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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据时期新竹真宗竹寿寺发展沧桑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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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灿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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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有关日据时期新竹市的日本佛寺发展，过去很少被作为讨论的对象。直到一九九六年六月，张绣玲在其论文〈新竹市佛教寺庙艺术之研究〉第一章第三节「日本佛寺」中，才有了一些扼要的说明。所以从学术研究史的立场来说，尽管张绣玲文中的此一部份内容仍稍嫌简略，却仍具有开风气的指标性意义，颇值得后来者的参考。[i] 不过，日据时期出现在新竹市的日本佛寺（包括竹寿寺在内）究竟有哪些？它们原先建筑地方如今又何处？似乎应先交代，才方便后续的相关讨论。但，根据张锈玲说法，她是认为：「最早在新竹建寺的是日本真宗西本院寺派在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所建的竹寿寺，其次为曹洞宗于明治四十五年（一九一二年）所建的新竹寺」。[ii]并且，在同文中，她又列了一个【日据时期日本佛教在新竹市所建佛寺】的简表：[iii]
可是，张锈玲除了这个表上的资料之外，并没有说明这七座日本佛寺的今昔建筑地址，究竟是在现在新竹市的何处？难道这是由于资料欠缺所导致的吗？其实不然。若能根据一九八九年发行的《台湾开教の步み──旧台湾日本寺院等调查（考查）委员会报告书》调查资料，[iv]则日据时期新竹市日本佛寺的今昔地址，早已调查清楚，兹说明如下： （a）、净土真宗本愿寺派（※为开基派，俗称西本愿寺派）的竹寿寺──旧址在新竹州新竹市南门町四之二五番地；现址为新竹市武昌街五五之一号，包括三佳家电、泰瑞及隔壁住家等范围，所以原建筑物已荡然无存了。 （b）、曹洞宗的新竹寺──此寺旧址在新竹州新竹市新竹字南门三三六番地；现址为新竹市南门街一五之一、二号，充当公务员宿舍及民宅两栋，前有空地和老树，显然仍残存部分的昔日景观，可供凭吊。 （c）、高野山真言宗的新竹支部──此一「新竹支部」，张锈玲依昭和六年（1931）出版的《新竹市要览》原记载故标为「弘法寺」，[v]其旧址在新竹州新竹市南门町四丁目一番地（※若根据《明治百年纪念佛教大年鉴》，则地址为新竹一保新竹西门街二九番地，由仓野英雄所建）；[vi]现址为新竹市西门街九十八号，约当今海瑞摃丸门市部和左右住家，所以原建筑物已整个不存在了。 （d）净土宗的新竹教会所──旧址在新竹州新竹市黑竹町；[vii]现址为新竹市竹莲街二十六巷七号，[viii]是唯一仅存者，但已更名为「净土禅寺」，并且原貌已大为变动了。 （e）、真宗大谷派的新竹布教所──此一「新竹布教所」，张锈玲称其为「东本愿寺」，但，事实上，俗称应为「东本愿寺派新竹布教所」，其旧址是在新竹州新竹市黑金町四三六番地；现则址为新竹市南大路三六五号，即今新亚冷气冷冻工程行的场房所在。 （f）、日莲宗的新竹布教所──此一布教所是《明治百年纪念佛教大年鉴》唯一未被列入的，其旧址若根据《台湾开教の步み──旧台湾日本寺院等调查（考查）委员会报告书》调查资料，则可能是在新竹州新竹市寿町；但现址由于只能凭记忆推定是在今新竹市林森路白宫大饭店后侧有密集住宅的街道处，所以已无法正确的指认出来。 因此根据以上所述，即知有关这些被张锈玲遗漏或交待欠详的地方，都有必要依据新搜集到的其他相关资料及研究成果，来进行对其大幅度的订正和增补。 但，在本文中，限于篇幅，将集中全力，先以其中之一的真宗新竹市「竹寿寺」为中心，展开相关的探讨。至于日据时期其余的新竹日本佛寺的状况，则将留待另文才再予讨论。 二、有关日据时期新竹市真宗竹寿寺的背景资料解说在日据时期出版的《新竹市要览（一九三一年）》一书中，载有真宗本愿寺派在新竹市所建的竹寿寺全部资料，兹复制如下： 竹寿寺
