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两种〈水浒〉说与两截〈水浒〉说》

李万寿

    【编者按】本刊１９９９年第９期曾刊发了张国光先生的《关于〈水浒〉

的论争》一文，近日又接到李万寿先生的来稿，对张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考虑到不同意见的争论，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情况，故将李文摘要发表。但

本刊不是专门性学术刊物，对此种学术争论只能作为信息报道，不能全面展

开讨论，今后如再有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意见，恕不能继续发表。

    最近拜读了张国光先生的大作《两种〈水浒〉说与两截〈水浒〉说》，

文中称他与罗尔纲先生“进行过一场历时十余年的关于《水浒》和金圣叹问

题的论战，颇引起学术界注目”。又说：“人们对于２０世纪一些复杂的学术

论争，都希望进行梳理总结之时，我更感到自己和罗氏之间的那场论争的谁

是谁非，确有尽快予以澄清的必要。”读完张文后，我却越来越糊涂。据我

所知，这十余年间，张先生的确写过不少文章，对罗尔纲先生的《水浒真义

考》发表了一些不同看法，但罗尔纲先生却置之不理，从未发表过一篇文章

与张先生论争过。张先生所说的十余年论争实际上并不存在。

    由于工作关系，我与罗尔纲先生有较多接触。我在编辑《水浒传原本》

一书的过程中，曾多次去北京拜见罗先生，并就《水浒》研究方面的诸多问

题，向罗先生当面求教。罗先生尽管身体不好，工作亦忙，但仍抽出时间与

我长谈，对我提出的问题一一解答。当时我听不懂罗先生讲的广西话，由他

的女儿罗文起女士翻译为普通话，我才听明白。至今罗先生那种奖掖后学、

诲人不倦的长者风范，仍时时浮现在我的脑际。

    正因为我与罗先生有较多接触，对他进行《水浒》研究的情况有较多了

解，所以读完张先生的文章后，感到有许多问题不是那么回事。如果我不把

所了解的情况写出来，让广大读者去分析鉴别，我将有愧于广大读者，愧对

九泉之下的罗尔纲先生。

罗尔纲先生考证《水浒》的原因及经过

    罗尔纲先生考证《水浒》的原因及经过，在《水浒传原本》的《前言》

中已经写得清清楚楚，本来不该成为问题。但张国光先生的文章中却说：“１

９８０年６月，《武汉师院学报》编辑部把我的《水浒》论文汇为《金圣叹

与七十回本〈水浒〉问题》一书出版以后，我立即寄赠与罗先生一本，以表

谢意，不料因此却引起罗氏对水浒研究的很大兴趣（着重符号为笔者所加），

彼此遂有书信往来。”

