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五六十年代曾经在中华书局工作过的人，对齐燕铭同志（1907—1978）无不怀着十分亲切、敬佩而又不免无限感慨的心情。中华书局能够开拓新的局面，成为整理出版古籍和当代学者有关文史哲研究著作的专业出版机构，在出版界、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声誉，都是与燕铭同志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的。但是燕铭同志在“文革”中遭受不公正待遇，以至后来过早地逝世，却不能不令人感到十分惋惜和难过。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建立和中华书局改组

    1957年1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批准建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要任务是：一、确定整理出版古籍的方针；二、领导制定整理出版古籍的长远计划和年度计划，并负责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三、拟定培养古籍整理人才的方案。规定中华书局“除以出版古籍为主要任务外，还适当出版当代作者的文学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并在上海设立一个编辑所”。规划小组成员由叶圣陶、齐燕铭、何其芳、吴晗、杜国庠、陈垣、陈寅恪、罗常培、范文澜、郑振铎、金兆梓、金灿然、赵万里、徐森玉、张元济、冯友兰、黄松龄、潘梓年、翦伯赞十九人组成，燕铭同志兼任组长，郑振铎、翦伯赞、潘梓年分别兼任文学、历史、哲学三个分组的召集人。各分组成员也都是当代著名学者。后来，根据工作需要，燕铭同志还曾计划再成立语言、工具书两个分组，但不久文化部整风，把一切都打乱了。
    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政协礼堂召开了成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方面专家学者和有关出版单位负责人共一百余人。周扬同志代表中央宣传部做了关于古籍整理出版的方针和做法的重要讲话。燕铭同志主持会议，并对规划小组的筹备经过、工作任务等作了说明，然后由三个分组的召集人介绍了起草规划的情况。接着进行讨论，发言的有冯友兰、杜国庠、徐森玉、吴晗、邢赞亭、嵇文甫、金兆梓、章行严等人。会议认为，几年来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是有成绩的，但缺乏通盘计划，目的性也不够明确。小组的成立对古籍整理出版的方针和计划作了较全面的考虑和安排，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很及时的。4月，文化部重新安排了中华书局的任务，将它改为整理出版古籍和当代作家有关文史哲学术著作的专业出版机构。灿然同志由文化部出版局局长调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中华书局并被指定为小组的办事机构，灿然同志是规划小组成员，这时便又顺理成章地主持小组的日常工作。

制定规划

    小组成立后，燕铭同志首先抓规划。1958年当年，文史哲三个小组完成了《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草案是三个小组分头起草的，所以分为文学部分、历史部分、哲学部分三册。其中文学部分3383种，历史部分2095种，哲学部分1313种，合计6791种。作为整理出版古籍的计划，从当时的编辑出版力量和纸张供应情况等因素看，显然过于庞大，且三个部分选题互有重复。严格说来，这份计划只能说是一份精选的目录。但它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选择出几千种，并且列出所采用的版本，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1960年，燕铭同志根据党和国家对文教事业“全面安排，保证重点，提高质量，突破尖端”的方针，经过反复酝酿讨论，又重新制定了一份《三年至八年（1960—1967）整理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这份重点规划草案的最大特点，是抓住了要点，考虑了读者对象和整理方法。重点规划草案共列入古籍选题500多种，读者对象分作“干部和学生读物”、“科学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的参考书”两大类。前者又分为“古籍读本”、“古籍普及读物”、“古籍今译本和改写本”等三部分；后者则分为“历代名著”、“专题史料汇编”、“工具书”三部分。此外，还提出对有些珍本或排印困难的少数有价值的古籍和史料价值较高的近代报刊，采取影印的方式。
    在当时编辑出版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这份重点规划草案重点突出，要求明确，选题数量适当，可行性较强。定稿后报送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并由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别向全国综合性大学和有关研究机构寄发，同时发出《协助整理古籍的通知》。因此，这份重点规划草案中的大部分项目都得到了落实。
    这里要说明的是，在制定这份重点规划草案的过程中，燕铭同志不仅从方针政策上，还从具体选题上，特别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必须区分两类读者问题上，都不厌其详地作了指示。这是规划小组成立以来，在制定规划的工作上所取得的重要收获，也是经过几年实践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厚今薄古”和细致的思想工作

