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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二零零一年七月十六日
古籍整理留言薄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

据原卷逐号详细簿录的力作
——评方广锠编《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
    (斯6981号~斯8400号)》

白化文

2001年
第一期(总359期)
第二期(总360期)
第三期(总361期)

第四期(总362期)

第五期(总363期)

 

 
    方广锠编著的《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6981号~斯8400号)》,2000年6月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对于该书编撰出版的意义,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希逋(羡林)老师的推荐意见,可以说是国际上敦煌学界的定局性指导性看法了,节引如下:
    100年前,敦煌藏经洞发现以后,在国内和国外逐渐形成了一门新的学问:敦煌学。这一门新学问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紧密相联,切不可等闲视之。
    整理研究洞中藏书,工作量极大。在过去的100年内,只能说初步清理出一个头绪来。细致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专就佛教典籍而论,过去整理的结果就
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数量大,而贮藏之处又分散于很多国家。可是,这一件工作又是非做不行的。
    方广锠博士有极好的佛学研究基础,有极细致工作作风。他穷数年之力,远涉重洋,兀兀穷年,终于完成了此书。这可以说是对敦煌学的一大贡献。
    这段话言简意赅,已经对方书作了极为确当的评价。笔者在此只从图书簿录的角度,略略谈一谈读后感而已。
    一点是,采用并发展了分条分项的著录方法。这种方法,似乎是日本学者首先大规模采用的。首先用于佛教典籍簿录,如20世纪20—30年代的《佛书解说大辞典》;继而用于敦煌遗书编目,如20世纪70年代大渊忍尔的《敦煌道经·目录编》。我国学者采用此法者似以刘国钧先生为最早。刘先生于30年代以日人之法整理我国早期汉译佛经,虽然在条目等方面没有太大改变,总算是在引进新方法这一点上得风气之先。方广锠先生是善于学习又大有主见的人,根据全部敦煌遗书编目的实际——他主编过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遗书编目,有统揽全局的经历与丰富经验——来安排这样一部局部性的书目的分条分项内容,自然游刃有余。他活用而不死守前人的方法,量体裁衣,作得恰到好处。这种簿录方式的优点是异常清楚,极便应用。
    再一点是,此书具有很好的包容性。在敦煌学著作中,后来的著作包容、刷新前人著作之处是极为常见的现象。例如,所谓“变文”的录文,就一代一代地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补充、刷新。目录方面的工作亦如是。关于英藏斯坦因敦煌文书,尽人皆知,英国学者翟理斯(方先生译名为“翟林奈”)以38年之力,编成以英文为主(中间非夹点汉文不行)的仅到斯06980号(外加点木刻品号)的约7000号出头的目录。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我国的一位中年图书馆学工作者刘铭恕先生,以4个多月之力,仅靠看缩微胶卷,一空依傍,也作成了与之相伯仲的中文《斯坦因劫经录》。其后,我国两位中青年学者,即方广锠先生与荣新江先生,于1991年远涉重洋,到英国目验原卷,对斯06981号以下各个卷子进行编目。他们的工作成果,荣新江先生的那一部分,已经编成《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一书,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于1994年7月出版。关于荣新江先生这部目录,笔者的评介发表在《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一期上,请有兴趣的读者参看,不赘述。荣氏书系选择性登录,而方氏此书则为逐卷簿录。这就必然会产生交叉著录的问题。敦煌学方面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不足为病。但是,正如方氏此书“凡例”中所说:“本目录决定将《荣目》已经著录的54号也作为著录物件涵摄进来。”其方式则是:“除了遗书外观,如尺寸、行数等资料外,关于文献的内容,凡是《荣目》已经著录者,本目录一概不著录,并注明《荣目》已经著录该号,请读者自行参阅。仅在对《荣目》的著录有不同意见时,适当加以补充。这种补充,也只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一种参考而已。”笔者以为,方、荣二氏,在敦煌学界合作多年,特别是在英伦,并肩作战半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方氏此书,包容了《荣目》的相关部分。在将来的敦煌遗书编目进一步向深广两方面扩展时,类似的情况会不断出现。这是敦煌学向前发展的一种可喜的表现。
    敦煌遗书编目的工作,正与全世界各地敦煌遗书原卷刊布的工作紧密配合,加紧进行。荣氏、方氏二目发表后,单独的簿录式目录,或者依附于刊布的原卷的目录、索引等,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也就是在21世纪的前十年,最多二十年内,大致完成。在此基础之上,一部真正的,包括各个文种的敦煌遗书总目录,也将在此基础上作成。方广锠先生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0年第7期上发表《关于敦煌遗书的编目》一文,敏锐地提出这一问题。海内外的敦煌学学者,包括早已退休旁观的笔者在内,想来无不举手赞成。方先生主要论证了全部敦煌遗书统一编目的问题,笔者另撰有《敦煌学原材料与研究书刊的图书馆编目问题》一文,已在2000年于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内召开的敦煌学学术会议上宣读。笔者从图书馆编目的角度,呼吁正在进行编目的学者们注意,根据世界图书馆编目的大势所趋,统一给号、统一编号是方向。现在大家正在各编各的目,各有遵循或自行创造的编目给号方法,如此风起云涌,势必方法越来越多,将来收拾摊子可就越来越难了。建议尽快召开敦煌学编目者与图书馆编目工作者的国际性联席会议,制定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制止越来越混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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