    读了张先生这段话，给人的印象是罗尔纲先生研究《水浒》是８０年代

以后的事情，而且是在张国光先生寄书给他后，受到张先生的启发才产生研

究《水浒》的兴趣的。事实果如张先生所说么？完全不是！

    罗尔纲先生在与我的多次交谈中，向我介绍了他研究《水浒》的经过。

    他曾对我说：２０年代末对《水浒传》是否有七十回古本的争议，我非

常关注。郑振铎据发现的《水浒传》版本没有一种是七十回本的，就认定金

圣叹腰斩一百回《忠义水浒传》，强造了一部七十回本的《水浒传》来。鲁

迅、胡适都同意了郑振铎的观点，从此成为定论，我则感到怀疑。没有发现

《水浒传》七十回的版本有三种可能，一是《水浒传》原本只有传抄本而根

本没有印过；二是印本不存在了；三是尚未发现。存在三种可能的情况，就

不能轻易地作定案。１９３３年，美国作家赛珍珠翻译《水浒传》，把书名

定为《皆兄弟也》。我认为不对，但也因此受到启发，使我想起“顾名思义”，

要从书名入手，对《水浒传》进行研究。１９３４年，我在《大公报》上发

表了《水浒传与天地会》的论文，初步阐述了我早期对《水浒传》的一些想

法。１９４４年秋，我在四川生病，在病床上看《诗经》，看到《大雅·绵》

一首：“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我高兴得叫了起来，

《水浒传》的书名不正来源于这首史诗吗？于是又取过百回本《忠义水浒传》

以及元代水浒杂剧等有关书来看，初步认定了《水浒传》全书七十回，主题

思想是“替天行道救生民”和“替天行道公平”。而百回《忠义水浒传》的

后二十九回系明朝宣德、正统以后的人所加。当时因要赶做手头的工作，加

上还需进一步做资料查证，所以没有把文章写出来。５０年代以后，工作更

忙了。１９７５年，全国开展对《水浒》的大批判，当时我很想把我的考证

文章写出来，但遭到家人的一致反对，我也考虑到在《水浒》研究上要打破

框框，独立思考，没有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是不行的，于是暂时将此事搁置

下来。粉碎“四人帮”后，科学的大好春天来了，我才把数十年探索与研究

的心得陆续写出来。此间得到了《文史》编辑的支持与鼓励，应当感谢他们。

    由上所述，我们知道罗尔纲先生研究《水浒传》的确是积数十年之功，

而非一时心血来潮之举。张国光先生说罗先生是８０年代以后才对《水浒》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２６日，四川大足石刻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大足召开，５０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１０余篇。论文收入《大足石刻通讯》。
    １１月２３日至２７日，“上座部佛教传入中国”学术讨论会在高原名城昆明召开。这次会议是由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主办的，来自北京和云南省内的２０多位研究、教学人员参加了会议。代表们就上座部佛教何时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线佬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了“隋唐说”、“明清说”、“宋元说”等几种看法，虽没有取得共识，但列出了一些新的材料或观点，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这次会议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的一次有关云南上座部佛教的专题讨论会，它反映了学术界对此表现的极大热情和认真态度。
    １９８４年８月２７日至３０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京召开“国际佛教艺术专家咨询会议”，来自国内外代表３０余人与会。代表们讨论了联合国将以“佛教艺术”为主题的第１６届巡回展览的本质、总概念、地理和年代限制、展览的结构和内容以及准备展览所彩的方法等５个议题。会议决定展出的佛教艺术品要强调佛教艺术的美学价值、表现佛教艺术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基本观点，表述和平的含义，传达不同文化形式特点的３个原则。同时还提出了展品的初步目录，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提供５０件展品，中国和日本等东亚地区提供４０件展品。此次会议是中国大陆举行的首次国际佛教学术会议，表明中国学术界已经开始赴走国门。会议期间世界宗教研究所还举办了“中国佛教艺术图片”小型展览会。
    翌年４月１１日到１７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河南洛阳龙门文物保管所在龙门联合举办了“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及佛教艺术学术讨论会”。来自９省市、３６个单位的近７０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近３０篇。代表们认为，在佛教研究中要把握时代思潮和风格，要充分注意对考古成果、佛迹等有关资料的利用，进一步提高学术研究水平。代表们还从佛经翻译、佛教与政治、僧官制度和寺院经济、佛教与儒道三教的关系，佛教的民间信仰、疑伪经、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佛教音乐、艺术等各个方面探讨了魏晋南北朝佛教的特点及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此外，还就加强龙门石窟等佛教艺术古迹的保护和利用问题提出了建议，及对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三卷（南北朝佛教）的章节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是大陆举行的第一次以佛教断代史和佛教艺术为题目的学术讨论会，又首次把理论研究、考古研究和艺术研究三方面做了相结合的尝试。从会议论文的题目和讨论范围来看，研究的广度和浓度都超过了前几届会议，这些新成果体现了大陆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综合研究打开门户的趋势。会议论文以１９８５年《中原文物》特刊的形式发表。