但，由于以上这样的登记资料，在张绣玲的论文中全未做解说。因此，若不对此加以稍作说明，因今日读者离那时代已非常遥远，将会感到陌生、费解或无意义，故于此处先稍作一些相关背景的补充说明。 此因资料上虽载明竹寿寺是属于「真宗本愿寺派」的台湾新竹分寺，但此派为何称为「真宗本愿寺派」呢？若读者对于此一历史源流全不了解的话，相信关于其他的资料，也可能同样无法搞清楚其涵义究竟如何？ 事实上，当一九二五年第一届「东亚佛教大会」在日本东京市芝区增上寺召开时，日本各宗派组成的「佛教联合会」，为了怕与会代表（包括来自台湾佛教界的三位代表在内）不了解日本佛教的今昔状况，即曾委由峰玄光主编一本《日本佛教要览》（东京：佛教联合会，一九二五年十月廿八日发行），提供给与会各国代表的参考之用。 后来昭和六年（1933）在台由台湾宗教社寺宗教刊行会所编纂和发行的《台湾社寺宗教要览（台北州の卷）》一书，对于相关的资料，也是参考上述的《日本佛教要览》而叙述的。 所以本文以下的解说，基本上也是先以此书为线索，再参考其他资料来说明。 甲、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创立与东西本愿寺派的分裂1、根据《日本佛教要览》等资料的说法，「真宗」的各派，都是源自源自宗祖亲鸾（1173-1262），谥号「见真大师」，[ix]于日本后崛河天皇元仁元年（1224，约当中国南宋宁宗十七年），依《大无量寿经》作《显净土真实教行证文类》六卷（※后世简称「教行信证」），开阐本宗。 2、亲鸾原受教于日本净土宗开宗之祖源空的座下，源空殁后，亲鸾依其所传，而有《教行信证》等文类的撰述。但也因此，真宗的教义分为两途，其一是宗祖亲鸾本人所证之法门，其二是其所承袭的宗义内容。至于以后真宗的各派，都是由此而渐渐衍生的。 3、真宗的分支，主要共有十派，即：真宗本愿寺派、真宗大谷派、真宗高田派、真宗木边派、真宗兴正派、真宗出云路派、真宗山元派、真宗诚照寺派、真宗三门徒派。其中和日据时期新竹市佛教有关的只是真宗本愿寺派（※俗称西本愿寺派）和真宗大谷派（※俗称东本愿寺派）。但，何谓「真宗本愿寺派」呢？并且，除此之外，此派在台还自称为「真宗本派本愿寺」，[x]为何它又要加上一个「本派」的字眼呢？这都是我们有必要知道的。 4、其实，所谓「真宗本愿寺派」是由亲鸾第四女儿觉信和孙如信及部分亲鸾的弟子，于日本龟山天皇文永九年（1272，约当中国南宋度宗八年），在东山大谷亲鸾的坟畔建佛阁，阁内安置亲鸾的影像以为供奉，并获朝廷赐号「久远实成阿弥陀佛本愿寺」，简称「本愿寺」，这就是「本愿寺」的起源。而自此一「本愿寺」辟建之后，日本各地的亲鸾信徒也纷纷以此为信仰中心，于是逐渐被尊崇为「真宗」的本山。 但，由于这是按亲鸾后代的血脉顺序来传承法统，所以他的幺女觉信被尊为第二代，孙子如信则被尊为第三代，累世相传；其中尤以第八代的莲如对本派的教势扩张，贡献最大，可说是奠定日后隆盛迄今的伟大功劳者。因此，日后「真宗本愿寺派」所属各道场，将莲如的影像供奉在内，也成了常态。连在台湾的真宗本愿寺派道场，也不例外。 5、不过，随着本派教势的发展，作为本山的「本愿寺」，也几经迁移，先后在山科、鹭森、被冢、天满都建过新本山。正亲町天皇天正十九年（1591，约当明神宗万历元年至十九年）时，由于丰臣秀吉在京都六条捐献了建寺的土地，便又迁移至京都的堀川建立新本山，以后此地即成了本愿寺派的永久本山所在，约当今天京都市下京区花屋町下ル本愿寺门前町本愿寺内。 6、至于「真宗大谷派」，则是「真宗本愿寺派」的第十一代显如死后，由于该派选择三男怀如接掌第十二代法统，长子教如便另创「真宗大谷派」，于是本愿寺派一分为二，至日本后阳成天皇庆长年间（1596-1616），东、西本愿寺派的分裂成了定局。 该派以后在京都的乌丸七条确定了永久的寺基，然因几度遭遇大火焚毁，所以迄近代明治维新之前，此派的主要精力，都是花在重建本山的大伽蓝上面。 不过，随着明治维新的新时代来临（1867），以及本山大伽蓝的完成，此派在日本海道、朝鲜、中国和台湾等地，积极\扩张教势，斩获颇丰；甚至北美等地，也有真宗大谷派的足迹。今此派的本山，是位于京都市下京区乌丸七条上ル常叶町七五四番地。 而由以上所述，即知「真宗本愿寺派」，即「西本愿寺派」原是开创者的法统嫡传，故会以「本派」（正统）自居。 