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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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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总35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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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总36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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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期(总3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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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期(总36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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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期(总3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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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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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17日,是《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下发20周年纪念日。回首20年前,当我们国家走出十年“文革”的阴影,开始迈向新的历史时期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根据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的意见,讨论了整理我国古籍的问题,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党中央的指示,拨乱反正,重新指明了整理我国古籍的重要性、长期性及其深远影响,指明了当前古籍整理的侧重点和整理方法,指明了领导班子的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急迫性、必要性,同时还表达了国家在财政不宽裕的情况下,也要提供财力支持这项事业发展的决定。
党中央的这一重要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调动了广大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由于方向明确,措施得力,20年来,我们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新版古籍图书的品种、数量和学术水准,还是古籍整理出版队伍的建设,乃至图书馆界对古籍藏书的保护与开发利用,都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就。可以说,《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下发以来的20年,是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加快发展的20年。
首先,就新版古籍的出版数量来说,据《古籍图书目录》(1949-1991)的不完全统计,1982至1991年,全国共整理出版古籍图书近4300种(其中的丛书如《丛书集成》、《四部丛刊》等只作一种计),是此前32年古籍图书出版总量的1.9倍。最近十几年,古籍图书的出版受到市场因素的制约,新版古籍的数量有所减少,但每年仍保持500种左右。截止2000年,经过研究、整理之后出版的古籍图书总计可达8000多种。如果现存古籍总量按15万种计,建国以来的新版古籍数量按1万种计,则1981年至今所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应占建国后出版总量的80%,占现存古籍总量的5—6%,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
其次,就新版古籍的学术质量来说,1981年以后,国家每年均拨出专项经费用以支持古籍整理出版,再加上国家出版规划的宏观调控作用,使得古籍出版的计划性、规范性和古籍整理图书的学术性有了很大的提高。迄今已经有一大批重要古籍得以整理出版,众多的出土文献得以及时汇集问世。例如,从1984年开始陆续出版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任继愈主编),全106册,囊括4100余种23000卷佛教经典,堪称古籍整理的大制作。又如1982年出版的《甲骨文合集》(郭沫若主编),是殷墟发现甲骨以来真正集海内外收藏之大成的合集,它的编纂和出版,标志着我国上古史和古文字学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再如1985年整理出版的《大唐西域记校注》,经过季羡林等学者费时数年的校注,不仅使该书成为研究我国唐代社会史和中外交通史的重要史料,而且还被南亚诸国广泛用来弥补本国的历史空白。至于抢救性质的重大项目如《永乐大典》、《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等书的搜集和出版,属于总结一代文献性质的新编总集或资料汇编如《全宋诗》、《中国兵书集成》、《吐鲁番出土文书》等,这些也都是古籍整理史上前无古人的新成果。
第三,就古籍整理出版的总体布局来说,1981年以来显然加大了科技类古籍和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出版比重。1982年,卫生部中医司成立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制订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九年规划》,在全国划分了10个协作片组织规划的落实。此后,中医古籍整理出版的重大成果如《诸病源候论校释》、《黄帝内经太素校释》等,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农学方面如《中国农学珍本丛书》、《中国农学遗产选集》及《齐民要术校释》等,也是颇具学术价值的上佳之作。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出版体现着国家的民族政策,在国家民委的统一规划下,近20年来已整理出版少数民族古籍3000余种,其中《格萨尔王传》、《布洛陀经诗译注》、《福乐智慧》等,民族特色浓厚,版本珍贵,极富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第四,就古籍整理专门人才的培养来说,20年来的成就最为显著。党和国家对培养古籍整理专门人才十分重视,1959年在北京大学专门开设了第一个古典文献专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专业在全国的高校中已有4个。此外,还有80多所高校建立了古籍研究所,既完成古籍整理课题,又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社科院、图书馆,有的也建有相应的古籍研究机构。以上研究机构大多形成了老中青的合理梯队,加上不断完成学业走上工作岗位的本科生、研究生队伍,可以说目前古籍整理专门人才的储备,在数量上已达到数千人的规模。
第五,就古籍整理出版的能力来说,20年来提高幅度之大是空前的。1958年,国家确定中华书局为专业古籍出版社,包括中华书局的上海编辑所,全国只此一家。而80年代以来,专业古籍出版社可谓遍地开花,虽说后来有所并转,但现在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的成员也有22家之多。这22家古籍社的编辑人员接近600人,年平均出书品种在2000种左右(其中6—7成为重版书)。如果再加上部分承担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中央和地方综合出版社、高校出版社,那么目前古籍整理出版总体能力比起20年前来要翻好几番,已成为全国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六,就古籍整理出版的组织协调工作来说,1958年在当时的国务院科学委员会下专门设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全面负责制订规划、组织整理研究、协调出版、培养专门人才等有关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十年“文革”,小组工作有所停滞。1981年决定恢复古籍小组建制,直属于国务院。1998年,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古籍小组的职能划归新闻出版总署,定名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古籍小组恢复建制至今,一直在全国范围内发挥组织协调作用。从1982年到2001年,古籍小组先后制订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1991—1995—2000)、《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点规划》(1996—2000)以及已经形成草案的《国家古籍整理“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2001—2005)。在国家规划的指导下,在国家财政拨发的古籍整理出版专款的支持下,20年来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得到了有效的管理和调控,基本上走上了有规划、有领导、有竞争、有协调的轨道。
最后,我们还不能不提及两项有关古籍整理出版的巨大工程,即正在编纂中的《中国古籍总目提要》和《建国以来新版古籍总目》。这两项基础建设项目都是由古籍小组负责组织协调的,前者已于1993年开始工作,其中的《中国古籍总目》部分属于一种以著述为纲的品种目录,到现在已完成大半工作量。其中的《中国古籍提要》部分,拟分为50个分卷,目前已有10多个分卷上马,有的分卷几近定稿。《古籍总目》和《提要》两部分完成后,可以摸清我国古籍的存佚情况,掌握现存的品种和数量以及大致的学术内容和价值,将会大大促进对现存古籍的保护和利用。至于《建国以来新版古籍总目》的编纂,现在已着手工作,可望于今年年内定稿。一俟上述几项目录、提要工作完成之后,便可以为现存古籍和新版古籍建立一个完备的数据库,并为今后制订规划、确立重点项目、进行宏观调控等一系列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依据。
综上所述,在《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指引下,20年来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振奋精神,努力工作,使古籍整理出版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在已经取得的成绩面前,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当我们重新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领会“这是一项十分重要、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就会感到我们肩上的担子很重,要走的路还很远。我们不能有丝毫懈怠,更不能半途而废。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所处的社会大环境正在变化,已远不是20年前的情景。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杨牧之同志曾强调:“当前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面临的形势很严峻,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市场的学问越来越大,市场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古籍整理和出版怎样面对市场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在全国古籍出版社领导座谈会上的讲话》,《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1年第1期)如何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在市场经济面前,一如既往地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完成党和国家赋予我们的光荣职责,这是广大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尤其是各级领导岗位上的带头人,都必须认真对待和思考,并以合理的对策去尽快解决的大问题。
事实已经证明,《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下发,带来了古籍整理出版20年的大发展,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光辉的里程碑。目前尽管在新形势下出现了一些值得研究的新问题,但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的职责没有变,党和国家一贯高度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精神没有变,党和国家关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方针、政策也没有变。因此,在新的世纪,《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依然是指导我们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持续发展的一面旗帜。在纪念《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下发20周年的时候,重新学习并认真贯彻这一重要指示,依然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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