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出版和新印古籍的发行,是继承、传播我国优秀历史文化的主要形式。长期以来,在几代从业者的共同努力下,古籍出版和新印古籍的发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掘、保护和弘扬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在跨入新世纪的今天,我们的古籍出版及其发行却面临着非常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人们对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的客观要求,使得图书市场的消费显示出较为活跃的景象。在销售势头明显看好的图书品种之中,古代文学名著和古典文献的经典著作也成为销售的热点之一。而另一方面,全国二十余家古籍专业出版社的新印古籍图书的出版和发行却显得日趋艰难,无论是古籍图书的出版品种还是销售数量,都呈现出相对停滞的状态,甚至有下滑的倾向。在我们古籍出版、发行工作处境十分艰难的同时,又有许多外来的“力量”在不断向古籍出版、发行方面渗透,出版大量的古籍题材的图书。以北京市2001年春秋两季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的实际销售形势为例,许多摊位前常常堆满了一些被冠以“经典名著”、“传世珍藏”或“大全”的大部头套书。这些图书往往是豪华包装高定价、低折扣,动辄就是上千元,而销售时却以三折或更低的价格成交。而光顾书市的读者对于这些图书常常是情有独钟,纷纷抢购,销售场面颇为火爆。尽管报端和行内人士对这类图书的质量、内容时有评述,甚至戏称其为“点心匣子”,但仍旧挡不住它们的热销。对这一现象的产生,从市场的销售和读者对文化需求的角度进行反思和分析,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从整体上分析,这些“经典名著”、“传世珍藏”的大套书基本有以下几个特征:(1)其所选内容多为我国历史上经典的文献著作;(2)其品种结构多为将传统文化的某一领域或某一学科尽可能在名称上包罗一切,冠以颇为诱人的丛书、套书的名称;(3)图书内容上多为拼凑而成,校注水平很低且文字差错甚多,但近一二年出版的部分品种的内容质量有上升的倾向;(4)从选题内容的表述方法上较为注意通俗化和形象化,故图文并茂的较多;(5)印装质量逐步提高,在装帧上突出豪华和礼品包装的特点;(6)高定价、低折扣,实际销售价格平均每印张0.8元左右,大大低于目前大多数新版图书的销售价格;(7)图书销售的定位为不了解古籍文献著作但又想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中等收入水平的读者;(8)在营销手段上较为灵活,同时又十分注重营销上的造势,无论是在装帧上还是在征订宣传上甚为投入,而且近年来还出现专门针对大型书市而操作的项目。
目前,这些所谓“经典名著”、“传世珍藏”的大套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读者的书橱中、书桌上,成为人们认识中国古代典籍、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信息来源。现实就是这么残酷。这不能不使我们对当前的古籍出版、发行工作进行反思。
第一,古籍出版工作必须对其服务对象和服务方向进行调整。
早在90年代初期,笔者曾就古籍出版发展方向的问题撰写文章,对古籍出版社的主导性任务提出看法,认为古籍整理项目的出版在古籍出版工作中已经不再占有主导地位,古籍的发展方向是面向更多的普通读者,走向大众。时至今日,本人依然认为古籍的出版工作必须对其发展的指导思想进行调整,必须顺应时代发展,面向不同文化阶层读者的文化需求,提供不同层次的古籍图书和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读物。
站在今天文化环境和文化发展需求的立场上看,古籍整理项目的出版是古籍出版社的基本任务,而且随着古籍整理工作的逐步深入,这项任务更为艰巨和繁重,其意义极其重大。但是,从古籍出版社的整体发展上看,古籍整理项目的出版无论是选题品种数量还是出版发行数量,已经无法成为古籍出版社出版品种的主体。纵观全国二十余家古籍专业出版社,古籍整理项目的出版品种,高者不过百分之四十几,一般在百分之三十以下。古籍出版社应该以“古”字为主业,但以“古”字为主业并不意味着仅仅局限在古籍整理方面,还应该包含古籍的普及读本和普及传统文化知识的读物。
从新世纪的文化发展趋势上看,我们应该对古籍出版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进行相应的调整,分出若干个层次。即:为文化积累、传承和学术研究提供服务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为满足一般读者对古代典籍和历史文化知识的求知而出版的普及读物;为适应兴趣广泛的读者以满足其文化休闲要求的文化消遣读物。
