《东斋记事》新补的辑佚部分，各类问题亦多。因为类书的可靠性有限，错讹层见，如第一条“承昭”，第二条“陈从信”(页51、52)，辑自《皇朝事实类苑》卷22 ，而此二条均已见于《玉壶清话》卷3和卷8。第三条“钱若水”，亦辑自《类苑》，并加注“司马光《涑水记闻》卷2并见。”《玉壶清话》、《涑水记闻》是专书，其可信程度较之类书《类苑》要高得多，因此即使辑入，亦宜详注“并见”。

　　再类书多错字，整理者如不注意，极易以误传误，搞得不成文义，这里也可举两例。第56页“仰山神”条，辑自《类苑》卷69：

　　袁州仰山神祠，自唐以来威灵颇著，幅员千里之内，事之甚谨。柔毛之献，岁时相继，故动以数百羊为群。祖择之向以太常博士知宜春，公帑不甚丰，遇厨饩将匮，致奠于神，启其故。命衙校持杯，校执群羊，卜之，得吉告。即已一祷必驱数十头归，垂尽，复祷，竟亦无他。

　　杯〖C043〗，是占卜的工具。由于书中〖C043〗字误作校字，以致误成“命衙校持杯，校执群羊”。末一段如断作“命衙校持杯〖C043〗、执群羊卜之，得吉告即已，一祷必驱数十头归，垂尽复祷。竟亦无他”，文义何至于一片浑沌。

　　第57页“魏侍郎”条，出《类苑》卷22，亦见《湘山野录》卷中，“魏侍郎〖F146〗初知广州，忽子城一角颓，执得一古砖，砖面范四大字云：‘委于鬼工’”。颓垫是专词，倾坍的意思，《湘山野录》即正作颓垫。因垫误为执字，标点成“执得一古砖”，就不知所云了。

　　此类错误如何处理，有多种方法，但决不应该以误传误。

　　应当说，古籍整理工作复杂艰巨，偶然出些错误，在所难免。值得深思的不仅是社会对出版物质量冷漠，出版社本身也似乎对各类错误习见不怪，视若等闲。《丛刊》基本上按初印本重印，即多少反映了当前不重视质量，甚至不负责任的状况。

　　这现象如不纠正，古籍出版物的质量势必每下愈况，驯至出现如《江南野史》之类不忍卒读的现象，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