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199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上、下册,以下简称《河南》)以后,中国文物研究所联合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又合作完成了《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壹,2000年11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陕西》)。与《河南》卷一样,《陕西》卷也分上、下册,上册影印墓志原件照片或拓本的图版,一页一方,有简要说明,介绍墓志外观、出土时间、地点、收藏单位等情况;下册是录文,并附有简跋,说明有关志主的文献材料。
笔者曾经在《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的书评中,概要介绍了中国文物研究所推动进行的“新中国出土墓志”计划的主要内容和对学术研究的价值(见拙编《唐研究》第1卷,1995年,557—558页),此不赘述。这里只就新出版的《陕西》卷的学术价值,略陈管见。
本书计收录1949年以后陕西西安及其附近出土的墓志类材料448方,从秦汉到民国初年都有,其中秦刑徒墓瓦文1件(18片),西汉墓砖铭1件,东汉画像石题记和墓砖铭17件,曹魏墓砖铭1件,北魏墓志5方,西魏北周墓志3方,隋代墓志6方,唐代墓志120方,五代1方,宋代12方,金代3方,元代3方,明代101方,清代160方,民国12方。我们知道,宋代以前,长安(今西安)是汉唐两大帝国的首都,东汉、北魏、北宋等王朝,虽然以洛阳或开封为首都,长安仍然是西北地区最重要的都市,历来为高官、贵族聚集之地。唐朝三品以上的官员,大多数埋葬在长安周围,一些帝陵和家族墓地,更是会集了一个时期的文臣武将,或者系统地摆放着一个家族的地下家谱。1949年以后,随着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西安周边大量的墓葬被陆续发掘,许多墓志随同墓葬中丰富的文物一道出土,为我们提供了文物和文献的双重考古资料。解放前,学术界所利用的墓志材料,主要是洛阳地区出土的北魏至隋唐的墓志,相对来讲,隋唐墓志的志主往往没有北魏墓志的志主重要。但解放后西安出土的墓志,情形完全不同。本书发表的墓志,有相当多的是隋及唐朝前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如隋朝的杨素、唐太宗时期的唐俭、张士贵、尉迟敬德、郑仁泰、程知节、李责力等;有高宗、武则天时期的皇家成员和重要朝臣,如章怀太子李贤、永泰公主、贺兰敏之、薛元超等;还有一批入仕唐朝的胡族将领,如阿史那忠、安元寿、李谨行、执失善光、李元谅、契FDA4通等。这些人物是我们研究隋唐政治史、民族史时必然要接触到的角色,我们由此可以拥有在正史等传世史料之外的另一系列的材料,而且这些材料有些同时具有考古文物资料加以佐证。
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一般比较重视汉魏南北朝和隋唐五代的墓志资料。前一时段的资料,有赵万里编《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赵超编《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后一时段有《唐代墓志汇编附考》(1—18册,毛汉光主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1994年)、《千唐志斋藏志》(上、下册,文物出版社,1984年)、《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992年)、《唐代墓志汇编》(上、下册,周绍良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全唐文补遗》(1—7辑,吴钢主编,三秦出版社,1994—2000年)等。这部《新中国出土墓志》和《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00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1991年)的做法相似,收录秦汉到民国的全部墓志材料,但优点是所收都是解放后的新资料,而后者则主要是解放前的材料。《陕西》卷中收录的汉魏、宋、明时期的材料,和上述隋唐时期的墓志一样,也同样包含着许多重要的信息。
本书是《新中国出土墓志》整体计划的一部分,而且工作比较细致,先由地方上的编者做出录文(本卷主编吴钢负责),再在北京由中国文物研究所的专家复审订正(本丛书主编王素负责)。这样一来,工作做得细致了,编辑出版的速度也就慢了下来。《陕西》卷收录的墓志,图版基本上又见于《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四册当中;昭陵范围出土的墓志,则收入《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大概只有《唐太宗妃子韦〖FJF〗B06E〖FJJ〗墓志》,因为是1991年的出土物,才没被收入上述图录。而墓志录文,则大多数已经在《全唐文补遗》前几辑中发表。但是,从图版印制的质量,特别是录文的正确率来看,后出转精,无疑以《陕西》卷最精审。而且,《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和《全唐文补遗》不是一套书,没有对应关系,不像《陕西》卷这样,上、下两册,一图一录,可以一一比照对读,这种做法尤其方便了读者,也利于学者们校正录文的失误。
墓志录文,虽然没有敦煌吐鲁番文书录文那样困难,但遇到残缺不全或拓本模糊的墓志,抄录下来,也并非易事。我们拿本书的录文和《全唐文补遗》的录文对照,就可以看出这种录文的进步。正像敦煌文书的录文是经过了几代人的反复校录方才形成现在出版物中的文本一样,墓志的录文也是越来越精,越来越好。
如上所述,本书所收墓志的志主,往往涉及隋唐时期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所以相关的参考文献较多,简跋往往不能给读者以全面的信息。而相关的史料,有时可以帮助辨释不够清晰的字迹。另外,这些墓志出土时间不一,早些时候出土的墓志有的已经有研究者加以探讨,对文字也有订正,这些论著应当受到重视,如《杨素墓志》,就有姚双年《隋杨素墓志初考》(《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2期)、周铮《〈杨素墓志初考〉补正》(《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2期)、刘健明《杨素政治生涯考析》(《唐研究》第5卷,1999年),其录文可以和《陕西》所刊录文互相订正。
墓志作为一种出土文献,除了和传世文献相发明外,还应当与同墓出土的其他文物及墓室形制、壁画等结合起来,完整地理解墓志的内容。但是,因为1949年以来考古事业突飞猛进,往往一个墓葬发掘以后,只有简报发表,而没有正式的考古报告出版,我们难以根据墓志来对照整个墓葬的情况。《新中国出土墓志》的出版,也向地方考古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挑战,即在繁忙的考古发掘的同时,应当尽快地把已经发掘出来的墓葬资料整理成正式的考古报告,就像罗丰编著的《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那样,这必将全面推动中国古代史和考古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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