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了进一步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提高古籍整理图书的学术质量，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便着手在古籍整理出版的规范化方面做一些条规性的工作，待条件成熟时，拟编辑一部可供学术界和出版界参考的《古籍整理出版手册》，其中的主要内容包括《古籍整理释例》若干种。为此，本刊在３５６、３５７两期重新刊登了当年中华书局组织撰写的《古籍校点释例》（含校勘和标点两部分）；同时又约请在京的部分专家进行讨论，准备续写影印、索引、丛书等篇。现在《影印释例》已经写出，并已在小范围内征求过意见，进行了修改。为使之更加完善，现将征求意见稿刊登于下，希望专家学者特别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提出宝贵意见。其余诸篇完成初稿后，本刊还将陆续刊发。

    一、影印是古籍整理出版的一种形式。影印本专指采用按原本照相或电脑扫瞄制版复印的方法出版的古籍。影印古籍的目的和用途从大的方面划分，大抵有两种：一为存真收藏，一为流通使用。着眼于前者，则欲使古籍中的善本、孤本化身千百，能够以本真面目永存世间。着眼于后者，则欲使珍稀版本或卷帙浩繁的资料以翻检便捷的形式出现，为学术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提供阅读的便利。因为主要目的和用途的不同，二者所要求的影印规范和标准也有不同。一种古籍在决定影印之前，必须首先确定其文献价值和主要读者对象，从而明确此次影印的主要目的和用途。

    二、从总体的要求来说，凡是着眼于存真收藏的影印本，对原本的行款、版框一般不作变动，连开本、装订甚至是否双色套印之类，也一仍其旧。例如，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７月影印北京图书馆藏宋淳熙八年（１１８１）尤袤刻《文选》，线装两函，重在保存版本，故一切贴近原书，印数亦较少。凡着眼于广泛流通的影印本，为便于翻检、降低成本计，则可于照相后缩印，乃至重新割裱，以原本数页合为今本一页。其装订亦多为平装或精装，开本大小可随书所便。例如，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１１月影印清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胡克家重刻宋淳熙本《文选》，１６开平装，正文缩印为上下两栏，并将原书加了断句，卷末还附有索引，这种做法既可降低影印成本，方便读者使用。

    三、早在１９５８年６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文学部分）的说明中就明确指出：“整理时将以最完备的最好的一种版本作为底本，并参考其他各种本子，比勘对校，作出校勘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写出新的序文，对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加以新的批评与研究。标点是必要的，索引也要每书必具。”这个基本的整理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虽然主要是针对排印本说的，但对影印本（特别是着眼于广泛流通的影印本）也是完全适用的。如果把这个要求落实到古籍的影印上来，则合格的古籍影印本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１）所采用的底本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２）参校他本作出校勘记；（３）有足以反映当代研究成果的序文（或称前言、出版说明）；（４）正文有断句或新式标点；（５）编制有新的目录或索引；（６）附录有相关研究资料。举例来说，中华书局１９６６年５月影印的《文苑英华》即大致符合上述要求。该影印本以现存最早的宋刊残本为底本，不足的部分则用明刊本配补。因为原刻卷首的分类总目不便查检，故又重新编订了一个篇名总目，分列于各册之前。又以本书篇目过多，各篇按类分编，查检颇嫌繁琐，故于卷末编制了一个《作者姓名索引》，所有作品一律按书中收录次序列于各家姓名之下。而与《文苑英华》直接相关的两部书，一为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一为劳格《文苑英华拾遗》，此次影印时也一并选择善本附录于后。

    四、影印的首要工作是选择底本。从版本学的角度来说，底本的学术价值主要取决于它属于何种善本。清张之洞在《輶轩语》中说：“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阙卷，未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旧刻，一旧抄。”据此，则唐、宋抄本，宋、元刻本，明嘉靖以前刻本，明活字本，明抄本，以及清前期旧抄本和稿本、批校本，皆属善本；清中叶以来的精校、精注、辑佚本，也属于善本。如影印的目的主要出于保存收藏，则底本的选择自然是越古越好，一切孤本、稿本之类，也当在首选之列。但倘如影印主要是为了切合实用，则应不拘泥于时代早晚，而把考虑的重点放在是否足本、是否精校、精注本上。例如，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仿原书影印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山海经传》，一函三册，编入《古逸丛书三编》，主要偏重于版本价值。而巴蜀书社和上海书店分别在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９１年平装影印清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平装影印清毕沅校本《山海经》（编入《诸子百家丛书》），显然更偏重于学术积累的实用价值。