    同年１１月９日至１０日，日本《中外日报》社为纪念创刊九十周年，倡议在日本京都举行“首届中日佛教学术会议”，中心议题是：“中日两国佛教的特点和古代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双方各出５名正式代表，提交的论文皆为专家撰写，质量精到，概括性强。这次会议是中日两国佛教学术界首次召开的会议，也是中国佛教学者在海外举行的首次讨论会，因此在日本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日本学者赞为“历史的盛会”。
    １９８６年４月１７日至２１日，四川大足石刻研究会第二次年会在大足举行，参会者１００余人，收到论文３３篇。与会者从宏观到微观，纵向到横向各个方面对大足石刻中的一些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会议论文大多选载在《大足石刻通讯》第二、三期上。会议选举了２９人的理事会，并聘请了１０位专家为顾问。
    １１月３日至７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南亚研究所和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长安佛教小组共同在西安举办了“隋唐佛教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学术界、教育界和宗教界的２０多个单位，近６０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３３篇。代表们对隋唐佛教的显著地位取得了共识，强调了解隋唐佛教也就大体上了解中国佛教。隋唐佛教对中国古代思想影响极大，要搞中国古代文史哲艺术等研究，就得弄清它们与隋唐佛教的关系及其所受影响，否则很难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和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来。还认为对中国佛教，不可孤立地研究，应当将中国佛教纳入世界范围进行综合的总体考察，把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中国传统哲学、儒教、道教等进行横向的和纵向的比较研究。此外，还讨论了佛教中国化、佛教寺院研究、加强禅宗研究等问题。会议论文最后收集在《隋唐佛教会议论文集》。（陕西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０）
    这一年的９月３日至１０日，在日本京都佛教大学召开了“第一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这是由中国佛教协会与日本佛教大学共同举办的。会议的主题是：“中日佛教交流史”，中国方面有藏汉佛教徒学者７人与会。它把中日佛教界友好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是两国佛教界学术交往的大事。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６日至８日“第二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移至北京举行，会议中心议题是“佛教和中日两国的文化”，日本和国内北京、上海、江苏、安徽、陕西和山西的部份佛教研究者出席了会议。中日双方商定，今后每两年在两国轮流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同时还要以其它方式积极促进两国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已经召开的二次会议论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１９８９年出版，书名为《中日佛教研究》。
    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８日至２０日“全国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学术讨论会”在江南历史文化名城－－江苏省常熟市召开。这次会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与东南亚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哲学研究所、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哲学系和常熟市佛教协会共同举办的。来自全国１１省市３０个单位的代表５３名（其中列席代表８名）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２５篇。会议就“印度佛教的传入及其中国化”、“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印密教和其它大乘派别”三个专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代表们认为，要加强对整个印度文化的研究，还应注意中国文化对印度宗教文化的反向交流。研究佛教要把它看作一件活生生的实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辩证的方法，印度佛教是源，中国佛教是流，从源到流是不能截然分开。此外，代表对密教和南北两传比较研究的探讨，都是学术界少于研究的课题。本次会议还是解放以来首次在大陆由学术界和宗教界共同举办的学术讨论会，因此意义十分重大。会议大部份论文收入在《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一书中。
    １０月６日到８日，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举办了“第二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主题是“中国佛教之研究”。中日两国佛教学者和佛教界人士１００多人出席了会议，有１０名学者宣读了论文摘要。本届会议也是中国佛教协会第一次在国内公开举行的国际学术活动，引起了新闻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它受到了大陆学术界人士的支持，许多著名的佛教学者参加了会议。至此，大陆已经形成了信仰界和学术界两条学术活动主线，佛教研究蓬勃向上，形势喜人。会议的论文摘要载《法音·学术版》第２期。
