笺注之学源起较早，大约始于春秋战国，如《春秋》之有三传，毛诗之有《故训传》；魏晋至唐颇多以注为名，如《三国志注》、《水经注》、《世说新语注》和《文选注》等；唐代更有官方提倡的义疏之学，如《五经正义》、《周礼疏》。清代学者于此用力最勤，嘉惠后学最深。它不特疏通文字，诠释音义，补充事实，而其汇诸家散说于一编，附出原书之下，尤省后学翻检之劳，时谓之新疏。
    刘继庄是清初有思想有功力的学者，他对于做注疏的方法、目的以及重要性的论述，反映了清代学者的一种看法。他说：“古书有注复有疏，疏以补注之不逮，而通其壅滞也。”(《广阳杂记》卷四)另一位大学者阮元说：“窃谓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研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矣。”(《十三经注疏序》)还有一位学者钱大昭也提出过注经与注史的不同说：“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正由于不少学者的重视，所以清代注疏之学大盛。其涉及范围之广，搜检用力之勤，的确超越前代。学者或疏旧注，或撰新解，都能总结前人成果，做出重大贡献。其中如早期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和晚期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均堪称有所发明的力作。清代学者推重之作也不少，如惠栋的《后汉书补注》24卷，彭元瑞、刘凤诰合著的《新五代史注》74卷。有一人而成多种者，如王先谦之撰《汉书补注》100卷、《后汉书集解》90卷；周寿昌先后撰成《汉书注校补》56卷、《后汉书注补正》8卷、《三国志注证遗》4卷，均称精博。周寿昌在著《汉书注校补》一书时，不仅熟读《汉书》，丹黄遍纸，即书稿也经十有七易而告竣，功力之勤，概可想见。
    不仅如此，清代学者还进行了旧注的纂辑、研究工作，为读古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阮元主持纂集的《经籍纂诂》，几乎将唐前旧注搜罗殆尽。它不仅将散见诸籍的汉唐旧注汇集起来，取得了“展一韵而众字皆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的效果，而且使该书具有“经典之统宗，诂训之渊薮，取之不竭，用之无穷者矣”的价值。另外如仪征刘文淇与子毓崧、孙寿曾三代相继纂辑的未完稿《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止于鲁襄公五年。刘氏世代攻研《左传》，颇有造诣，因感汉注亡佚，于是以三世之功搜求汉儒贾逵、服虔、郑玄等人旧注为据，博采先秦至唐典籍及清人研究成果而撰写疏证，凡《左传》中典制、名物、天文、地理、鸟兽、虫鱼等均加注释。稿虽不全，但它不仅为研究《左传》的重要参考书，也可见旧注新疏的面貌。
    表录之学，清人亦颇有成就。其最著者莫如万斯同之《历代史表》。万氏为清代史学正统派大家，力倡表志之重要，尝自著《历代史表》59卷。《四库提要》评其书称：“其书自正史本纪志传以外，参考《唐六典》、《通典》、《通志》、《通鉴》、《册府元龟》诸书及各家杂史，次第汇载，使列传掌故，端绪厘然，于史学殊为有功。”朱彝尊在该书序中说：“揽万里于尺寸之内，罗百世于方册之间，其用心也勤，其考稽也博，俾览者有快于心，庶几成学之助而无烦费无用之失者。”黄宗羲为其书序曰：“诚不朽之盛事，大有功于后学者也。”清人表志专书可用者颇多，如洪饴孙的《三国职官表》、沈炳震的《廿一史四谱》和李兆洛的《纪元编》等。如需用这类表录时，可按所需，翻查清人有关目录著作即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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