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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研究的百年回顾
江灿腾
陈兵、邓子美两教授的巨著《二十世纪中国佛教》，自二○○○年十一月，由北京地区的民族出版社正式发行以来，在学界深受好评。[i]不过，根据作者之一的邓子美教授在增订台湾版的〈修订版后记〉一文所述：此书原由陈兵教授于一九九三年向“大陆国家教育委员会博士点基金”以《近现代中国佛教》的项目提出申请，并已获准。其后则约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王雷泉教授和当时仍任教于无锡轻工大学社科系的邓子美教授共同撰稿；其中王雷泉教授虽曾参与规划和提供相关参考资料，但未实际参与撰稿，而是由陈兵和邓子美两教授历经多年的辛勤研究，才于一九九八年完成全书的撰写。至于我个人，在此期间也曾蒙两位教授抬爱，要我就该书有关台湾佛教的部分提供参考资料和修订部份初稿，而我当时因已有华东师范张志哲教授的委托，欲撰写数十万字的《台湾佛教史》，为免两者内容有所重复，只在最小的限度下修订原稿，其余的部分即完全尊重两位作者的学术判断。然而，对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回顾研究，其实有其一定的学术重要性和必要性：（一）就其必要性来说，因时序已堂堂进入二十一世纪了，所以回首二十世纪的中国佛教变迁历程，自然有其必要；（二）就其重要性来说，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已达二千年之久，其在广大华人生活圈内的思想渗透和信仰心灵的熏习或烙印，可以说早已成为和儒、道两教鼎足为三的重大文化现象，故探讨其如何传统走向现代？当属极为重要的学术课题。所以，有关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研究著述，并非直到陈兵、邓子美两教授的书问世才开始被探讨。事实上在此之前，已有多部相关的著作出版，虽都各有所长，但也存在着缺点或不完整。首先就台湾地区来说，逃难僧释东初于一九七四年春天出版的《中国佛教近代史》上下两册，[ii]是此一领域的最重要的研究奠基者：此书以明清佛教迄第二次战后的剧烈变局为时代经纬、以释太虚（1889-1947）所主导的中国佛教近代改革事业为论述的核心，汇编各种佛教史料以成书，篇幅极浩繁，全书热切护教之情亦跃然纸上，故难列入论述精严的通史性著作之林。但释东初以释大虚逝后的第一代佛教改革事业追随者为职志，藉编史以表彰之，可谓继释印顺于一九五○年编成《太虚大师年谱》的另一放大普及版，虽精严不及前书，仍具高度参考价值，故差堪可与前书并称为双美。但，在此之前，因已有日本学者水野梅晓的《支那佛教近世研究》（东京：支那时报社，一九二五年）、《支那佛教现状就》（东京：支那时报社，一九二六年）两书，以及藤井草宣的《最近日支佛教交涉》（东京：东方书院，一九三三年）一书，而此三者又皆为论述自清代以来迄战前有关中日佛教及中国佛教近代变局的权威观察报告，且其内容曾被直译或改写而构成释东初该书之部分内容，却未被清楚交代原书出处，所以若纯就严格学术而论，难说其非释东初之书的学术瑕疵。而这也是我等今日读者，在读释东初之书时，切不可忽略者。此外，有旅美华裔学者陈荣捷于一九五三年出版其《现代中国宗教的趋势（Religious Trends In Modern China）》，[iii]对中国国民政府于内战逐渐失利而尚未撤离大陆之前的近代中国佛教及其他宗教发展状况，亦曾作了简明又精到的权威观察，其中尤以有关熊十力及其《新唯识论》的新佛教哲学思想，被举为与释太虚和欧阳渐（竟无）的唯识思想并称，而在创新方面较后两者为更优的新观点，是首次被介绍到西方学界者，并引起一定程度的后续影响。[iv]中共取代国民政府建立新中国政权之后，又有美国学者唯慈（Holmes Welch）遍访当时流亡在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泰国以及菲律宾等地的多位中国僧侣，然后以大量访得的口述资料（占第一册内容三分之一）和头等文献资料（亦占第一册内容三分之一）两者对照、并严格筛选以增其内容的可信度；[v]他是自一九六一年起，开始撰写研究报告：先于一九六七年由哈佛出版社出版首册《中国佛教的实践（The Practices of Chinese Buddhism 1900-1959），一九六八年再出版第二册《佛教复兴在中国（The Buddhist Revival In China）》，至于第三册《毛泽东治下的佛教（ Buddhism under Mao）》则出版于一九七二年，约当中共爆发文化大革命的中期，所以批判性极强，但也限于出版时代过早，有关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所谓“改革开放”之后的重要大变迁状况，便无法在书中涉及。