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的《甘肃藏敦煌文献》，八开本六大册，网罗了甘肃省内敦煌研究院等十一家单位收藏的敦煌出土古代汉文写本文献，又有个别吐鲁番出土品、日本古写经及具有一定价值的古写本参考品共696件，全部精心拍照、缩影刊布，图版清晰，印刷精美。每件皆著卷名（定名或拟名）、编号，各册末附有本册各卷之叙录及新旧编号对照表，颇便读者使用。
    《甘肃藏敦煌文献》体例完备，叙录尤精。其《叙录》部分，著品题，录题记，详说明。说明项下，逐述卷子整残、纸质、尺寸、天头、地脚、界栏、款式，乃至传本之有无，书风之品评，年代之判断，价值之点睛，皆要言不繁，审慎的当。观其《叙录》，可知撰者皆当行里手、此道名家。
    敦煌文献博大精深，学术价值早为世人瞩目。《甘肃藏敦煌文献》更有令学界关注者，略举数端如下：
    一、国内最早写本：《甘肃藏敦煌文献》第四卷收载甘博001号《法句经卷下》末题“升平十二年沙弥净明（朱笔）/咸安三年十月廿日沙弥净明诵习法句起（墨笔）”。升平十二年为公元368年，咸安三年为公元373年，此为国内藏品中最早的写本，堪称国内古卷之首。此卷同日本二乐庄旧藏元康二年写《诸佛要集经》及日本知恩院藏元康六年写《佛说圣法印经》合参，堪以反映晋宋书史风貌，在晋宋书法鉴别上具有标杆作用，意义十分重大。往年关于《兰亭帖》的真伪常有争论，莫衷一是，不了了之。若用上举诸写本进行比照，则《兰亭帖》书风之非古判然可知矣。
    二、稀见经本：《甘肃藏敦煌文献》刊布的《中论》、《大方等大集经》、《修行本起经》、《大涅槃经》、《妙法莲花经》、《百喻经卷上》、《旧杂譬喻经》、《坛经》等，其分卷、分品及文字往往有与宋本、《大正藏》本及今通行本不同者；第三卷载西北师范大学藏017号《大方等陀罗尼经护戒分卷第四》，虽仅存72行，但与现刊本比勘，竟有38处异文。此一版本，堪称珍稀。文有差异的不同版本，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甘肃藏敦煌文献》就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极有价值的校勘材料。例如第四卷《坛法仪则》叙汉明帝夜梦金人，傅毅释之为佛，“帝闻之大悦，即遣羽林郎秦景、博士王导、太史令察（蔡）愔等一十四人西迎佛教，至大越支国，果逢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三藏，以白亵（绁）画释迦像，贝多树叶上书《金刚顶…檀（坛）法威仪法则金刚峻经》并《四十二章经》，载以白马，届于洛阳”。此事初见于袁宏《汉记》（《后汉书·楚王英传》李贤《注》引），文颇简略；至《魏书·释老志》加详焉，云：“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顶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归洛阳。……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坛法仪则》所叙，显然取之于《魏书·释老志》而加以改编，且添枝加叶，将《坛法仪则》敷会为东汉时迦叶摩腾或竺法兰书写流传者。其中“大越支”，即《魏书·释老志》之“大月氏”无疑。大月氏之“月”，自明人倡读“肉”音以来，今人多从之，至有人读ｙｕè而贻讥者。今据《坛法仪则》之“大越支”，知大月氏之“月”，唐人正读ｙｕè音，明人读ｒòｕ，反而导人以谬。
    三、书法精品：《甘肃藏敦煌文献》刊布了不少古代书法精品。南北朝写经精品如物馆003《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第五》，被许为“字字珠玑”；唐代写经精品则有敦煌市博物馆055《妙法莲华经卷第六》，高台县博物馆001《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并序》，甘肃省图书馆021《大涅槃经卷第三十》及该馆022《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七》，酒泉市博物馆001《大般涅槃经》、008《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及018《大涅槃经》，甘肃省博物馆066《大般涅槃经》、020《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一》及091《妙法莲华经卷第四·安乐行品》等。这些精品写本的刊布，为我国书法宝库增添了新的光彩。
    四、《甘肃藏敦煌文献》还刊布有几件关乎我国佛教史的佚经及疑伪经。如《佛说祝毒经》、《佛说阿那律经》、《大慈如来告疏》、《佛图棠所化经》、《坛法仪则》等，在我国佛教史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尤其疑伪经，关乎敦煌世俗佛教研究者甚大。敦煌佛教，从十六国时期已开始向世俗方向转变，中唐到北宋则完全变成了世俗佛教。《大慈如来告疏》及《佛图棠所化经》则是北朝时期敦煌佛教向世俗化转变的有力证据。佛教的世俗化，是我国佛教发展的总趋势，具有普遍意义。如此，则敦煌疑伪经的存在与广泛流行，其意义就不仅限于敦煌一隅之偏了。

   返 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