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科学 尊重历史

    燕铭同志不仅重视制定古籍的整理出版规划，还十分关心中华书局的出书情况。在出书问题上，他尊重科学、尊重历史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以及对古籍了如指掌的精湛修养和高度的政策水平，同样令人敬佩。
    1959年，中央宣传部希望中华书局组织和重印一部分当代著名学者的学术著作。周扬同志对灿然同志说：“不能割断历史，要继承这一部分遗产。”还说：“出他们的书，承认他们，有利于了解他们，鼓励他们，团结他们。不要勉强他们改，勉强改了不好。”周扬同志还说：“近人、今人的著作也要整理出版。有的人出选集，有的人出全集或文集。”根据这一精神，灿然同志立即向陈寅恪、冯友兰、汤用彤、陈垣、金毓黻、岑仲勉、孙楷弟等当代著名学者组织稿件，同时约请专人整理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朱希祖、孟森等的著作，当代学者的著作共计组织了将近50种。这项工作同样得到了燕铭同志的支持。这里试举两例：一、在组织王国维著作时，燕铭同志认真地阅看了王国维著作目录后，写了封信给灿然同志，说：“一、目前应择要标点印行，非切需者自可到图书馆借阅，无须立即重印。因此选择宜严。二、将来标点本总宜‘全’，总不应使《王忠悫公遗书》专美于前，而新中国对于这样一个学者倒无全集出版。三、由于以上两点，所以我主张分辑出版，留待以后陆续出全。四、因此，原编各种可以少出、迟出，但出版时，除别人所作的序、传等，均以不删为是。如别集中致北大某教授书，足见王氏政治态度，尤不宜删，像这样的文章实在谈不上什么毒素。《苔华词》今又翻阅一过。毒素似也不比苏辛词更多许多。总之，此种资料书，不是青年读物，以存真为好。”最后，他还告诉灿然同志说：“以上意见也许类似保守，但从长远看来可能正确。”后来中华书局首先影印了《观堂集林》，并请叶老（叶圣陶）题签，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欢迎。几十年之后的今天，再回头来看燕铭同志的高瞻远瞩，是多么难得啊！
    稍后，灿然同志以拟向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约编文集事请示燕铭同志，特别提到陈稿是不能修改的，将来可能难免会发生麻烦。燕铭同志立即批复，说：“可由中华提出向陈约稿，只告他文中如有涉及兄弟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请其慎重处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此外问题，随其任何论点均不必干涉。”在当时的情况下，燕铭同志能够作出这样果断的决定，是多么不容易啊。后来，《金明馆丛稿》终于在上海中华书局问世。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的旧著《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也予以重印。重印时保留了两个自序及结论，加上新序和《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自我批判》。虽然因为当时正是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用纸质量较次，作者对旧著的出版，还是表示很高兴。此外，马叙伦、杨树达、孟森、余嘉锡、陈垣、汤用彤、岑仲勉、罗常培、王力等的著作也都相继问世。
    1960年初，有人建议出版清代浦起龙著《读杜心解》。燕铭同志认为杜诗已印过杨伦《杜诗镜铨》和仇兆鳌《杜诗详注》，浦书也有特点，可以出版备读者参考。但印时必须在前加一说明介绍此书特点：一、注简要；二、着重分段落、讲章节大意，但作意有时拘泥；三、有一部分诗附有参考诗文。此书翻印格式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按浦说分段，现在印古诗一律不分段是不对的；二、注最好标明一、二、三，附在文后，如标点本《史记》办法。
    在那几年，所谓“涉台”问题是编辑工作中十分挠头的事。有一次因一部清代笔记中涉及台湾与《明通鉴》等正史说法不一，中华书局将这个问题提到了燕铭同志面前。燕铭同志特地写了封信，说：“台湾沿革，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五台湾事辑言之最详。大约其地本荒岛，除土人外，陆续去者均中国贫民即《明史》所谓往往聚而为盗者也。黄宗羲《行朝录》称招饥民开垦始于郑芝龙，其后又为荷兰人侵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又称：红夷于天启二年请求互市，总兵俞咨皋移之北港（即鸡笼山），则荷兰之居澎湖似曾邀得中国同意者，由此言之，其地属中国可知。以往故不具论，清代已将台湾列入版图。