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登科记考》的撰编和出版

傅璇琮 龚延明

    傅璇琮于８０年代前期曾对唐代科举有所探索，并试图以科举为中介，

研究唐代士人的心态，以期从另一侧面来认识与研讨唐代文学，最终写成《唐

代科举与文学》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在这之后，傅璇琮想

进一步考察宋代科举，但宋代科举史料繁富，决非一人之力所能胜任。正好

其学术挚友、时任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龚延明在撰成其所著《宋代官制

词典》后拟另作一新的课题。龚延明对宋代官制较有研究，对宋代科举也有

探讨。于是两人一起商量，从事《宋登科记考》的编纂。编纂的总构思，由

二人共同议定，而工作的基点则放在杭大（现改为浙大），并邀约北大友人

等合作。前后历经６年努力，现已接近完稿，总字数将达５５０万。它是继

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唐五代）后，第二部断代《登科记考》。

一 立项缘起

    中国科举制度从７世纪开始，至２０世纪初，长达近一千三百年。这种

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不但对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而且也对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起积极促进的作用。在这之中，宋代的科

举制正好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它上接唐代，进一步使考试规定和任职

办法规范化，又启示明清两代作更合理的调整。宋代登科人数又是历朝最多

的，据初步统计，其每年平均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５倍，元代的３０倍，

明清两代的３－４倍。这当与宋代的经济发展和文化普及有很大关系。可以

说，我们作宋代文化或中国文化史研究，无论从哪个学术角度考察，都必须

联系宋代科举制度，这样才能使整体研究有所深入。

    论及宋代科举制之研究，应该说，海内外学人已取得不少成果，而且还

在继续全面开展。遗憾的是，与科举制兴起阶段唐代相比，就会发现一个很

大的缺陷：唐代已有清朝学者徐松编撰的《登科记考》，而宋代则没有，换

言之，宋代科举制研究最基础性的工作，尚付阙如。徐松《登科记考》提供

了内容丰富的唐、五代科举编年史，以及历届登科人及其生平履历，给研究

唐代历史、文学和社会文化，提供了切实的基础资料。有感于此，我们想到，

要从根本上推动宋代科举制度研究的深入，必须补上这一课－－编撰一部

《宋登科记考》。当然，这项工作难度较大。但为了学术研究的需要，我们

还是下决心，从事于这一项目。

    两宋（９６０－１２７５）３１５年历史，共举行过１１８次考试。凡

殿试唱名放榜后，沿唐人之风，登第人皆列叙姓氏、乡贯及父祖名氏，以登

第先后为序，编成《同年小录》（或称《登科录》）。在当时，《同年小录》普

遍流行，士大夫家多有藏之。如南宋楼钥就曾为《元丰八年同年小录》题跋，

洪迈家藏有《咸平元年同年小录》。但历经战火，迄今仅存南宋两榜同年小

录，即《绍兴十八年题名录》、《宝祐四年登科录》。在《同年小录》基础上，

又有私人编纂的《登科记》。如北宋时出现的《宋登科记》３卷、《唐宋科名

分定录》，南宋有洪适《大宋登科记》３２卷，李椿《中兴登科小录》３卷，

以及宋末元初马端临《宋登科记总目》与《宋代状元及第图》（收录自北宋

太祖至南宋宁宗嘉定１０１位状元姓名、籍贯及该榜进士登科人数）。以上

几份《登科记》，除《文献通考》保留了一份极简括的《宋登科记总目》，以

及编于南宋嘉定末的《宋代状元及第图》尚存文廷式手抄本之外，皆已失传。

可见宋代有关登科记材料虽也不少，但几乎全部佚失，这留给后世研究者一

个极大的遗憾。我们从事于此，就是为了去除这一遗憾，为研究宋代科举史

提供一份材料繁富、编排合理、符合现代科学规范的大型文献史料。

    二 《宋登科记考》主要内容及特点

    《宋登科记考》仿徐松《登科记考》体例，而又有新的改进。

    该书包括科举大事记编年与历榜登科名录两大部分。总体设计，以编年

大事记为纲，登科名录即置于大事记相应年月之下，互相融会而贯通。大事

记选取宋代科举方面的诏令、历届科举试之知贡举官与考试官，及各种规定

等，资料力求齐全，以帮助读者了解宋代科举制度的全貌与内涵。大事记依

据多种宋代典籍搜罗排比、抉择，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如传世之《宋大诏令

集》，有关科举的诏令全部亡佚，比之《唐大诏令集》，此其为逊色之处。大

事记则可补《宋大诏令集》之阙漏。历榜登科人，按统一体例收录与说明。

即每一登科人，依其所登科目，或进士，或诸科，或制科，或武举，或童子，

或博学鸿词科，或赐第，以名次先后为序（倘不明登第名次，则以姓氏笔划

排列），一目了然。

    《宋登科记考》特点有二：其一，是书为两宋登科名录之集大成者。两

宋共举行过１１８榜科举试，各种科目登第人共约有十万人。而完整保留下

