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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二零零一年七月十六日
古籍整理留言薄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

我们理应继承和发扬的……
齐鲁书社 宫晓卫        

2001年
第一期(总359期)
第二期(总360期)
第三期(总361期)

第四期(总362期)

第五期(总363期)
第六期(总363期)
第七期(总365期)
第八期(总366期)
第九期(总367期)
第十期(总368期)
第十一期(总369期)
第十二期(总370期)
2001总目

 

     也许是一直在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对其已是情有独钟的关系,今天重读《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以下称《指示》)仍然感到十分的亲切。尽管时间已过了20年,以个人之见,《指示》对现今的古籍整理工作仍不失其实际的指导意义。
    20年前《指示》的下发,推动了我国古籍规划、整理、出版的蓬勃发展。山东作为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文化大省,从省到出版局领导对此项工作均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到1984年齐鲁书社建社5周年时,我们已出版了诸如围绕刘勰与《文心雕龙》、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等所作的一大批既有地方文化特色,又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古籍整理图书,使一个新建地方专业出版社很快就赢得了海内外读者的瞩目,被专家学者誉之为“文兴齐鲁,功在学林”,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树立了自己的品牌。此后,齐鲁书社沿着这条出版道路,连续推出了像“山左明贤遗书”、“明清山左作家丛书”、《全清散曲》、《全明散曲》、《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全校集评会注聊斋志异》、《二十五别史》等数量众多且具有较高文化总结和积累意义的古籍整理著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保存、继承和传播尽了一份绵薄之力。如果说这些年来我们取得了一点聊以自慰的成绩,它是与《指示》下发以来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与因此形成的那种氛围,使一些老学者、老编辑孜孜矻矻地工作和甘于安贫乐道、白首穷经的奉献精神分不开的。它不仅塑造了一个出版社的品牌、形象,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有着良好的专业素养、爱业敬业的编辑人员,这是我们无价的财富。
    当然,时到今日谈古籍整理,我们遇到了许多不可回避的困难。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对专业古籍出版社来说,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非常实际的困惑。一方面是出版社已完全被推向了市场,自收自支,自负赢亏;一方面要坚持专业分工出书,维护已有的品牌、形象,勉力出版那些属于抢救性、有着文化积累价值、但读者面窄、市场需求低、大部分是亏损的古籍整理图书。对于这些图书的出版,绝大多数并没得到如《指示》中提到的“各种费用”的支持。国家每年现有的定额财政补贴,散在整个古籍整理出版中,已显得十分有限。因此,专业古籍出版社作为承担古籍整理出版任务的主体,势必要承受其中巨大的经济压力,感到是在勉为其难。当一个出版社只剩下了困难和义务时,尽义务也变成了空谈。由此,也必然制约了古籍整理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其实《指示》在当年就已明确了解决这一矛盾的答案,即由国家拿钱来“支持这项事业”。我始终认为古籍整理应该是政府行为,是须由各级政府资助落实的事。这一认识,即便今天各方面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也没有改变。尤其是当出版社的经济运作已然是纯粹的企业行为时,就更是如此。当我们这么好的专业编辑在苦苦地为稻粱谋而拼搏时,特别是其付出的劳动和得到的报酬与同行业相比是那么不成比例,枉谈奉献,就谈不上有多少号召力了。因此,我以为,要继续坚持这项事业,除了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的敬业精神外,重要的还是要提高各级领导的认识,并把这种认识落到实处,当年《指示》的下发,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古籍整理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从这项工作的意义到机构设置,从资金来源到工作人员的待遇,可谓细致入微。它是否能给今人以启发,让我们从中可承继和发扬某种精神。《指示》下发后的20年,虽然我们以兢兢业业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但还只能说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借鉴也在不断变化,也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说,古籍整理工作不是到头了,而是还有许多事情需要继续做,正如《指示》所说,“得搞上百年”。江泽民同志最近在“七一”讲话中提到:“我们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了古为今用。”中国先进文化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古籍则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它的整理、研究,使之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乃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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