    １９８９年，中国大陆发生了政治风波，但有关佛教的学术会议仍有增无减。３月２７日至３１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和日本驹泽大学共同在京召开“中日禅学研究研讨会”，主题是“中日禅宗研究”。５０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中国代表围绕日本学者的５篇论文展开讨论，表现了日本研究重微观，中国研究重宏观的不同学风。会议的特色还在于是近１０年来在国内首次举行的以某一宗派为专题的讨论会。
    １１月２０日至２２日，“第三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在东京举行。在参会的中国代表中，有来自台湾的学者，所以它是海峡两岸共同组团首次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沟通了两岸学术界的交流，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代表在会上宣读的有关云南滇密的论文，引起日本学者和台湾学者的兴趣。会议结束不久，台湾佛教界就
组团前往大陆云南大理地区考察密教情况。本届会议的所有论文登载在《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２期上。
    １２月２日，四川省乐山市史学会和乐山大佛乌尤文管局在乐山市召开了“大佛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有３５人参加了会议，送交论文１８篇。会议提出了“大佛文化”的命题，明确指出它是有代表性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文化，从现在所发现的文物表明，佛教还可能从西南这条道路向中原传播，打破了“佛法西来”之一说。会议论文收在１９９０年《乐山师专学报》社科版第１期上。
    ９０年代伊始，大陆的佛教学术会议仍然繁盛增长。７月２４日至２８日，“首届五台山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在佛教圣地五台山举行。这次会议是由山西省五台山研究会主办的。中日双方共６０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２９篇。会议主题是“探讨五台山佛教文化的奥秘”。代表们认为，五台山佛教文化的特点集中体现在五台山佛教的建筑、雕塑、彩绘、经书和佛教事活动中，世俗化和民众信仰最为显著。与过去会议相比，参加本次会议的地方代表突出，答辩热烈，中国佛教的研究日趋成熟。会议的论文集仍未出版。
    ９月２日至４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召开了“西域佛教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暨南亚文化研究中心、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上海佛教协会、长安佛教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佛教协会等９单位联合召开的。来自全国各地２４个单位４０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３０篇。会议强调古代西域佛教与文化发展的线索、脉络搞不清楚，也就无法写好中国佛教史、文化史，甚至一般的历史。会议论文集仍未出版。
    ９月９日至１３日，陕西省社科联与法门寺博物馆在法门寺召开了“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来自中、日、法、美等国共１００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６０多篇。代表们分历史、考古、佛教文化和文学艺术四个小组进行讨论。佛教组的代表讨论了“法门寺”命名、唐代佛舍利供养与法门寺、法门寺与佛教宗派、法门寺与密教、韩愈谏佛骨的意义、关于法门寺所藏残本佛经的研究等问题。认为法门寺文化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其内涵核心部分应是佛教文化，因此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做多层次、多角度的广泛研究，才能更好地从总体上把握中国佛教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会后成立了“法门寺文化研究会”，出版了《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１０月２３日到２４日，“第三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在日本京都举行，主题是“中日净土教之研究”。两国代表宣读的１０篇论文中，介绍了净土宗研究的历史、传播、信仰、经典等各方面的成果，是近年有关净土宗研究的最集中的成果之一，也是继“中日禅学研究研讨会”后，又一次专题宗派讨论会。会议论文刊登在１９９０年的《中国佛教文化》上。
    １９９１年金秋时节，“中日第四次佛教学术会议”于１０于１４日至１６日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日两国的佛教研究者近１００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１１篇。会议的主题是“十至十四世纪中日佛教”。与会代表深入讨论了中国宋元时期的佛教。涉及了佛教的宗派、思想、寺院经济、佛教哲学和理学等内容。有代表指出，过去历史上三阶教、白莲教和白云宗一直被视为佛教中的“异端宗门”，现在应该对此重新给予评价或重新定位，把它们确定为中国佛教支流宗派的地位。宋以后的佛教一直是中国两国学术界的欠缺项目，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很不充分和不深入。这次会议的召开旨在促进和提高宋元佛教研究水平，因之有着重要的开拓意义。代表们还对宋元佛教的特征，做了新的解释，认为佛教在中国到了此时才真正立足于社会，对传统的学术界观点提出了挑战，会议论文刊登在《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２期上。