来仅两榜，一榜是《绍兴十八年登科录》，计３５３人；一榜是《宝四年

登科录》，计６０１名，两榜合９５４人，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一。其余九万

九千多人，或已湮没，或散落在茫茫史籍之中，须从现存宋代典籍及后世相

关史料中去寻寻觅觅。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已收录了近四万人。迄今为止，

没有一种著述或传记资料索引，能达到这个数字。比如前些年出版的以收罗

宋代人物最多著称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共收二万二千多人，而其中登

科人仅为六千多人，只占两宋登科人之十六分之一。以此言之，《宋登科记

考》所完成的工作，虽称不上“竭泽而渔，网罗无遗”，其收获亦堪称最巨

的了。

    其二，凡收录者，都撰有一小传，包括姓名、字号、籍贯、何种科目及

第、及第之年、初授何官、最高官或终任官等。小传之下，附有书证。书证

通常择要列二条；倘考证之需，或列两条以上。我们力求作到无证不信，言

必有据。

    三 《宋登科记考》的学术价值

    １．唐五代登科人，已由清朝学者徐松撰成《登科记考》一书（２８卷，

约６０余万字），为研究唐一代文学史、政治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明清两

代有《进士题名碑录》保存下来，提供了一张明清进士完整的名单（虽简略，

无小传，但仍有较大参考价值）。独科举制度日臻完美、科举取人鼎盛、人

才辈出的宋代，无《登科记》，为近世以来学术界一件憾事。不少学者想做

这一弥补空白的工作，皆因工程浩大，“欲举还休”。唯其如此，今日此项目

的完成与出版，将弥补这一“空白”，于研究中国科举制度史、文化史、政

治史，有其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宋代文化高度繁荣的原因，宋代科举与文

学的关系，宋代地理文化的分布特点等等，都有直接参考的价值。

    ２．宋代用人制度特别重视有出身人（科举及第人）与无出身人（门荫

之类）的区别。有出身人往往进入高官行列，在社会各个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而无出身人往往下沉于官僚队伍底层。因此搞清宋人出身，是研究宋代文学

史、政治史、经济史上种种历史人物重要的课题。《宋登科记考》中对近四

万科第人的考索，无异为此提供众多有研究价值的文献史料线索，这对于编

纂大型文史典籍与工具书也能起到基础材料的作用。

    ３．为区域经济与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宋登科记考》所收录的

登科人，都撰有小传，包括其籍贯或寓居地。综观《宋登科记考》，对两宋

登科人的地区分布及其不平衡性，一目了然。北宋与南宋情况也不同。总的

趋势是，南方登第人比例迅速增高，至南宋，高度集中在福建路、两浙路、

江南东西路以及成都府路，反映了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息息相关的密切关

系。

    ４．可资古文献及今人有关宋代传记著作之校补。我们在做《宋登科记

考》的过程中，所运用的资料范围很广，引用的书目近千种，包括下列几类

资料：一类是宋登科记，如完整保存下来的《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内有

进士朱熹）、《宝四年登科录》（状元文天祥），以及《文献通考》所载《宋

登科记总目》等；二类为基本史料，如《宋会要辑稿·选举》、《续资治通鉴

长编》、《宋九朝编年备要》、《皇宋十朝纲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皇宋

中兴两朝圣政》、《全宋文续资治通鉴》、《宋史·选举志》、《太平治迹统类》

等；三类为人物传记类，如《东都事略》、《名贤氏族言行类稿》、《通志·氏

族略》、《宋史》列传、《万姓统谱》、《宋史翼》、《宋史新编》、《楚纪》等；

四类为方志类，如《宋元方志丛刊》、《明天一阁藏方志选刊》初编、续编及

诸直省《通志》等；五类为文集、笔记、宋人文集、笔记（适当利用宋以下

文集、笔记）之内外制、行状、墓志铭及人物轶事、故事所提供的登科人资

料；六类为碑刻及出土文物资料，如《中国历代碑刻汇编》、《金石萃编》、

《八琼室金石补正》、《两浙金石录》、《江西出土墓志选编》、《台州墓志录》

等。通过利用上述十分丰富的原始资料，使我们的工作－－对两宋登科人进

行大普查，能够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

    此书稿在编撰过程中，曾有几家出版社与我们联系。江苏教育出版社对

这一项目十分关切，不管这一选题由于篇幅大，专题性强，经济效益不一定

好，仍很快决定列入出版计划，并在我们编撰工作进行中，给予一定的经费

支持。他们认为这部书稿堪与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并列，将作为一部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