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17日，党中央根据陈云同志的意见，讨论了整理我国古籍的问题，并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发［1981］37号)的重要文件。这个文件是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的历史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总纲领。在2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刚刚跨入新世纪的时候，结合我们在古籍整理工作中已经取得的实践经验，结合学习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重新来深入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我想这对于解决我们工作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对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求得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持续发展，是十分重要和十分必要的。
    《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又指出：“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这两段话高屋建瓴，言简意赅，可以说已经完全讲透了整理出版古籍在当代社会中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其深刻含义呢?我认为只有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统一关系中去理解，我们才可能获得一个全面的认识。
    我们知道，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文明史，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以其鲜明的民族性特色，自立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文化的发展极具延续性和交融性，这就使得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实际上处在同一体中，任何一种文化的现代化都是自身传统的现代化，我们不可能割断历史。因此，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实践中，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必须自觉地抱有“批判地继承”的态度。所谓“批判地继承”，即是扬弃其糟粕，吸收其精华。而精华无疑是指其中最具有民族性，最能反映中华民族振兴发展要求的部分。古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我们讲“整理我国古籍”，其实就是说要对传统文化进行一番清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传统，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借鉴和滋养。
    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说到底是民族性的表现，而民族性正是先进文化的显著特征。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先进文化是全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努力学习和吸收一切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更要注意继承和发展我们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整理我国古籍正肩负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因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或缺的一个文化环节。
    当然，先进文化包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但后者并不等同于前者。随着时代的前进，历史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势必会出现不适应现实社会的消极成分。所以，我们对待传统文化一方面要讲继承，一方面还要讲创新。在继承传统文化时，要能面向当代，面向未来，面向世界，推陈出新，这样才能使传统文化具有新的生命力，才能体现出其先进性。说到整理出版我国古籍也是一样，我们既要重视对主体性古籍的整理与研究，重视对传统整理方式的继承和发扬，又要能根据时代的要求，结合读者的实际情况，在制订整理出版规划、策划选题，以及采取何种整理出版形式方面，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有所创新。唯其如此，才能使我们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始终沿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持续发展。
    上面所说的主要是从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党和国家对整理我国古籍极为重视的角度，说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当代社会中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同时也想说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必须遵循两条基本原则，一是要继承，二是要创新。至于说到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目前存在的问题，今后的发展方向及当前的应对策略，我想再结合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谈几点意见：
    一、在出版社还存在分工的前提下，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当前出版社因为出书范围上的限定，造成了彼此经济效益的苦乐不均。尤其是主要负责出版古籍图书的出版社，更由于出版成本高、出版周期长、市场份额占有量较低，而在经济实力上大多处于相对艰难的境地。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我们在深化出版体制改革、调整结构、加快发展中要解决的问题。古籍出版社面对市场经济这个大环境，树立经营理念，讲究经济效益，这是生存与发展所必须的，是出版社管理工作上的一大进步。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我国的出版工作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十分强调出版物作用于社会的正面效果。即使就古籍的整理出版而言，如上所说也有一个是否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问题，不能一切听命于经济效益，胡乱整理，胡乱出书。我们应该遵照党中央指示的要求，把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首先看作是一项关系子孙后代的崇高事业，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的精神，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提倡社会效益第一，并不意味着排斥经济效益。在古籍整理出版中追求双效益是我们的目标，围绕古籍整理图书，开发相关相近的选题比如文化类的选题，也是允许的。关键在于古籍社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形成特色和品牌，在古籍整理出版领域发挥自己的优势。
    二、在各尽所长、优势互补的原则下，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现在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是以专业古籍出版社为主体的，古籍社算起来有20余家，全国的古籍图书市场就那么大，这么多古籍社投身其间，必然有一番竞争，结果选题撞车、低水平重复出版等现象就发生了。一方面是古籍整理出版的市场形势很严峻，一方面是古籍整理出版在某些方面处于无序竞争的状态，这对于我们执行党和国家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争取在上百年的时间内大见成效，显然是非常不利的。我在今年1月9日全国古籍社领导座谈会上曾经说过：“我们古籍整理面临共同的任务、相同的读者群和市场，与其一家家单打，不如密切合作。”“我认为路只有一条：走团结合作、集约经营的道路。”全国的古籍出版社之间如何进行密切合作，各尽所长，优势互补，共同面对市场的挑战，这其中有许多实际问题，我再次建议大家好好研究一下。
    三、在调整图书结构，实施精品战略的同时，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对普及与提高工作有很具体的要求，一则是说，“现在有些古籍的孤本、善本，要采取保护和抢救的措施”；“散失在海外的古籍资料，也要通过各种办法争取弄回来，或复制回来。同时要有系统地翻印一批孤本、善本”。这些是属于提高性工作范畴。另一则是说，“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这是属于普及性工作。普及与提高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两翼，都应该给予重视。不过近年来由于市场的压力较大，而普及性读物读者面略广，所以各出版社在普及上动的脑筋更多一些。这本来是件好事，但出于求多求快的心理，在选题上不免有些滥，整理质量有的较差，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总之，普及与提高不可偏废，我们要的是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当前专业古籍社要在图书市场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尤其要注重发挥自身的编辑优势和品牌优势，要用整理出版的高质量去树立权威，形成古籍出版的集团优势，从而争取行业垄断的效果。不能把希望寄托于更多的政府干预来保护古籍社的专有古籍出版权，这样做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恐怕是不现实的。
    四、加强队伍建设与新技术的运用，处理好新旧交替的关系。我们现在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早已走出了手工业时代而进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最根本的是人才的竞争。这几年古籍出版社经济效益不如其他出版社，因而人才流失严重，已经到了应该引起大家重视的时候。《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十分强调“保持连续的核心力量”，认为“从事整理古籍的人，不但要知识基础好，而且要有兴趣”。现在各出版社都面临老编辑陆续退休，新编辑比例增多的情况，由于优秀的古籍编辑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和经验积累，所以对于有造诣、身体又好的退休老编辑，要注意为他们提供条件，让他们发挥余热；对于新参加古籍工作的编辑，则要注意严格要求，加强培训。在编辑出版工作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子新技术的运用。我国现存古籍的数量十分浩大，而每整理出版一种古籍又比较繁难。如果浩瀚的古籍资料不采用电子新技术加以处理，如果古籍整理不向电子化、网络化迈进，那么，我们的工作就要落后于时代，就不能全面、及时地为我国学术研究，为提高国民素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现在的新一代编辑接触新技术较多，领悟较快，这是使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加大新技术含量，提高工作效率的有利条件。另外，我还有一个建议，出版古籍整理图书的主力是我们这些古籍出版单位，可不可以建立一个联合网站，展示古籍社的整体形象和风貌，对内交流情报信息，对外宣传自己，大家可以讨论。
    《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是有关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在文件精神的指引下，20年来我们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仅从新版古籍的品种与数量来说，这20年的出书总量当不少于8000种，远比清修《四库全书》的收书总数为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党和国家对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一贯给予重视，现在全国有专门的领导机构，国家每年还拨出专款支持古籍整理出版，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勤奋工作，努力探索，大胆开拓，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一定会更加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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