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陈云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我国的古籍整理问题作了指示，随后中央书记处根据陈云同志的意见，讨论了整理我国古籍的问题，并于同年9月下发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得搞上百年。”“古籍整理工作，可以依托于高等院校，有基础、有条件的某些大学，可以成立古籍研究所，有的大学文科中的古籍专业(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要适当扩大规模。”“要有一个几十年陆续不断的领导班子，保持连续的核心力量。”“为办好整理古籍这件事，尽管国家现在有困难，也要花点钱，并编造一个经费概算，以支持这项事业……”
    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全国高等院校引起热烈反响，高校的教学科研人员受到极大鼓舞。为了落实中央的指示精神，组织协调全国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教育部于1983年成立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古委会)，由原中顾委委员、教育部顾问周林同志任主任(1996年底成立第四届古委会时，改由安平秋同志任主任)。古委会的工作任务是：接受教育部的委托，负责组织、协调全国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分配财政部指拨的高校古籍整理研究人才培养和科研项目专款，并监督检查该项专款的使用情况。高校古委会设秘书处处理日常工作，办公地点在北京大学，工作人员由北京大学教员兼任。从此，我国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走上了有领导、有组织、出人才、出成果的健康发展道路。
     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下发20年来，特别是协调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专门机构高校古委会建立18年来，我国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因为有领导、有规划、有队伍、有专款，而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在教育部党组的领导下，经过周林、安平秋两任主任的努力，团结全国高校广大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教师一起奋斗，使我国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具体说来，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落实中央指示精神，建立机构，组织起了古籍整理研究基本队伍。80年代前期，高校系统陆续建立了一批从事古籍整理研究的科研和教学机构，其中由高校古委会直接联系的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师大、华东师大等院校建立的十八个古籍研究所、一个研究中心，两个研究室。并在原有的北大古典文献专业之外，新增设杭州大学、南京师大、上海师大三个古典文献专业。90年代后期，兰州大学的古籍研究室改为研究所，西北师大古籍研究所成为古委会直接联系的单位。这样，目前古委会直接联系的教学、科研机构共26家，这些机构中的专职、兼职人员有六七百人，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队伍。此外，部属和省属院校中如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师大、安徽大学、华南师大等校也建立了62个古籍研究所(室)，其中的专职、兼职人员亦有七八百人。以上88家教学研究机构中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人员已达一千四五百人，使我国的古籍整理研究事业有了基本队伍。
    二、大力培养人才，缓解了过去长期存在的“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状况。古委会的人才培养工作一贯有两个途径，一是对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二是科研实践中对青年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培养。各研究所和专业对青年的培养主要是结合科研项目在实践中进行的。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各所青年人的成长都比较显著，其中不少人成了研究所的业务骨干，对研究所学术特色的形成、科研项目的进展以及学术群体的成长作出了贡献。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工作，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也已经形成一定的格局，并且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一是有明确的培养规格；二是建立起了较为科学系统的课程体系；三是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四是初步形成了注重理论修养，注重实学，不尚浮夸的学风。90年代后期，古委会从古典文献专业的特点出发，借鉴国内外办学的成功经验，又采取五条措施，加强本科生人才培养工作：①加强专业基础课教学；②投入适当经费加强外语教学，争取使古典文献专业本科生大多数人的外语成绩达到硕士生水平；③加强电脑教学，每个专业配备一定数量的电脑；④加强专业实习和对历史文化遗存(如敦煌、西安、洛阳等)的考察工作；⑤增加奖学金，在原先每两年评一次的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之外，增加古典文献专业普通奖学金，每年一次。这些措施加上过去各古典文献专业与古籍研究所长期坚持的一些做法，使人才培养工作日益深化，也逐渐有章可循，效果良好。到今年暑期为止，高校古委会系统各专业与研究所共培养本科生1100余人，硕士生2000余人，博士生300余人。大大缓解了我国自80年代初期业已出现的古籍整理研究人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状况，为整理继承祖国文化遗产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三、科研项目取得丰硕成果。