    五、选择善本作底本时，有时还要顾及某一版本存在的缺陷，须用他种版本进行必要的配补，以便使影印本既保留原本的版本价值，又能在卷帙上弥补缺失，增大其学术实用价值。例如，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影印的宋本《太平御览》一千卷，其中９４５卷根据南宋蜀刻残本，蜀本所缺的，又取静嘉堂文库所藏的别种宋刻残本和日本活字本分别补足。商务的这个影印本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最好的版本。后来中华书局于１９６３年缩印出版《太平御览》，即是以商务印书馆的影宋本为底本的。

    六、为了提升影印本的学术价值，使读者知道此影印本与现存他种版本在卷帙、文字上有何异同，则应进行必要的比勘对校，写成校勘记附于书后。这样做的成功范例，当首推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６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商务为影印此书专门成立了校史处，随读随校，有可疑处辄作校记，每毕一史，即摘要写入跋文，附印于各史影印本卷末。当时张元济先生主其事，后来还以这些校勘记为依据，撰写出《校史随笔》，成为颇具份量的校勘学名著。张氏此书连同商务版《百衲本二十四史》，堪称近代以来古籍影印工作的经典教材。他如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影印《四库全书总目》时，以错误较少的浙江杭州本作底本，同时又参校殿本和粤本，作了一个《四库全书总目校记》附在书后。

    七、根据拍摄或复印所得而制成的底样，除了对校页码，发现缺页，纠正倒错而外，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描润。关于描润的方法，张元济先生在《记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描润始末》、《修润古书程序》、《修润要则》、《填粉程序》等文中，提出了许多细则，可以参考。需要注意的是，描润只是针对底本模糊断缺，又无他本可以替代的情况说的，底本清晰者可以不作描润。而且在今天可以运用电脑扫描技术的条件下，描润工作较张元济的时代亦应有所改变，所要描润的范围应仅限于剔除溢墨、搭痕、双影、黑眼，以清洁版面。一般毋须描涂文字笔画，以免因为误认而造成文字差错。中华书局１９６６年版《文苑英华》的《出版说明》中谈及描润工作时说：“底本的墨污作适当修削；书中文字不加描润；藏书图章全部修去；卷次和页次的错误，调整次序而不改误字。”这种严肃、负责的做法，应该成为古籍影印的一个通则。

    八、古人著书往往疏于撰写详细目录，而刻书者亦仅在每册或每卷之首编制简目，如果照原书合为一集影印，检索将极其困难。故在影印底样定稿之后，应该为全书重编一个包括卷目、类目、篇名和页码的总目录置于卷首。属于类书、总集之类卷帙浩繁的影印本，除重编目录外，还应该编制各种专项索引。索引可以附在影印本后，也可单独出版，配套发行。上文提到的中华版《文苑英华》，是索引附于书后的例证。另如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影印的《全唐文》（全１１册），已删去原书分卷目录，而于１９８５年单独出版《全唐文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一册，这是索引与影印本分离别行的例证。

    九、影印本重在保存古籍的原貌，因而对原书中存在的问题，不可能像点校排印本那样通过整理一一加以解决。即使在影印前言中特意作出说明，因为受篇幅约束，也只能点到为止，不可能展开论述。所以，适当选取与影印本直接相关的前人研究成果，附缀书后，以备读者稽考，是十分必要的。上文已提及中华版《文苑英华》附印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和劳格《文苑英华拾遗》，体例完善，足可树为典型。另外，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影印《全唐文》，不仅包括《钦定全唐文》及清末陆心源辑补的《唐文拾遗》和《唐文续拾》，而且还附录了两种《读全唐文札记》（一为清劳格撰、丁宝书述《读全唐文札记》，一为当代学者岑仲勉撰《读全唐文札记》），读者藉此可了解《全唐文》原书所存在的各种问题。