    1958年，中华书局被确定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出版机构。这不仅是出版界，也是学术界的一件大好事。中华书局的编辑人员表现大多很积极，但是也有过波折。就在当年，陈伯达提出所谓“厚今薄古”的口号，并且写文章在他担任总编辑的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发表。这不免对中华书局的编辑人员造成一种压力，好像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是被“薄”的一行，对前途缺乏信心，甚至要求改行。经营古旧书的中国书店营业也很清淡，工作人员思想上同样产生波动。针对这类问题，燕铭同志先后到中华书局编辑部和中国书店讲了几次话，作耐心的思想工作。他首先对古籍的整理出版和发行工作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干这行工作有没有前途等作了针对性说明。他说：“‘厚今薄古’并不等于把古代的东西抛弃不要。因为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如果认为古籍的存在妨碍社会主义建设，就应该消灭它，那就不是‘厚’与‘薄’的问题，而是‘存’与‘废’的问题了。从马列主义观点看古代历史文献资料、古典文艺与建设社会主义不是对立的，不是互相排斥的。有了这些古代文化，适当吸收，能使社会主义更加丰富多彩起来。”接着燕铭同志又说：“不但中国的古籍要研究，外国的古籍如柏拉图、莎士比亚、达尔文、Ｌ·托尔斯泰的名著都要研究。因此古籍整理出版和发行工作，都能够为社会主义服务。希望大家不但不能消极，而且还要把工作作好。”上海出版系统干部中存在同样的思想波动，燕铭同志正在上海，也应邀讲了话。他说：“我们整理古籍，不是为了古人，是为了今人，为了服务于今天的社会，这就是厚今薄古。这个思想我们是明确的，问题发生在如何具体作，怎样达到目的，首先应整理出版什么书，如何体现轻重缓急的问题，这些问题没有很好解决。”还说：“‘厚今薄古’在时间上是很难划分的，……几千年前写的《诗经》中有些内容很‘今’，昨天写的东西不一定就是‘今’，这主要是我们对事物的态度。”由于燕铭同志讲得合情合理，令人信服，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燕铭同志又举《资治通鉴》为例，说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他说：“《资治通鉴》当时是为了‘资’帝王之‘治’，帮助宋朝帝王治国平天下的，是为帝王编的教科书。在司马光来说，也是‘厚今薄古’，我们翻印此书，目的是在从中取得借鉴，和他们有本质的不同。但这部书写的究竟是中国的历史，可吸取对我们今天有用的东西，可以用到革命斗争，生产建设上来。文学方面也是如此，这是继承。”“后代总要继承前代的东西，新事物是从旧事物生长出来的。今天对不需要的就该丢弃掉，对有积极作用的就应加以发扬，这是必然的。同时一个新的东西完全脱离旧的东西，也是不可能的。割断历史就毫无凭借，也是不可想象的。”燕铭同志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态度是一贯的。早在规划小组的成立会上，他就说过：“我们不是为出古书而出古书，也不是为了癖好而出古书，更不是为了保存国粹而出古书。我们出古书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继承我国文化遗产，为了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他还说：“文化建设是不能割断历史的，要在旧的历史基础上创造新的文化。我们反对脱离历史条件来评价古文化的非历史主义观点。不能以为凡是封建社会的东西便一无可取，一无是处。古书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应该吸取其中可以教育人民的精华，扬弃其糟粕。”他在向中华书局干部的几次讲话中，还特别强调说：“共产主义文化是最丰富多彩的，它是在吸收历史上最优秀的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几千年积累起来的文化财富，我们应当加以珍视。一定要把旧的有用的东西毁掉，一定不要前人的经验，而必须样样自己开头去实践，那样的人岂不成了笨伯。”