    同年９月２０日至２１日和１１月２６日至２８日，南京艺术学院等佛教考古艺术界人士和日本龙谷大学的学者，分别在成都和南京召开了以“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为主题的中日学术研讨会。两国雄伟代表达８０余人，提交论文３０多篇。代表们分析了现今已发现的中国南方地区的佛教造像，力主早期中国佛教的传入应是由南方而来，有可能早于北方丝绸之路的佛教传入。此说虽然过去一直有人提出过，但是缺少详细的论证。所以，这二次会议的召开，从材料和观点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有着深远的意义，被认为是填补了中国佛教史和佛教艺术史的一些空白，有利于推动中国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的研究。会议论文分期刊载在《东南文化》。
    １９９２年５月１０日到１３日，国际法门寺佛教学术会议在陕西扶县法门镇举行，来自美国、日本和国内各地的代表约６０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２２篇。代表们对法门寺佛教文化再次做了深入的探讨，强调法门寺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应当值得重视研究。会议论文集以《人文》杂志１９９３年增刊的形式出版。
    ７月１２日到１８日，山西大学在太原召开了“中国佛教思想与文化国际研讨会”，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韩国、新加坡及大陆、港台地区的代表６０余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４６篇，此也是国内规模较大的国际佛教学术会议之一。会议论文集由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２月出版。书名为《中国佛教思想与文化》。
    １０月６日到１０日，“峨眉山与巴蜀佛教文化学术讨论会”在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四川峨眉山举行，参会的国内各地代表共１２０余人，收到论文６４篇。这次会议是国内首次在西南地区召开的全国性佛教学术会议，也是历届佛教学术会议中规模最大，论文最多的一次会议，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专门为会议题词和发了贺信，称“意义重大”。此外，本次会议的资金全部由峨眉山佛教协会提供，这也是过去所没有的，它为今后继续举办佛教学术会议提供了借鉴。会议论文集仍未出版。
    １１月５日到９日，由重庆市文化局和大足石刻博物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举办的第三届大足石刻研究会年会在四川大足举行。１００余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资料３６篇。会议的宗旨是检阅近年四川石窟研究的成果，交流研究情况的经验，探索四川石窟发展脉络及其价值，从而发动社会各方面重视石窟艺术的发掘、保护、宣传的研究。会议论文收入《四川石窟艺术研究会暨重庆大足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专集－－大足石刻研究会文选》。
    此外，１１月９日至１１日，“第四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移至北京举行。主题“中国佛教的传统与创造”。代表们围绕中日双方正式代表提交的１０篇论文展开了热烈讨论。中国佛学院的学生表现突出，说明佛教界培养的后继人材正在茁壮成长。会议论文刊登在《佛学研究》上。
    １９９３年６月３日至６日，由浙江台州地区地区文化局、天台县人民政府、天台山文化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联合发起的“首届中国天台山文化学术研讨会”于天台山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天台山文化在国内外的传播及其影响”。来自北京、上海、陕西、江苏、安徽、海南等地的学者近８０名参加了会议，日本、韩国学者１３人列席了会议。收到论文５３篇。会议论文已刊于《东南文化》１９９４年刊上。
    ９月２５日至２７日，“圆瑛佛学思想讨论会”在上海召开，本次会议由上海佛教协会、中国宗教学会上海分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共同发起，参会学者５０余人，收到论文３７篇，收入《圆瑛大师圆寂四十周年纪念文集》。
    １１月９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佛教文化景点发展现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强调建设佛教文化景点的标准是应遵循“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八个字，建设一处优秀的佛教文化景点，必须实行专家、艺术家与工程队伍相结合，造一处，成一处，一处成功胜过十处不成功。
    １１月２３日至２９日，“早期佛教初传中国南方之路”中日学术讨论会在日本京都龙谷大学举行。会议集中讨论了“中国南方早期佛像性质和年代分期”、“中国南北方早期佛教和佛像的区别”、“中国南方早期佛像的起源及传播途径”。
    １９９４年４月１６日至２２日，中国玄奘国际讨论会在河南偃师与西安两地举行。主办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文化研究中心、玄奘研究中心、陕西长安佛教研究中心。中国代表８０余人，外国代表２３人，收到论文６０余篇。本次会议的目的是，研讨玄奘在学术文化的贡献，宣传玄奘的思想业绩，弘扬他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交换世界各国玄奘研究的情况，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