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始，我国一直有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规划指导着古籍整理工作，出版则基本限于中华书局等几家专业出版社。８０年代以来，情况逐渐改变，不仅各地都设立专业古籍出版社，而且许多出版社都在出版古籍。在出版工作已经放开的情况下，规划虽仍起指导作用，但其影响一般止于若干重大项目。古籍出版的多渠道发展有利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仅靠个别出版社的力量，充其量也只能做到少而精，难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事实上只要社会上有众多的需求，出版工作就应该跟上，规划起“宏观调控”的作用，但是不能不受市场经济的影响。

    古籍出版的开放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中国古籍浩瀚，版本繁多，如果出书的品种有限，每种书只出版一个本子，显然不能适应当前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形势，也不利于学术研究的集思广益。近年一些沉湮已久的古籍得以重印出版，对学术研究无疑大有裨益。同一种书有多种整理本面世，所据材料不同，取长补短，也可以提供更多参考比较的机会。例如《四书章句集注》，虽然已经出版多次，但大都陈陈相因，而清代以来推为善本的清嘉庆吴志忠校刻本却已多年未印。中华书局近年虽已出版两个本子，但是一个删去吴氏父子的校勘记和读书心得；一个重印《四部备要》本，号称吴本，实际恰恰是吴氏所说的俗本，卷数和内容都有出入——附说一句，《四部备要》所用的底本往往名实不符，不可轻信。今有出版社重印吴氏原本，就不是没有意义的。

    当然多渠道出版古籍可能造成重复，这是不易解决的矛盾。更重要的问题是古书毕竟去今已远，深知熟稔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整理和出版两方面都需要有相当的经验和严谨的态度。而古文献专业已冷落多年，目前合格的人员缺乏，难免率尔操觚的现象。在市场经济冲击之下，由于客观的困难、报酬的微薄等等原因，従事此道的责任心也值得忧虑。出版社若没有可靠的专业人员把关，出版古籍就很难保证质量。我们有时看到把“女校书”理解为校勘家的笑话，看到点出“万季《野史稿》”的句子，看到只印了半本缺少后三卷的《菉竹堂书目》，诸如此类的错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在古籍出版空前兴旺的情况下，需要认真对待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质量，尽可能避免出现这样一些严重的失误。

二

    従目前古籍出版情况看，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而言，最重要的是首先盘盘家底，看看一共有哪些古书，哪些已经有整理本，哪些还没有整理本；进一步研究已经整理过的有没有重新整理的必要，没有整理的有哪些亟待出版，哪些行有余力再行考虑；在此基础上制定规划，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对出版工作很有帮助。各出版单位因地因人制宜，在出版古籍方面发挥各自的积极性也是好事。事实上古籍多渠道出版更需要古籍出版规划的指导，以便出版单位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取向，减少出书的随意性，明确出版行为的意义。

    従全局看，先盘家底，再算细账，可以保证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面点兼顾。通过《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发现了许多珍本秘籍，特别是有些书长期不见天日，学人渴望已久却不知下落，甚至疑其已佚，如今看到尚在人间，令人鼓舞。其中颇有要籍，亟待整理出版。然而従市场上看，这方面的出版工作还有待加强。目前各地出版的古籍所以会使人感到重复，问题显然在于一是出版的品种往往是众目所瞩的荦荦大者，许多罕见的秘本没有人理会；二是使用的版本陈陈相因，没有作进一步的整理和加工，缺乏学术品位。

    市面上新印的古籍，有的是简单地照原式影印，比之当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四部丛刊》书后时有校补，已有逊色；有的标点排印，仅择一通行本従一而终，即使另有善本也不对校。这些情况在专业出版社也未能尽免。例如中华书局８０年代出版的许多笔记小说都使用各种善本校勘，但是后来出版的几种就不再有版本校的老传统。其他出版社翻印古书就更不做要求，有时候根本不说明底本来源。版本方面有这些问题，再加上校对质量滑坡，使用起来就不放心。