可是，唯慈的研究堪称典范性的成就，并且早于释东初的《中国佛教近代史》三年出版，所以真正为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全面研究奠定学术基础者，当归之唯慈其人，且其在此一领域的学术成就，迄今仍还无有能比肩者，以至于后来者，都还直接或间接受其研究成果之影响。相对于此，香港佛教联合会、香港佛教僧伽联合会、友联研究所三者，也于一九六八年共同委由联合书报发行公司出版《中国大陆佛教资料汇编：1949-1967》，这是根据当时大量来自大陆的相关原始佛教资料，并分为八大部以呈现其全部内容，其名称为：第一部中共的宗教政策；第二部中共成立初期的佛教；第三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部大陆佛教徒的活动；第五部大陆佛教的典章文物；第六部大陆佛教的教育研究及出版工作；第七部大陆佛教徒生活情况；第八部西藏喇嘛教的情况；另有附录（一）中共「佛教工作」面面观；（二）虚云和尚云门事变记。此外在该书中还有各部的简明提示和重要评论，并附有释觉光所写的短〈序〉。因此该资料汇编，也可说相当程度反映了当时香港佛教界对中共初期统治下大陆佛教现实遭遇的深沉关怀和反思。因而此资料汇编虽非属正式的学术研究撰述，但其参考价值实不亚于唯慈后来才出版的第三册书：《毛泽东治下的佛教（ Buddhism under Mao）》的学术贡献。尽管如此，就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的中国佛教发展现况来说，迄今都停留在重要僧侣的佛教事业或对其所持佛教思想的相关诠释，虽间或也有介绍“改革开放后”的大陆宗教法规、佛教教育状况或学术研究者，但除了与现实关涉不深且敏感性低的佛教学术研究成绩较为可观之外，其他方面皆缺乏较深刻或较严谨的对于大陆佛教大现实面的真相之研究。换句话说，有关教团现况的深入探讨或反思，迄今仍存在不少禁区而迟迟难以展开。而在一九八七年以后的海峡两岸佛教交流的研究来说，亦几以佛教学术的密切交流和宗教界的道场拜访或观光旅游为主，故迄今仍无与日本学者村中佑生于一九八六年七月由东京山喜房佛书林所出版的《现代中国佛教见闻》一书堪比的同类型全面性现况观察和描述的专着出版。因而，在一九九○年以后，两岸华人学界有关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探索，其主体都侧重在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佛教近代化的各种冲击及其回应后所衍生的种种变革；不然就是延续释太虚和释印顺等重要佛教思想家，其在台湾地区有关人生佛教与人间佛教的争辩与传播；只热衷于介绍有关当代台湾少数拥有重要道场；或一再褒美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僧尼及其辉煌的佛教事业等。此外，根据当代大陆著名的学者葛兆光教授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在台湾的《思与言》杂志第三十七卷第二期所发表的〈关于近十年中国近代佛教研究著作〉一文来看，他所列举并加以批评的专书，计有下列七种： 1. 郭朋等《中国近代佛教思想史稿》，成都：巴蜀书社，一九八九年。 2. 高振农《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3. 麻天祥《晚清佛学与近代佛教思潮》，台北：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4. 李向平《救世与救心──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5. 于凌波《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6. 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百年文化冲撞与交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7. 江灿腾《中国近代佛教思想的争辩与发展》，台北：南天书局，一九九八年。在这七本书中的最后一本，其实是我个人的著作，但只是由单篇佛教论文集所编成的，虽然能蒙葛兆光教授的一些赞誉，认为我在书中很能脱出一般所谓以政治史划分「近代」的概念性思考架构，却也点出我在清末和日本佛教在华影响的新史料的不足。而有关史料缺失的情形，在其他各书中也同样出现。所以葛兆光教授本人现身说法，[vi]指出一些关键新史料的名称和出处，并明确批评有关研究“问题”意识的诸多盲点。至于邓子美教授的那本书，既是上述的第六本，当然也在被批评之列；而此一批评后来也引起邓子美教授的反思。[vii]由此可见，在陈兵和邓子美教授在合撰其新书《二十世纪中国佛教》之时，彼等所能够参考的，实不出上述的研究成果和可能会延续的诸多相关问题。但如今若只苛责陈、邓两教授的此一新著作，真因而仍存在着不少明显的学术弱点，事实上也不公平。因若以陈、邓两教授合撰的《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在二○○○年十一月出版之前后，于大陆学界另新出的三本相关著作来对照说明，即不难了解： 1. 