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同志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得到了敦煌学界的普遍好评，也引起了从事古籍整理同行的关注，这是在我的预料与盼望之中的。该书由我担任责编之一，也算是一种缘份，其中的若干因缘，我打算另文叙述。该书作为20世纪“敦煌诗歌”整理与研究的典范与集大成之作，其在“敦煌诗”辑考上的成绩卓著，有目共睹，对唐代文学研究的贡献至伟，亦无庸烦言，这方面已有数篇书评详述，兹不赘述。本文仅就该书在敦煌文献整理方法上的特点及由此而引发的思考，谈些简要的认识。
    众所周知，由于上世纪初敦煌藏经洞所出大量古代写本的流散海外，兴起了一门代表“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的国际性显学——敦煌学。此学问之“新”，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材料新、课题新、方法新。这三者，方法是手段，课题是目标，材料是基础。因此，中外学者首先都把目光关注在数以万计的敦煌写本的搜集整理与刊布上，即做好打基础的工作。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做这方面的工作有三个特点：第一，最初的参加者几乎都是我国学术界的大师级或顶尖人物，如王国维、罗振玉、刘师培、胡适、董康等；其后便是各领域最有成就的代表，如赵万里、许国霖、陈垣、刘复、王重民、向达、郑振铎、姜亮夫等。第二，需不远万里到英、法等国或通过外国学者来搜寻、阅读、影印敦煌写卷，因条件所限，对石室遗珍，只能零星采撷，以图集腋成裘。第三，开始利用影印、复制等先进手段刊布资料，主要采用传统的辑佚、校勘和叙录的方法；同时，因专长和兴趣决定，学者们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首推其中语言文学材料（尤其是被称为“俗文学”的“变文”类作品）的整理、刊布和研究。由以上特点可以想见当时研究的困难之大、贡献之巨，同时也不可否认有相当大的局限。做了几十年，“敦煌宝藏”中到底有多少遗珍，仍没人说得清。到上世纪50年代，随着文化交流逐渐开展与科技进步，《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编撰出版，敦煌文献较为系统完整的分类录校有望进行，但随之而来的“反右”和“文革”，使刚刚起步的这些工作嘎然而止。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里，我国敦煌学界感愤于某位日本学者“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断言，团结奋进，急起直追。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便是统筹规划与协调各类敦煌文献的调查、刊布与整理出版工作。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局面大变，中国学者既可以扬眉吐气地欢庆“敦煌学回归故里”，也能够高举“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大旗联合各国学者一道前进。到1999年末，我们已陆续出版煌煌数十巨册的敦煌文献图录，编成了世界上第一部《敦煌学大辞典》，有了十馀种敦煌文献的分类辑校本，更遑论成百上千的专著和论文了。然而，人们在高兴之馀，又不免抱憾我国的敦煌文学研究虽一直领先，却在最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诗歌方面，除“王梵志诗”外，还没有完整的、科学的辑校本。本来，王重民先生对此用力最勤，二十多年里，做了艰苦卓绝的工作，但他于60年代初发表的《补全唐诗》及其《拾遗》，只完成了他原计划辑考敦煌诗歌写卷工作的一小部分，即不幸在“文革”中含冤去世。80年代以来，若干专家（包括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继续努力，也有不少成果，但主要仍着眼于一些零星、单个的写本或某一类内容的诗篇，缺乏整体把握和系统梳理，其关键是在整理、考辨的思路与方法上没有新的突破。
    转机终于在21世纪到来之前出现。现在可以说，徐俊以十馀年潜心纂辑、考辨敦煌诗的出色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们的缺憾。这不仅是因为“敦煌诗”的全貌基本得以厘清，更是由于《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一书（以下简称《辑考》），较好地体现了敦煌文献整理中规范与创新的统一。
    首先，《辑考》既遵循了一般古文献辑佚、校勘的通则（普通性规则），又特别注意探求敦煌写本（尤其是残卷）整理中必须把握的特性（特殊性规则）。前者古籍整理界已有约定俗成的共识，无需多说；后者则是敦煌学界一直在探讨而颇感困难的一个课题。在敦煌诗歌的辑考中，徐俊对这种特殊性的把握是建立在以下三个基础之上的：第一，对敦煌诗歌写本特征的准确认识与分析。由于印本兴起之前，文人与民间创作的诗歌都以“播在人口”（口头流传）为主，自编、代编或喜好者选录而行世的“传抄本”情况则十分复杂，所以敦煌诗歌写本形态很复杂，既有诗集、诗抄本，也有零散篇什。诗集与后来的别集、总集有很大区别，诗抄则多以丛抄面目出现；零散诗篇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单篇独抄，而且有相当数目的已成为其他文体作品组成部分的“韵语”（如地志里的歌谣，变文中的五、七言诗等）。有许多诗抄其实是为个人诵读而写，有些短篇是“学士郎”或僧尼们不经意的情感抒发或涂鸦，有些是他们的背诵、默写、模仿之作，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选”或“诗抄”。因此，整理者既要了解区别于“刻本时代”的典型“写本时代”文献的复杂性特征，又要了解区别于“经典文献”的“民间文本”的随意性特征，方能准确把握这些写卷的性质，作出合符实际的分析。