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下发后召开“京西会议”，我曾应召参加，在会上提议编辑出版《走向世界丛书》和《曾国藩全集》，这是我搞古籍整理的开始。20年转瞬即过，当时同组讨论的17人，大半作古(如白寿彝、夏鼐、谭其骧、顾廷龙、史念海、瞿同祖、朱士嘉、杨廷福等)。回忆起他们的言谈笑貌，真有不胜今昔之感。
    重温《指示》，看得出当时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子孙后代，得把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虽然也谈到要培养专业人材，要进行专门研究，要设机构搭班子，都是从这个基本点出发，为这个终极目标服务的。所以才强调加强文科教育，强调让小学生读点古文，强调让更多的人看得懂，强调古籍的今译。
    编辑出版工作很难说是古籍整理的主体，但却是它的终端。我只能以一个退休编辑的身份来说话。那末在我看来，古籍出版可以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为“更多的人”服务的，也就是《指示》特别强调的，“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得懂”的书。这应该是大头。旧时“中华”编印发行教科书，现在能不能编?
    第二层是为选择了学文科，成年后对文化遗产有兴趣，愿意读古籍、古诗词、古代笔记杂书、古旧小说的人们服务的。这些人的阅读趣味和欣赏水平会逐渐提高，小部分会渐渐养成批评、研究的能力，总体看来像个金字塔。
    第三层是为研究者和高级欣赏者服务的。金字塔顶尖不会很大，却是当代学术研究和图书出版水平的标志。此种图书不必亦不可能太多，尤不应该像《传世藏书》那样用翻印办法重复出版早已饱和的通行本。
    第一层是基础，没有基础就不会有塔身，更不会有高高的塔尖。20年前刚经过“文化大革命”，传统文化确实到了不绝如缕的状态，书荒十分严重。小组会上发言的老专家们，无不认为后继乏人是古籍整理的最大危机。正是有见及此，《指示》才强调要“加强大学的文科教育，并从小学开始，就让学生读点古文”。
    出席和列席“京西会议”的，还有一些50岁左右的学者，现在早已是国家的学科学术带头人了。他们中有些人的学术成就，我觉得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他们的师辈。所以我向来不同意“一代不如一代”的悲观论调。从总体上说来，人的智能总是在进步的。在信息化时代里，人们的方法和手段进步得更快，作研究出成果当然也快，编辑出版亦是如此。但这些仍然代替不了打基础。即以20年前还在老先生面前谦称晚辈的学人来说，他们如果不是“从小学开始”就努力，如果没有接受50年代、60年代的培养教育，在今天能接好这个班吗?
20年前50岁左右的人，今天也70来岁了。而今天在大学、中学、小学课堂里的青少年，又有多少对传统文化感兴趣，愿“读点古文”的呢?我们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引导他们，为他们服务这方面，按照《指示》的要求来检查，又做得怎样呢?
    言念及此，我本人更应该惭愧。我本是在《指示》下发之后才从普通编辑岗位调到古籍出版社的，可是20年还未过半，就“离队”了，虽然不完全是因为自己想“脱逃”。《走向世界丛书》计划出书100种，还只出齐第一辑30种，便中止了，其余的看来只能交给别人，如果还有人愿搞的话。10年前开始选择百字短文(以《学其短》为名，严格限于不超过一百个汉字的独立成篇的各体文章)，曾在《新闻出版报》上登过一些，因校辑别的书籍而中止。从前年起又在《出版广角》上登了一些，近来觉得可以告一段落了，即拟将已发表的凑齐300篇印成一本，就把它作为响应20年前指示的迟到的行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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