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的宋岘著《回回药方考释》（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之一），是一部有关中外文化交流的力作。此书全面阐述了我国传统医学与西亚非洲穆斯林医学的历史渊源，探讨了穆斯林医学对我国医学的重要影响，揭示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光辉一页。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的回族是我们与穆斯林文化交流的中介。流传于我国的《回回药方》，则是我国传统医学与穆期林医学交流的成果和见证。
    所谓穆斯林医学，主要是指中古时期的伊朗和阿拉伯医学。在历史上，穆斯林医学曾经经历过极其辉煌的发展时期。穆斯林医学不论是理论上还是从临床实践上，都曾对作为现代医学主流的西方医学产生过显著影响。不少穆斯林学者的医学著作，曾被译为拉丁文或其他西方文字，西方学者从中吸取了大量精华，从而丰富了他们的理论和临床医学。
    穆斯林医学的代表人物伊本·西拿（980—1037，即阿维森纳）的医学著作，到18世纪仍为欧洲一些医科大学用作教材。他是穆斯林世界的科学巨人，西方学者认为“他的著作传到了欧州，点燃了文艺复兴之火”。①
    穆斯林医学的基础是希腊医学、印度医学和伊朗医学。这些古代文明民族都有发达的医学。
    伊朗萨珊王朝（224—651）时期，国王沙普尔（241—281当政）在南方胡齐斯坦省建坎迪沙普尔城（君迪萨卜尔）。城内建立了一所医科学院，学院设附属医院。医学院除伊朗医生外，还聘请印度和希腊医学专家授课，并请他们把本国的医学作品译为中古波斯语（巴列维语）。这所医学院蜚声遐迩，吸引当时邻近各国学生前去学习。这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医科大学。正是在学院的各国医生的努力下，促成希腊、印度和伊朗早期医学的结合，形成中世纪西亚医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坎迪沙普尔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一直持续到8世纪末，这以后才被哈里发帝国新建首都巴格达所取代。
    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在阿拔斯王朝（750—1258）前期，各地文人逐渐向巴格达集中。关于巴格达取代坎迪沙普尔的文化中心地位的过程，伊朗学者扎毕胡拉·萨法在其所著《伊朗文化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描述：曼苏尔（即《回回药方》前言中提到的阿蒲恭弗）把坎迪沙普尔医院的院长、名医之首朱尔吉斯（巴赫堤舒之子）召到巴格达，为他治病。朱尔吉斯治好了他的病以后，他就把朱尔吉斯留在了巴格达。从那以后，巴赫堤舒家族的学者以及一批坎迪沙普尔其他家族的名医（如著名的马苏耶家族的学者）也都陆续迁往巴格达，在那里继续著书翻译，讲学授课，从而巴格达逐渐变成了新的文化中心。与《回回药方》有关的一些伊斯兰名医，如伊本·西拿、拉齐和麦朱西都是在这种新的学术气氛下成长，并完成他们举世闻名的辉煌的事业的。
    以伊本·西拿为代表的穆斯林医学传到西方，受到西方学者的极大关注。而伊本·西拿的百科全书式医学著作《医典》的内容也很早就传入中国，并在《回回药方》中有所体现。宋岘先生通过大量确凿论据指出：“《回回药方》与《医典》之间存在着亲缘关系。《医典》应是《回回药方》的写作蓝本之一。”
    近现代西方医学吸收了穆期林医学的精华，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穆斯林医学自古就通过中国穆斯林医学家影响了中国医学，并在中华大地上开花结果，这对国际学术界似乎还是一个较新的课题。研究中国与伊朗文化交流的名著，如美国学者劳费尔（1874—1934）写的《中国伊朗编》和法国学者阿里·玛扎海里（1914—1991）写的《丝绸之路  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都没有提到有这《回回药方》。显然，这一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尚在两位学者的视野之外，这对他们的名著来说，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中国学者对《回回药方》是比较熟悉的。老一辈学者如陈垣和马坚，都曾提及和著文介绍。在他们之后，也不时有学者著文论及。但是全面详细考释《回回药方》，并写出专著的，宋岘先生无疑是第一人。《回回药方考释》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学者在这个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课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只要读一读这本书，就可以发现这是一本厚重的具有充实内容的科学著作，字里行间显示着作者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具体讲，作者所做的工作，恰如这本著作的名字所宣示的，是考证和释义。1.把现存四卷《回回药方》中所涉及的药物、方剂、人物和地名等400余条外文的汉字拼音一一还原为阿拉伯语或波斯语（或其他语言）；2.把所考证还原的成果结合自己的研究加以解释和阐发。
    上述这两方面的工作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例如作者在《回回药方》上册第133页考证了一个药方名：古阿里失突论只方。这是一个原文为波斯语的方剂。但是这是个治什么病的方剂呢?不要说对不懂波斯语的读者，就是对我这个学过和教过波斯语的人，看到这个古怪的名字也是难如天书，不知所云。作者把它还原为佛手柑（枸橼）化食丹。因为古阿里失是现代波斯语词Govalesh的音译，义为消化。突论只是波斯语词Toronjr的音译，义为枸橼。经过作者的还原，这个看来古怪的方剂对读者来说就一目了然了。