    关于版本在古籍整理中的巨大作用，不妨看两个例子。清代的一部地理著作《秦边纪略》，又名《西陲今略》，此书本身有一些未决问题，至今也未能澄清：作者有异说，卷数各有不同，编次也有歧异，而且有繁简两种文本。如今虽有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整理本，但是整理本实际是简本系统，据前言所说可能已经看到另一种文本，可是校勘记中却没有涉及。如果我们论述此书时惮于访求旧本，以此校点本为据，就不会知道此书还有许多问题，一些结论大有重新审查的必要，远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简单。

    《碧鸡漫志》是研究词学至关紧要之书，卷二批评柳永一派诗词有别的观点，通行本说：“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若従柳氏家法，正自不分异耳。”末句语意跟上下文不合，当年傅惜华先生整理本对此加注，说此句应作“正自分异耳”。然而没有版本支持此说，甚至名贵的汲古阁精抄本也无异文。无征不信，只能存疑，不便擅自改动，所以唐圭璋先生重订本《词话丛编》仍従原文。近年岳珍同志获得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天一阁旧藏明抄本复印件，此句作“正自不得不分异耳”，为傅氏的疑惑提供了版本根据（详见岳珍《碧鸡漫志校正》）。多年疑团，一朝冰释，学者多么欣幸！凡是整理过古籍的学者都知道，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三

    整理古籍需要一定的条件，整理者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能力和经验，而且需要掌握充足的资料和有关的信息。这是决定古籍整理工作的质量的重要条件。然而如果従严要求，却有很多困难。整理古籍并不容易，因为要跟上作者的思路，有时比自撰更难。目前校点古籍存在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问题。现在有些高校设有古籍整理研究所，对于培养专业人员很有必要，但是学生不可能像古人那样，沉浸在古代典籍之中，而对古典文献的熟练掌握需要多年的磨练，难以一蹴而就。接触不多，经验不足，功力不够，匆匆动手，遇到困难不能全力以赴，许多问题就出在这里。

    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清末民初著名词人况周颐假托其夫人之名撰《织余琐述》２卷，有一则据《西湖秋柳词》注文列出宋元说部书３３种，这些书况氏未见，甚至未闻其名。其中有一种作“吴震元宋相眼”，近年转载此书时此六字未加标点，恐是难于下笔。往年读此３３种书名确感新奇，可知其略者寥寥可数，至“吴震元宋相眼”处尤感突兀。究竟应读作“吴震《元宋相眼》”，还是读作“吴震元《宋相眼》”？特别是“眼”字十分可疑，难以揣测它到底有何寓意。开始以为不难查明，寒斋无《西湖秋柳词》复核，检阅手头所有索引、通检之类可以利用的工具书，却毫无线索。就此六字臆测或是史部之书，下决心逐册检阅书目，终于在《千顷堂书目》传记类看到“吴震元宋相谱二百卷”，原来“谱”误为“眼”。再翻几页，又看到“吴震元奇女子传五卷”，证明“吴震元”应该是人名。虽然耗费半天时间，错字终于得以改正。——目前国内出书大都没有索引，这对学术研究极为不利。像这个例子，如果有索引可用，一索即得，可以节省许多时间。

    这也许可以表明校理古籍固然需要博学多识，如果肯下工夫，毫不轻忽，有些错误也可以避免。现在整理出版的一些古籍之所以出现错字失校和点破句子，固然有某些整理者古文献基础薄弱的原因，但态度不够认真也是重要的因素。这里不能不提醒初涉足此道者谨记“认真”二字，即使自己的功力难以望饱学前辈项背，但勤能补拙，多翻阅有关文献，则不知道万季野其人，也能减少“万季《野史稿》”之类的差错。   

四

    如上所说，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需要相当的学识，对整理者和出版者都有很高的要求，在老一代学者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存在人才难得的危机。然而在我们指摘目前出现的质量问题时，也不能不看到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当前出现的客观困难。

    第一，这项工作对整理者要求很高，回报却不高。众所周知，在相当一些人心目中，甚至在某些学术单位中，校点古籍是高才不为的低级工作。一旦动手，无论多么认真也难免有闪失，著名的学者也不乏跌跤的例子，而出版报酬却十分微薄。工作不入大雅之目，费力费时，风险多，报酬低，従哪一方面看也不如去写理论著作。人才难得和认真与否，显然与此有关。