精心组织科研项目，力争取得有质量的，甚至是高质量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一直是高校古委会工作的重点。古委会的科研项目分三个层次，一是古委会直接资助的重点项目，二是古委会资助的一般项目，三是各院校、各古籍研究所和古典文献专业自己确定的重点项目。其中前两个层次的项目都经过申请者自报，古委会建立的专家评议组讨论、评议，无记名投票通过，古委会主任批准的严格程序，且纳入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总体规划框架之内。而古委会和秘书处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如古委会主任、秘书长、副秘书长均不是科研项目评议组成员，更不兼专家评议组负责人，他们只列席评议会议，无表决权，以防止行政领导对专家评议组的干预，也有利于专家评议组形成严格的、良好的学术评议作风。近20年来，全国高校教师共完成并出版古籍整理研究专著4000余种，是1949年至1981年32年间全国古籍整理研究成果的两倍多。据去年的不完全统计，其中110种图书获国家级奖励，305种图书获省、部级奖励。
    高校古委会科研项目已有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是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所必需的基础建设工作。80年代古委会组织了《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戏曲》、《全明诗》等大型断代诗文总汇项目，90年代又陆续组织了《全唐五代诗》、《全元文》、《全明文》、《清文海》、《两汉全书》等项目。这样，除少数朝代外，自汉至明的历代诗文均可大致收罗完备，清代则有了大型文章选本。其中《全宋诗》(72册)、《全元戏曲》(12册)已出版；《全宋文》(约180册)已出50册，其余100余册正排版；《清文海》(约40册)已完稿交出版社；《两汉全书》、《全元文》、《全明诗》的部分成果已出版；《全唐五代诗》正在编纂中。
     二是组织对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教育等学科的学术研究和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工作具有重要价值的项目。如《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杜甫全集校注》、《韩愈集校笺》、《朱熹全书》等历代大作家集的整理研究；《甲骨刻辞类纂》、《故训汇纂》等语言文字文献的整理研究；《敦煌文献合集》、《中华律令集成》、《中国古代教育文献丛书》、《古本小说集成》、《清人别集总目》等大型资料汇编等。现在，上述项目大半已出版或已交稿。这些大型重点项目(特别是像《全宋诗》、《全宋文》这样的特大型项目)，以一个研究所为基地，团结全国同行协作攻关，对培养青年人最有实效，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三是普及性项目。高校古委会为落实中央关于古籍“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都能看懂”的指示精神，组织编纂了《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135种)。出版之后在社会上有良好反映，江泽民、李鹏、李瑞环同志都为《丛书》题词。这样的项目还有《二十四史今译》、《国情丛书》、《中华英才丛书》等。
    四、海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日益发展。近20年来，高校古委会和古委会系统的不少古籍研究所逐步与海外相关学术机构及学者个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不少研究所主办过各种类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促进了学术繁荣，也扩大了我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在海外的影响。1991年8月，古委会与台湾《国文天地》刊物合作，在《国文天地》第75期发表了“中国古籍在大陆”专辑，介绍大陆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成果。1996年4月、1998年5月和2001年4月，高校古委会与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合作，分别在台北和北京召开了三次海峡两岸古籍整理研究学术研讨会，并在台湾中央图书馆举办了大陆高校古籍整理研究成果展览。高校古委会经过努力，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在科研项目上的合作也有了进展。到目前为止，主要的项目有《北美汉学家辞典》(已出版)、《日本中国学研究论著目录索引》、《北美汉学研究机构概况》、《韩国当代汉学家人名辞典》、《韩国藏中国古籍书目》等。因为历史的原因，我国许多重要的古籍流散海外，严重制约着相关学术研究的开展。中央文件中曾要求：“散失在国外的资料，也要通过各种办法弄回来，或复制回来，同时要有系统地翻印一批孤本、善本。”中央的要求也是几代学者的梦想。古委会在日本友人和学者的支持、帮助下，自1997年起和日本宫内厅合作，将宫内厅书陵部所藏中国古籍中的宋元版珍本约100种复制回来，并由中国线装书局影印出版。此项工作进展顺利，第一辑(15种约一万页)可望于年内出版。
    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是在党中央指示指引下，在教育部领导的关心和各院校领导的支持下，经过古委会领导的精心组织和全国高校相关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才得以实现的。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坚持贯彻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精神，在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指导下，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按中央指示精神及古籍整理研究事业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办事，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好古籍整理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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