整理出版古籍是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环节

    燕铭同志不仅认为古籍必须有计划地整理出版，并且认为这一行工作是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一个环节，要求中华书局依靠各方面力量，把这个担子挑起来。1962年，在中华书局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燕铭同志说：“我国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整理出版古籍是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重要一环。古代的文化我们要加以咀嚼、消化，然后才能融会贯通。对于古籍，要作到这一步，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是把它整理出来。”“对现在的青年和一般其他工作岗位上的干部说来，看懂古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使丰富的文化遗产易于为他们所了解，能够汲取它，研究它，批判它。这个工作虽也由其它出版社负担一部分，但中华书局却要更多地负担起来。这是一个相当繁重、细致的工作，需要调动许多人来做，因此，必须依靠各方面的力量。”他还说：“中华书局过去是一个综合性的出版社，出书门类很复杂。1957年以后，才确定它是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出版社。当然，其它出版社也出版一些古籍，但中华书局却是专门出版古籍的。尤其在中华书局接受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委托以后，它的任务更重大了，也做了不少的事。希望它今后继续加强工作，在整理出版古籍方面开拓一个新局面。”
    在燕铭同志主持下，不少古籍的整理工作如《二十四史》的校点已组织力量开展，前四史且已出版，受到社会上的好评。但他仍多次关照中华书局，对新版古籍，不能仅仅满足于出书，还必须听取多方面意见，对校勘、注释、标点乃至分段上的错误，在再版时要加以修改，使之趋于定本。记得《资治通鉴》每次再版时，这类修改常达百十处以上。十年动乱后再版的标点本《二十四史》一类新版古籍，就很少甚至没有这样做了，未免令人遗憾。
    燕铭同志对中华书局抱有厚望。他不只一次鼓励中华书局的工作人员说：“我希望中华书局不仅是一个出版社，还要把整理古籍的力量团结起来。现在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能整理古籍的，很多是老先生，而青年人看不懂古书。为此，我们在北京大学办了一个古典文献专业”。这个专业除基础课外，还开办古文字学、古汉语、版本目录学、中国文化史等专题课，各方面反映很好。此外，“社会上还有一些能读古书的人，其中有的是专家学者，有的并不是。希望以中华书局为中心，把这些人都团结起来。这些人如果真正对某一种古书有研究，有著作，即使跟目前需要结合不起来，也可以让他们先写出来。写出来以后即使暂时不一定能出版，也应该把它保存下来。这是为了抢救资料，要把目光放得远一些。团结全国对古籍有素养的人们，形成一个全国整理古籍的中心，这一点还有待中华书局努力去做”。他还认为灿然同志根据中华书局这几年来所做的工作总结出来的“出好书、培养干部、团结作家”三点很重要，希望中华书局不断积累经验，作出更大的成绩。
    不仅如此，燕铭同志还从杭州调宋云彬，从兰州调杨伯峻到中华书局从事编辑工作，甚至对物色翠微路的办公用房和宿舍，在困难时期为标点《二十四史》老专家供应副食品等也都竭尽心力。

新版古籍要认真写好序言

    燕铭同志对新版古籍的序言十分重视。他多次说起，新出古籍必须要有新的序言，尤其以青年读者为对象的古籍或选本，出版时必须要有一篇分析批判性的序言，帮助他们对古籍内容进行分析和阅读。供专家使用的新版古籍，也要有序言，有些使用面窄的，暂时也可不必批判，但出书的目的性，采用版本以及加工等情况必须交代清楚。他提出要提高序言的质量，一定要争取社会上的专家来参与撰写，但中华书局的编辑干部也要努力。当时不少青年人不敢钻研业务，顾虑被批判走“白专道路”。针对这个思想问题，燕铭同志直截了当地指出：“个人主义和个人钻研、个人负责要区别，集体研究要有个人钻研作基础。一个人千方百计要把工作作好，很负责，这不是个人主义。今天我们很需要各方面的专家，不学习不钻研怎么有可能成为专家?”
    燕铭同志曾一再反复强调，新版古籍的序言，要贯彻批判继承的方针，也要交代清楚作者、版本及作了哪些加工的工作。一方面，使读者知道这一本书过去的情况，一方面，也使人知道这新出的版本有哪些优点。他指示说新版古籍的序言中，作者往往写一些过分谦虚的话，这样做不一定必要，读者看了甚至怀疑这本书有没有必要出版，这类话最好请作者删去。
    燕铭同志还说过过去出古籍有加批的办法，这比写序言灵活，对读者的启发，是否可以试试?记得燕铭同志有次还对灿然同志说：“应将写序言的经验总结一下，好的坏的都要总结，写得好的，好的标准是什么?写得不好的，原因在哪里?新版古籍过去没有写序言或者写得不好的，应补写。”总之，燕铭同志对新版古籍的序言工作抓得很紧，并且将它看作是批判继承遗产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待续）

返 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