    第二，上文说到在今天出版古籍应该注重久未出版的书，注意版本校。事实上这一点说到容易做到难。首先是需要懂得一些古籍的目录版本知识，这是一个冷门领域，以往没有系统的研究，关注此道者也不多。所以看关于新印古籍的版本说明时总是要为作者担心，不定哪里会出错，冒出外行话。我们可以看到，不过一部光绪刻本，藏本还多，会被说成“孤本”。更典型的例子是关于《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的作者，従四十年前《中国版刻图录》第一次指出其属元人而非岳珂以来，海内外学者已经多次甚至是重复论证，早已定论。然而近日看到一套整理本《十三经注疏》，此书仍然冠以岳珂之名，显然并不了解２０世纪这项重要的研究成果。

    第三，古籍旧本现在已是稀见之物，偶有所见，要价也远非学者力所能及，许多书只能仰仗图书馆。然而现在到图书馆看书也不容易，想看原书有复杂的手续，即使获准，付费也极高昂。若想得一仅供参考不得出版的复印件，每页收费可以达到一二百元，比到拍卖会上买原书的价格还高，而且只能复印部分内容，不得印全书。甚至更有奇事，最近友人到某大图书馆看书，想拍一页书影，不料该馆规定凡属孤本付款也不能拍照，只好废然而返。整理古籍者比对几个本子写出一部书稿，千字不过一二十元，且不计所需的学问和知识、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也远远抵不上看书的费用。所以当我们看到岳珍同志可以従容披阅远藏宝岛的珍本的复印件，校改历久未决的重大讹误时，在欣幸之余，不能不由衷地欣羡这种难得的福分。有些古籍即使知其有，想想高昂的费用和繁琐的手续，也不能不令人裹足不前。

    当我们指摘新印古籍不作版本校勘时，不能不想到整理者和出版者的条件限制。这不是某一个人和某一个出版社所能解决的问题，在当前致力弘扬中华民族伟大文化传统的时刻，在我们批评某些新印古籍质量低下的同时，我们呼吁国家和社会各界采取措施，给热心整理文化遗产的学人提供必要的条件，让他们在看他们应该看的书时尽可能容易一些，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

    第四，电子化手段如今已经深入各个领域，在古籍整理方面本可大显身手，可是目前国内的古籍数据库还在建设之中，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知道前辈名家一律以腹笥胜人，那是博览强记的结果，需要相当的时间与精力，不是一般人所可企及。然而今天的电子手段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救腹俭问题，因为它在检索文献方面能力强劲，非人所能及。

    以国学网主持人尹小林先生现已编制成功的《中国典籍数据库》而言，设计颇见巧思，具备诸多检索功能，用来检索典故迅速准确，十分方便。当年朱彭寿博学多闻，所撰《安乐康平室随笔》中经常提到典故出处，卷四有一则说到北京一酒家有一牌匾写着“推潭仆远”，他多年查询，一直不知出处。后来有人说老辈曾说似乎出于《汉书》，但是没有验证。朱氏多次检阅《汉书》全书，却未找到。后来猜测或许是《后汉书》，果然在“西南夷传”中查到。多次通读《汉书》，而且延及《后汉书》，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不是一般人所能及，所以记载下来免得他人再来费力。然而我们用尹小林先生的数据库检索，几秒钟就显示出《后汉书》卷八六有此四字。朱氏说自己是好事者，前人有酒令要求用字只在《四书》中出现一次，他曾细检《四书》，列出仅用一次的６００字，真难以想象他是用怎样的毅力完成这项工作的。然而用数据库软件来检索一个字在文献中出现几次，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我国已经在筹建大规模的古籍数据库，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要务。建设中国典籍数据库对学术研究极有裨益。很难想象在数据库的帮助之下，有多少历史的疑案可以得到解决，有多少以往的结论会得到修正甚至否定——至少汉语大词典会面貌一新，而古籍校释和文学评论也会得到巨大的助益，不会再为词语出处犯难，不会再说“荷叶罗裙秋一色”中土无人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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