凡各种记载，所言先后不同，排比而观，本无抵牾。”“《明史》称何楷陈靖海之策，此策《明史》楷传不载，可觅《明文在》一检。”同时在原报告上明确批示：“仍照原文付印，不必改字，无碍于事。”燕铭同志的批示是有科学根据的，台湾属于中国领土早已是历史事实，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华书局编辑部见到这样既尊重历史事实，又有鲜明观点的意见，怎能不从内心里感到敬佩呢！燕铭同志对影印善本古籍也曾作过多次指示。记得有一次他说：“影印善本古籍这一工作是应当做的。但我们不是单纯地从版本的赏鉴、审美出发，首先是为了需用。因此如《四书》、《五经》，虽有善本，可以不印。而有资料性强的古籍，如《明经世文编》，影印出来就很有用。”他还希望影印这类古籍可以出丛书，先列出名单，分集出版。每集不一定100种，也可定为50种。出书方式，一般为手工纸线装本，大部头书也可照相割裱用机制纸出精装本。对郑振铎同志生前没有完成的《孤本戏曲丛刊》的影印工作，他也十分关心，多次邀请专家开会商量，责成中华书局继续编印。他甚至要求中华书局将影印工作作个通盘计划，提出一个材料，以便同有关方面商量安排较长期的影印力量，协助文化部安排出版用纸的生产。
    燕铭同志对中华书局出书方面的宝贵意见很多，限于篇幅，不再赘述。这里所说的也由于事隔多年，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有些问题已经不再存在，但仍有不少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燕铭同志在当时那样艰难的条件下，能够这样说，这样做，不但说明他对整理出版古籍的工作十分内行，他的革命胆识和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更难能可贵。

    无愧于祖国 无愧于人民

    我认识燕铭同志的时间很晚，是在他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以后，但知道他的大致经历，还是40年代的事。
    燕铭同志原名齐振勋，北京人，蒙古族，祖籍内蒙古喀剌沁旗，是蒙古八旗中的镶蓝旗。早在30年代，燕铭同志大学毕业，和志同道合的同班同学冯慧德大姐结婚后，先后在北平中法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和《文字学》等课程，曾和老师吴承仕（检斋）等编辑过《文史》（双月刊）、《盍旦》（月刊），还和张友渔、黄松龄等编辑过《时代文化》（月刊）等综合性刊物，宣传抗日，争取民主。燕铭同志曾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论文，探讨中国社会史研究方法问题，参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但这些刊物存在的时间不长，都出不了几期就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救亡，一致对外。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妇女界、工人、学生、大学教授、职业界也都纷纷成立了救国会，不久又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抗日救亡成为时代洪流。影响所及，北平文化界也迅速动员起来，成立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燕铭同志和马叙伦、吴承仕等都是发起人。成立宣言指出：“华北的民众，起来！赶快起来！抵抗敌人的侵略，救护我们的国家，收复我们的失地，争取我们的自由！”还和孙席珍、曹靖华等发起成立北平作家协会，呼吁民主，要求抗日。燕铭同志和吴承仕等都为抗日救亡大声疾呼，成为北平青年学生的楷模。
    吴承仕是一位著名的经学大师，燕铭同志是他的入室弟子，这时又同在大学教书，彼此间政治上、思想上一致，往来很密切。他们那时都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全面抗战爆发，燕铭同志曾前往鲁西北从事抗日活动，后又转赴延安。他的兄弟齐振铎在河北参加游击战争，1940年在遵化娘娘庙狙击战中英勇牺牲。吴承仕坚持在北平做地下工作，1939年9月被日寇逮捕，受尽酷刑，慷慨就义。
    燕铭同志在延安期间，曾在马列学院等单位任研究员、文教科科长等职。1944年1月，延安中国平剧院演出《逼上梁山》等新京剧，燕铭同志也曾参与编写和演出，影响很大。毛泽东同志对此十分重视，曾给燕铭同志等写信，表扬他们“做了很好的工作”。“这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还说：“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在延安，燕铭同志曾在鲁艺和陕北公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还和灿然同志等一起协助范老（范文澜）编写文化课本，供干部阅读。课本出版时，毛泽东同志写了序言。