从上述三个层面分析,古籍出版社以“古”字为主业的任务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为艰巨。它不仅仅承担着古籍整理项目的出版,而且还要面向广大民众,宣传介绍古籍文献的基本知识,宣传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同时,针对社会各界读者的不同文化消遣需要,还要出版一些文化休闲的图书。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出版有关传统文化知识方面的图书中,古籍出版社有其选题、编辑、发行等多方面的优势,并且有助于在文化传承方面发其专业的作用。近些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千家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绘图本《唐诗三百首》,就在传统文化的普及上显示出专业的优势。此外,像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奇石》以及“十大系列丛书”,在许多古籍(旧)书店的销售中占有很大的数量,成为古籍(旧)书店的抢手货。如果我们过于机械的强调似乎只有古籍的校勘、注释等古籍整理项目才是以“古”字为主业,我们的出版方向以及服务对象只能愈来愈窄。其结果一是古籍出版社的发展愈发艰难;二是拱手让出传统文化普及和文化休闲图书的广阔市场,任凭像前文所说的“点心匣子”般的“经典名著”、“传世珍藏”不断膨胀。这实际上不仅仅是争夺市场份额的问题,也是古籍出版社应该承担的社会职责。
第二,古籍图书出版的发展必须在发行环节上强化力量。
不管是从何种视角来审视我们的古籍整理出版和新印古籍的发行工作,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我们的古籍整理出版以及新印古籍的发行工作,在新世纪之初,正处在明显的徘徊状态,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
古籍出版工作面临着许多困难,在诸多困难中,新印古籍的发行问题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也是各个古籍出版社和古籍(旧)书店共同存在的问题。就目前的状况看,以往承担古籍图书发行的主要力量——我国的古旧书业在经营上也存在着步履维艰的状况,这对新印古籍的发行无疑是雪上加霜。
我国现存的古籍(旧)书店主要由北京、上海、天津、扬州等少数城市独立经营的古籍(旧)书店和各地新华书店下属的古籍(旧)书店门市部组成,林林总总加起来不过三四十家。尽管在我国各地的城市中有很多个体经营的书摊也少量销售新印古籍,但是就其经营能力和经营数额而言还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准,形不成基本的规模。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和社会经济体制的调整,社会文化需求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使得我国各地的古籍(旧)书店也同样面临着新的挑战。可以这样形象地说,我国的古旧书业正处在十字路口,行业面临着世纪的抉择。
从经营规模和经营网点上看,由于古旧书业特有的历史发展状况和古旧书业自身的一些局限性,使得各地古籍(旧)书店在当前经济增长极为迅猛的时代,其自身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社会其他行业的发展速度,甚至在很多地区,古籍(旧)书店的网点以及营业面积呈现出负增长的趋势。从经营品种上分析,由于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线装古书的社会保有量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以往在古旧书行业的经营中占据一定比例的线装古书的收售业务量,已经缩减到极为可怜的地步,全国大多数古籍(旧)书店已经没有经营线装古书收售业务的能力和可能。过期期刊和过期报纸的经营,由于社会形势的变化,这项经营业务已经基本上从古旧书业中消失,全国仅有一两家古籍(旧)书店还在勉强支撑着这项业务。在古籍(旧)书店的经营中,旧书的品种往往与新华书店或其他社会办书店销售的特价图书没有明显的区别。而新印古籍的发行,由于销售数量的局限和相关专业人员的流失,添订货数量在其整体销售份额中逐年下降,个别古籍(旧)书店甚至几乎没有新印古籍的陈列和销售。从经营方式和服务形式上进行剖析,流动收购、流动售书和定向供应图书等传统的经营方式已经很少保持,服务项目和服务内容明显与当代社会的发展和读者的需要形成落差和诸多的不适应,古籍(旧)书店的经营方式和服务项目与其他书店相比,已无明显的区别,甚至在软性服务方面要落后于新华书店或其他社会办书店,难以满足读者的图书消费的需要。
综上所述,我国的国有古籍(旧)书店的经营现状令人堪忧,已经逐步失去行业的传统经营特色和经营风格;与其他类型的书店相比,缺乏生机和活力;在满足读者的文化消费需求上,显示出明显的滞后趋势。这使得以往销售新印古籍方面作为主要力量的古籍(旧)书店,其目前的实际销售能力大打折扣。
与此同时,由于新印古籍图书和文史图书的出版、发行经营的时效性风险较小,且具有销售稳定性保障和文化积累的连续性作用,必将受到行业外资金投入的格外关注。这对于古籍出版、发行工作来说,将产生更大的竞争压力。
尽管如此,新印古籍和文史图书相对于古籍(旧)书店的陈列和销售而言,仍然是主要的品种。目前,在全国的图书市场上,古籍(旧)书店虽然在总体销售上数额有限,与一般新书销售门店无法相比,但新印古籍的发行数量,很大一部分是由各地古籍(旧)书店所承担。特别是一些大部头的新印古籍和许多专业性较为突出的文史图书,新华书店和其他有关书店在进货上颇为慎重,对口服务和销售能力有限,难以满足社会对新印古籍的需要。而这一领域,古籍(旧)书店充分显示出它的特长和相应的实力。