何建明《佛法观念的近代调适》，佛山：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2. 麻天祥《20世纪中国佛学问题》，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二○○一年。 3. 何劲松《近代东亚佛教──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为线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二年。在这三本书中，以何劲松的书最晚出，所处理的为二十世纪日本军阀侵华期间的东亚佛教问题，其中涉及当时的东北和台湾地区的佛教是直接相关者，也是在陈、邓两教授的《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书中所未能处理者。但，何书在有关日据时期台湾佛教的部分，主要仍是参考我的早期著作《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一九九六年）的内容；但我在二○○○年六月，向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提出的六十四万字博士论文──「殖民统治与宗教同化的困境──日据时期台湾新佛教运动的顿挫与转型」，则远远超出我早期的探索范围，并有诸多新诠释观点的提出和大量新史料的运用；何书却未能在出版前（二○○二年），及时参考和增补。可见海峡两岸的佛教史研究，尽管近十几年来已相当密切，并且相关学术消息也极为灵通，却依然明显存在着若干时差及一定程度的隔阂，此亦不必讳言者。其次，若以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的近代佛教思想之探讨来说，则何建明博士由博士论文「清末民国佛教思想史论──中国佛法观念的近代调适」改写出版的《佛法观念的近代调适》一书，在上述的各书中，实堪称搜集的佛教史料为最丰富、所进行分析的观念亦为最有体系和最深入，其中尤以能用“原典化”、“现世化”、“理性化”、“多元化”的四个近代化特征，来探讨或描述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的佛教思想观念，可谓少数具有方法论自觉的优秀研究者之一。然而，其书若要放在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全视野来看，则显然是不足的。因其不处理教团史或相关的关佛教经济问题以及相关的重要宗教法规等；甚至也不涉及所谓沦陷区的佛教问题；又因其研究断限只到中共统治全中国之前，所以该书实际内容也不可能会触及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佛教问题”。因此，若以该书作为二十世纪的前期的佛教观念史来评价，是可高度肯定的；但如要论及二十世纪后期的问题，则只有待其另行补撰下册才能被讨论。不过，此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能不带意识形态地客观处理当时有关“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佛教的思想冲击问题，这在大陆当代学者中，又是唯一的例外，故颇能令人为其治学的诚恳求是态度而赞叹不已。至于麻天祥的著作，虽号称书名为《20世纪中国佛学问题》，但全书仅以“出世”和“入世”的简单分析概念来处理相关佛学问题，并且全书既无提出新诠释体系的优势或突破，也无出现方法学上有效的分析操作，加上极为缺乏新问题意识的探索和重要相关新佛教史料的应用等，故其全书实可判定为属于“一无可取”或“彻底失败”的作品之类，根本无多加讨论之必要。所以，综合以上的各类相关著作来看，陈兵和邓子美教授合撰的《二十世纪中国佛教》一书，可以评价如下：一、尽管有不少缺点，本书仍是迄目前为止，海峡两岸有关“二十世纪中国佛教”这一学术课题，最能贯串百年发展的概论性书籍。二、在同类型著作中，本书也是仅有的，能处理：（a）二十世纪后期有关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在大陆散播；（b）以及包括袁焕仙和南怀瑾师徒的禅学思想的佛教史著作。三、书中能介绍台湾李元松倡导的“现代禅”都市丛林教团的相关理念、耕云所倡导的“安祥禅”观念，这也是首次能将两者纳入书中的同类型唯一佛教著作。[viii] 四、本书的主要分析概念，是来自对韦伯“理性化”的概念的广泛应用。此在合撰的两位作者中，尤以邓子美教授在其关于人间佛教思想方面的讨论时，表现得最为明显。五、在增订的台湾版中，原书中所有的诸多校对不足处和原资料出处的有诸多过简之处，如今已悉数由现代禅出版社的作业团队，将其一一精确地更正和增补过来。所以在出版条件上，本书增订的台湾版，可能也迄目前为止，在同类型的中文著作中，最值得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