    燕铭同志对书法和篆刻有很深的造诣。1982年3月，上海书画出版社将他多年来所刻印章110余方及边款，编为《齐燕铭印谱》出版。燕铭同志曾自述其治印经过说：“余自1919年学刻印，1931年以后事忙，所刻不多。……1938年在聊城尚刻三、四方印，尔后遂辍此业，直到今日二十年矣，其技止于俯仰浙皖之间，未能突破。其意吾能言之，其境则戛戛乎难哉。”大家都知道的是1959年建国十周年，傅抱石、关山月两位著名画家根据毛泽东《沁园春》词意为人民大会堂作巨幅山水，毛泽东为该画题写“江山如此多娇”六字，而那方气势不凡的“江山如此多娇”大方印，就是燕铭同志的作品。这方大印及其边款也已收入印谱，供更多的读者观赏。和篆刻一样，燕铭同志也很喜爱书法，遒劲秀逸，卓然成家。他一生究竟为多少亲朋好友留过墨宝，现在已难以统计。据不完全记载，仅从1975年10月至1977年6月不到两年间，他写字近百幅，其中赠送的人有万里、郭沫若、赵朴初、王昆仑、孙大光、李一氓、童小鹏、周而复、薛暮桥、董寿平等人。1962年，中华书局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他也曾题写贺诗一首：
    五十年来负盛名，当时共许椠刊精。中华书局出版物夙以校对精审著称于世。人民作主开新纪，文采风流迈旧型。校理坟籍千载业，切磋疑义百家鸣。社会主义光芒大，夕秀朝华启后生。
    中华书局许多干部都称燕铭同志为“齐秘书长”，事实上他从政以后确实担任了很长时间的秘书长。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10月间，周总理率领中共代表团成员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董必武、王若飞已在重庆）和燕铭同志从延安前往重庆同国民党谈判，燕铭同志任秘书长，秉承周总理指示，主管对外联络、宣传等工作，以及安排代表团的日常活动，随周总理参加各种会议和谈判，同国民党政府代表邵力子、雷震（旧政协秘书长）保持接触，工作十分繁剧。次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燕铭同志仍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1948年，李宗仁委派张治中率领南京政府代表团来北平谈判，燕铭同志仍以中共代表团秘书长身份与之周旋。不久，全国政协筹备会召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以及后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燕铭同志还是担任副秘书长或代秘书长。期间虽一度还担任中共中央城工部秘书长和统战部副部长、总理办公室主任、专家局局长等职，但他始终是周总理身边从事国务活动的得力助手。1960年后，燕铭同志被任命为文化部党组书记和副部长。在此后将近两年间，曾主持或参与制定《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剧院（团）工作条例》、《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八条》）等文件，对发展我国文学艺术事业和文物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不久，在文化部整风和全国“四清”运动以及十年动乱中，燕铭同志和其他几位副部长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一批文艺界代表人物，都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处理。1967年12月，燕铭同志被关押审讯，受尽折磨，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直到1974年9月才得以出狱。出狱后，燕铭同志一度担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顾问。他决心编写一部新中国的经济史，作了大量调查工作。他首先主持编写出版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济斗争》和《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全书没有能够最后完成。1978年2月，燕铭同志出任全国政协机关党组书记、秘书长、统战部副部长，不幸以国事劳瘁于10月21日逝世，终年71岁。
    【附注】本文的写作，承全国政协原综合二局局长朱雨滋同志给以热心帮助，谨此致谢。

    （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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