第二，对敦煌诗歌作品创作因素的全面把握。敦煌诗歌的创作与抄写，除了作者个人情况的纷纭复杂外，还受到时段、地域、作品类别及流传场所等因素的影响。这一点，以往的整理研究者虽已作了若干探究（如对作者和作品类别的划分与判别，对“俗文学”、“地域文学”、“宗教功能”、“应用功能”的分析等），但将多种因素综合起来总体把握仍较欠缺。因而反映在大家最关注、难度最大、用力也最多的“辑佚”及校勘工作上，可以说是一直心中无数的。正如当年王重民先生在《补全唐诗·序言》中所说：“编辑敦煌诗词最困难的地方是校录文字与考定存佚互见两项工作。”先唐时期中国已有大量诗歌作品传世，唐代更是中国诗歌繁荣的黄金时代，因此要从数以万计的敦煌卷子中判断诗歌写本的存佚互见，确非易事。第三，对相关传世古文献（典籍）材料与整理状况、研究成果的“拉网式”的普查搜寻。必须承认，我们的前辈学者（尤其是学术大师）有相当深厚的古文献学养，他们对传世文献的熟悉程度是当今学者很难达到的，这正是他们当年一接触敦煌写本就能慧眼识宝，很快做出超越外国学者成绩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他们当时能看到的敦煌写卷太少，思路受到局限，无法融会贯通。我们也必须承认，虽然经过近一个世纪敦煌学研究的学术积累，今天能看到的敦煌写本材料已数十百倍于前人，而由于专业分工的过细，各据一隅的研究往往阻碍了材料的综合运用，加上今人对传世文献的了解又相对贫乏（或曰“知识缺陷”），同样会使思路闭塞，不能有效判断。此外，由于种种原因，敦煌学界有不少学者对域外学者的相关研究状况缺乏了解，信息不灵，既影响了敦煌文献整理的规范化与高效率，也阻碍了研究的深入。据我所知，多年来，徐俊同志在这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他除了努力普查敦煌写本外，对国内外敦煌诗歌整理与研究成果的搜寻，几乎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而对相关传世文献的查询，也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我认为，这种以孜孜不倦的勤奋来追随学术规范、追求学术创新的精神是特别可贵的。
    其次，《辑考》在整理及编纂方式上，突破了以往或以零篇作品为单位的分类辑录式，或以写本编号为顺序的提要叙录式，而是采取以藏所写本为单位的叙录加全卷校录、考辨的辑考式，将最大限度地保持写卷原始形态，充分显示原卷所含有的研究信息作为基本要求。对于传统的古籍整理而言，无论经、史、子、集，一般均以作者、作品为序，按体裁、题材分类辑录校释。从这一点看，整理敦煌写卷采用流水号叙录或分类辑校都属规范之举，本无可厚非。然而，敦煌写卷中抄录诗歌作品情况极其复杂，如署名之存佚、年代的有无、内容差异、字迹变换、文体混杂，更加上残篇断简每每皆是，又往往缺少相关的文献依据，所以再沿习过去惯用的整理方法就有弊端，极易丢失整体概念与相关信息，陷入盲人摸象的窘境。因此，《辑考》强调了整理敦煌诗歌写卷的三个原则：一、准确把握诗歌写本文本特征；二、广泛与其它敦煌写本相结合；三、广泛与传世文献相结合。这三条，也许说似简单，实际上互相关联制约，贯彻起来十分不易。例如有些一分为几的残卷，分藏于巴黎、伦敦、圣彼得堡等地，要通过纸张、字体和残缺不全的内容来辨认和拼接，学养、睿智、耐心三者缺一不可。这在《辑考》中有不少成功的范例，请读者自行参看。这里，我还想再强调一下在前面曾谈到过的对传世文献的熟知程度问题。毋庸讳言，在这方面许多中青年学者先天不足，尤其是有的研究者一涉足敦煌学领域，便埋头于某一类的敦煌写卷之中，无暇旁及传世典籍，这就大大限制了研究的进展，因为敦煌学恰恰是一门需要有各学科知识作基础的综合性学问。这几年已经有学者呼吁传统的文学、史学、语言学、宗教学研究者要更多地关注和运用敦煌文献资料，因为似乎有的研究者对已经发现了一百年的敦煌文献尚十分生疏；而实际上这也是敦煌学家回归文学、史学等领域的问题，因为的确有些敦煌学研究者对传世古籍也很隔膜。敦煌文献和传世典籍本来是互补互释、相辅相成的，若二者缺一，就会造成整理与研究的滞碍和“夹生”。徐俊在《辑考》中附录了“征引及主要参考文献”，其中第四部分所列传世的各类典籍即有122种。据我所知，这些书他大多都是认真地研读过的，有的还查阅过多遍。这种认真读古书的精神也是值得赞许的。我联想到近些年来，国内古籍整理界有一股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风，像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点校本、《大唐西域记校注》、“历代史料笔记丛刊”这样高质量的古籍整理成果越来越少，完全不动脑子去标点校勘的粗劣之作却要占领市场，确实令人担忧。
    再次，为了做到规范与创新的统一，《辑考》不仅充分依靠大型敦煌文献图录本的全面刊布，也努力借助了新出土的文物资料与新开发的电脑技术。徐俊对新刊布（或即将刊布）的敦煌写卷内容十分重视，只要有一点信息，他就会孜孜以求，力图从中发现对辑考敦煌诗有用的材料或线索。同样，对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他也非常关注，例如他将湖南长沙唐五代瓷窑遗址出土的瓷器上的唐人诗与敦煌写本里的学郎诗对比研究，便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果。又据我所知，徐俊是最早利用《全唐诗》光盘检索技术来查核敦煌诗存佚互见的学者，而且迅速取得了成效，使不少前人久而未决的疑难问题得以解决或显现解开症结的曙光。当然，电脑还要靠人脑来指挥，检索技术可以辅助而不能代替研究，尤其是在传世典籍资料的引征上，一味依赖电脑就会造成不规范和失误，这个弊病在近年来的一些学术论著中已露端倪。对此，徐俊是有清醒认识的，所以他才能在“文献的爬梳批寻和缜密的考证”上苦下功夫，成就了《辑考》这部敦煌文献整理和研究的规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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