因此,在未来的图书市场中,古籍(旧)书店的新印古籍和文史图书销售仍将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对于古籍出版社来说,加强新印古籍的发行,竭力提高其销售数额和它在图书市场中的销售比重,古籍(旧)书店将是应该格外关注的力量。在图书市场激烈竞争的形势下,销售门店必将竭力突出自身的经营特色,而古籍(旧)书店则必然要通过新印古籍和文史图书来体现自身的销售优势,并由此逐渐向专业店、精品店的方向发展。双方的发展趋向以及发展的长远利益是一致的,也是共生的。
然而,就目前的情况看,新印古籍和文史图书的出版状况较为混乱,选题重复、图书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较为突出。这对古籍(旧)书店的进货和常备图书的陈列会造成一定的困惑,难以确定相应的进货数量和必要的常备品种。对于这样的问题,有关专家提出,古籍(旧)书店在考虑添订新印古籍时,应把握“三最”的原则,即:“最具有权威性的本子,最具有特色的本子,最便宜的本子。”所谓“最有权威性的本子,”是指由专家、学者经过认真、严谨的研究、整理而出版的新印古籍,要强调其底本优秀,校勘严谨,注释精确,并经过销售实践的检验而成为新印古籍的经典版本;“最具有特色的本子”,则突出新印古籍在整理、校勘、注释中所具有的独特观点,所体现的最新的整理、研究成果;“最便宜的本子”,是在保证古籍整理出版质量的基础上,价格最为低廉的新印古籍图书。“三最”的原则,是古籍(旧)书店在新印古籍的发行中必须坚持的基本备货原则。但是真正实现这个备货标准,必须依托古籍出版社的出版力量。
从以往的实践中看,古籍出版社与古籍(旧)书店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基本上是通过大型订货会、专业订货会以及古籍出版社的发行部门在日常发货中形成“联盟”,严格说仅仅是在面上的沟通。
从古籍(旧)书店的角度说,不同城市以及一个城市中不同区域的门店面对的读者群体不同,所销售的新印古籍、文史图书相对有一定的区别,所添订的图书自然也就不同。而这些差异古籍出版社与古籍(旧)书店之间的沟通并不充分,古籍(旧)书店很少将这种不同区域的不同读者需求状况适时和准确地反馈给古籍出版单位,使之能够针对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读者层次需求来供应相应的图书。即便是古籍(旧)书店提供了相应的需求信息,古籍出版单位是否能够在选题上及时地调整,也是一个突出的难题。
而从古籍出版社方面而言,所出版的新印古籍的主要内容、特点和所针对的读者对象等要素又很少直接传导给古籍(旧)书店的销售人员,特别是在当前古籍(旧)书店员工专业素质下滑的状态下,不仅对新印古籍及其它文史图书的内容不甚了解,甚至连古籍出版的基本状况和动态都知之甚少。这样的古籍发行专业能力和水平,承担新印古籍销售的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近年来,古籍出版社积极尝试开办读者服务部或相当规模的书店,以此来扩大销售。这种形式对一定程度上增加新印古籍发行量有一定的作用,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毕竟古籍出版社开办书店有一定的局限性,资金、经营管理以及备货品种、门店选址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对古籍出版社形成一定的障碍,其收益如何以及投入产出比等都成为制约因素。作为一定形式的补充未尝不可,但若想依靠这样的方式来改观新印古籍的发行状况,却是一个明显的未知数。
由此可见,古籍出版社与古籍(旧)书店之间加强联合,以新印古籍的经营为合作基础,共同运作,共同投入,寻求共赢,是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合作思想,供各位同仁参考:
1.在古籍整理出版项目和大型古籍图书的发行方面,由古籍出版社为主体,联合古旧书专业工作委员会,用座谈会、培训班等多样形式对古籍(旧)书店的业务骨干进行相应的业务培训,使之了解其主要内容、特点和读者对象,便于其向相应的读者和用户进行介绍和推荐。同时,这些业务骨干可以针对常备古籍图书的陈列和销售,对书店的一般员工进行宣讲和培养。
2.对于基本古籍和经典文献,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版本作为古籍(旧)书店的常备品种陈列、销售,使古籍(旧)书店保持相应品种和一定数量的基本备货,满足读者的需求。对于这部分图书应实行定时滚动结算的方式,一方面减轻古籍(旧)书店的备货资金压力,另一方面也要保证古籍出版单位资金的及时回笼和周转。
3.对于古籍普及读物或其他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出版物,以古籍(旧)书店以及其他有实力的发行单位所提供的市场动态为依据,古籍出版社按其市场需求的要求制定选题,组织出版,对口供应。双方可采取共同投资等灵活的合作方式进行联合,形成出版、发行的共同体。
返 回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