    十、重在流通使用的影印本，虽然不方便使用新式标点，但从有助于广大读者阅读考虑，还是应该采用旧式句读法加以圈点断句为宜。圈点的形式一般有三种：一为墨点（·），一为顿号（、），一为句号（。）。有时一律作墨点或顿号，有时顿号、句号并用。例如，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影印的《四库全书总目》，全用顿号和句号点断，并在《出版说明》中交待：“本书由王伯祥先生断句。”又如，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影印的胡刻本《文选》，正文用句号断句，注文用墨点断句，而１９８３年影印《全唐文》时，全书一概用句号圈断。究竟要采用何种符号，并无硬性规定，只要做起来方便，看起来清晰，断句准确无误即可。

    十一、自宋以降，刻书多有牌记（或称书牌、本记、墨围、碑牌等），或在卷首序目后，或在卷末空白处。牌记文字有详有略，一般是记录刻印者姓名、堂号、刻印年月等。牌记是考订版本故实的重要依据。近代以来的古籍影印业，继承了古人刻印牌记的传统，并逐步加以规范，形成了一个较为固定的表述原书版式及其藏所的格式。例如，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初编》，其经部《周易》卷首牌记作：“上海涵芬楼景宋刊本，原书版匡高营造尺六寸七分，宽四寸八分。”（原文无标点）又如，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一种《嘉靖河间府志》卷首牌记作：“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上海古籍书店据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景印，原书版框高二一·○公分，宽一五·四公分。”（原文无标点）有时据他书辗转影印，不知原书版式，则可简要说明版本来源。例如，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影印《太平御览》，在版权页上括注：“本书用上海涵芬楼影印本复制重印。”当代影印本的牌记，应简约明了，文字不作标点，外加边框，置于扉页背面。

    十二、作为影印本的整理者和出版者，在上述各项工作完成以后，应该对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所依循的原则，作一个总结式的说明。这个总结式的说明，整理者可称之为“序”或“前言”，出版者可称之为“出版说明”或“影印说明”。整理者和出版者要说的话，可以合在一起说，统称为“前言”或“出版说明”。也可以分开说，这样同一个影印本既会有“前言”，又会有“出版说明”。如果整理者和出版者合写一篇“前言”或“出版说明”，其内容大抵应包括四个方面：（１）作者简介（生卒、仕履、学术成就等，疑伪处应作考辨）；（２）内容评价（著述背景、体例，在当时及后世的影响等）；（３）底本依据（底本与他本的比较，配补、割裱情况等）；（４）影印本所作加工（描润、目录、索引、附录等）。根据各书的不同情况，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可以各有侧重。例如，陈垣的《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载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影印本），用大半篇幅讲《册府元龟》的编纂体例及其史料价值，小半篇幅讲明刻本与宋刻残本的异同，最后得出结论：“今宋刻既无完本，以明刻初印本影印，亦其宜也。”而聂崇岐的《重印太平御览前言》（载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影印本），则主要论述《太平御览》的编纂背景及其在引书方面的得失（特别是存在的问题），后面始谈及当初商务印书馆制作影宋本时所据南宋蜀刻残本及配补他种刻本的情况，以及此次中华书局根据商务版缩小影印的情况。又如，中华书局编辑部１９７４年为影印北京图书馆藏宋淳熙八年尤袤刻本《文选》所写的《影印说明》，几乎全部文字都用来谈版本。首先说明宋刻本自身有重刻补版现象，但基本上属于尤刻初版。其次，比较清胡克家覆宋刻本与宋淳熙刻本的同异，断言胡刻所据底本是一个屡经修补的后印本。最后，交待此次影印所作的加工情况：“书中有一部分页子不够清晰，尤其是附录《李善与五臣同异》，模糊特甚，而且曾经人用墨笔描改，好像已非原貌。但较之《同异》其他版本，错误还少一些，因此仍照原书附印于后。影印时除修去版面墨污外，对模糊的字一概不加描修。”这篇《影印说明》对《文选》一书和李善注文无一字涉及，这是因为中华书局当时已拟另外影印胡刻本《文选》，与《文选》有关的问题，将在影印胡刻本的《出版说明》中作较详细的论述。把影印尤刻本的《影印说明》和影印胡刻本的《出版说明》对照起来读，就可以体会到前言的详略与影印本自身的性质其实存在着相互对应的关系。   

              （许逸民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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