    又如作者在第231页考证了一个词：沙胡他里。这是一个地名。阿拉伯语称之为Suqutra，波斯语称之为Sughutra。沙胡他里是音译。但是这个音译与原词发音相去甚远。作者先从阿拉伯和波斯文的书写规则入手，说明这两种文字书写时，短元音字母不出现，所以形成了较大的音变；进一步说明这是一个岛，在阿拉伯海上；继而又着手解决为什么在《回回药方》中多次出现“芦荟沙胡他里者”的字样。原来阿拉伯海上的索科特拉岛自公元前的上古时起，就以其特产芦荟（Sabar）而闻名遐迩。当希腊帝国的君主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波斯、印度时，为了有效地治愈将士们的红伤（刀棒伤）及其肿毒，遵照其导师亚里士多德来信中的指示，派遣了一支希腊军队涉海来到索科特拉岛，采集了唯有此岛才生长的优质芦荟。因此事，一些希腊人在此岛上滞留未归，而且繁衍了后代。所以《医典》在述及芦荟时，均附有索科特拉字样。
    在这个地名的释义中，涉及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和药物学知识。作者把多方面知识溶为一体，说明这个地名与芦荟的关系和一段历史往事，把这个词解释得明明白白。
    这里说的只是对一个地名的考证。还有不少考释条目更加详细全面，有的多达数千字，一个词条的考释就是一篇内容充实和论述周详的科学论文。
    据笔者所知，宋岘先生在大学学的是阿拉伯语，后又自修了其他语言（包括波斯语）。一般地讲，以外语为专业的人比较难于深入历史领域。即使深入历史领域，也难于更进一步深入医学和药物学。宋岘先生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完成了两个跨越。从外语到历史，从外语和历史又深入到医学和药物学。他为研究《回回药方》，用去了十年。十年磨一剑，砥砺研磨，探微勾玄，把这样一部严谨的专著奉献给读者。可想而知，其间凝结了多少血汗和艰辛。
    进行过类似研究的劳费尔对此类工作的要求和艰辛深有体会。他在《中国伊朗编》的序言中说：“我的目的不是概述某一种植物的历史。我希望介绍一幅综合广泛的图画。说明伟大而独特的植物移植也是一种文化运动。同时也试图确定伊朗对中国文明的影响。要把植物学知识、东方学知识、语言学知识和历史知识通通结合起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粗粗读了《回回药方考释》，感到宋岘先生正是把上述这些知识通通结合起来的人。而且在这样结合的基础上，作出了足以使我们中国人为之自豪的工作。
    《回回药方考释》的出版，不仅填补了我国研究中外医学交流史上的一项空白，而且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也应占有一席地位。

        ①参见《伊本·西拿是怎样成为阿维森纳的》，萨尔瓦多·戈麦斯·诺加莱斯（西班牙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刊物《信使》，1980年12月号，第32页。

返 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