乙、有关真宗特有佛教名词的补充说明在昭和六年刊行的《新竹市要览》中，还提到一些有关「竹寿寺」的佛教名词，如七高僧、三妙典或建坪数、境内坪数等，若不稍作解说，同样不易了解，故亦稍加解说如下： 1、所谓七高僧，是指──印度的龙树和世亲、中国的昙鸾、道绰、善导、日本的源信和源空。因这七位大德，都是和亲鸾所师承的净土思想诠释有关，并且以人为主，故称七高僧。 2、、所谓三妙典，是指──《佛说无量寿经》、《佛说观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这三本是佛经，是净土思想在法义上的最高依据，因以典籍为主，故称三妙典。 3、所谓春秋两彼岸──是每年春季（在三月中下旬）和秋季（在九月下旬）在寺中，各进行一次长达七天的赞佛会，此为年中的重要大法会，故极盛大隆重。但，此一活动，在当时新竹市的其他日本佛寺，如曹洞宗的新竹寺、净土宗的新竹教会所，也都同样每年举办两次，也各为时七天，所以不是竹寿寺所特有的。 4、所谓建坪数，在此是指──佛教建筑物实际所用的土地面积（相关说明如下）。 5、所谓境内坪数，在此是指──佛教建筑物周边的寺有土地面积（相关说明如下）。 补充说明：日据时期有关土地面积的计算单位，原则上是坪为中心，一坪为六尺四方（即六尺的平方面积），一坪十合，一合十夕（※由此可知，昭和六年《新竹市要览》的「竹寿寺」资料上，将「夕」的单位误为「勺」，是不通的）。此外，若是土地面积较大的，则使用的是：反→亩→步三种单位，一反十亩，一亩百步。[xi] 但是，日据初期台湾总督府曾考虑到日本在台佛寺的兴建不能规模太小，否则会让台湾民众印象不佳。所以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四月十五日以「民县338号」核定〈有关查核社寺兴建申请事宜〉，其中明确引述该府民政局县治课所发现的问题，如：「提出社寺兴建者，近来陆续涌现，为其中往往不乏社寺之规模过小，或维持方法之不切实际。」「其祠堂若矮小，或永续方法不切实，则（中略）无论系由尊敬神佛之意旨，或由确保宗教信用上观之，拘非良策，有必要加以限制」。于是有了以下三种规定： 甲、寺院正殿（本堂）至少须建坪二十二坪。 乙、寺院住持居室（库里）不得少于十三坪。 丙、境内的土地须较建筑物总坪数大三倍。[xii] 假若知道以上的规定，我们即可回过头来检验当时竹寿寺的建坪数和境内坪数是否合乎官方要求？ 根据上引昭和六年《新竹市要览》的记载来看，由于当时竹寿寺所登记的建坪数接近二十六坪，而境内地坪多达二百四十二坪余，所以都合乎以上甲、乙、丙的三项规定。 问题只是在于：在日据时期的新竹竹寿寺是否曾照上述规定，而实际盖了所规定的佛寺建筑物？恐怕是大有出入的！其详情，当于下节再为读者深入分析。 三、真宗本愿寺派在新竹市发展的经过第一阶段：初期从军布教使的派驻新竹 有关「真宗本愿寺派」在新竹市的发展经过，过去很少被介绍。但，根据日据时期大桥舍三郎的记载资料，我们知道，真宗本愿寺派其实早在明治三十年（1987）夏季，就派有随军布教使（※当时称为「从军布教使」）选义贯来到新竹。因当时他的勤务对象，是驻在当地的日军第二步兵联队，故初期他即在营区定居。到隔年（1988）元月，他借到林氏家庙后，才展开一般的布教活动。 不过，本山方面，可能认为选义贯的布教绩效，没预期的好，一度考虑从新竹撤出。最后虽未撤出，但到了明治三十二年（1899）十一月，他的工作，仍被新派来的布教使藤本周宪所取代了。 第二阶段：真宗首次在新竹市郊自购布教场地 真宗本愿寺派首次在新竹市自购布教场地，其实是在明治三十三年（1900）七月。 当时是以冈村繁藏的名义在郊外尔雅冢一九一番地，出价一百六十日圆而购得建筑物九坪、建筑用地一百九十一坪，房子虽小，但总算不用再寄人篱下了。 另一方面，必须再为读者说明的是：此次真宗本愿寺派之所以要在新竹市开始自购屋地，其实也是因应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在宗教管理政策上的新要求，因而当时所有日本在台佛教各派都不得不跟着配合，于是才逐渐走上自行购地建寺的途径。[xiii] 此因截至当时为止，是处于日据初期的台民激烈武装抗日的不安定阶段，而有关财产掠夺或私宅被占用，又常是容易引起误解爆发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就官方而言，若要有效的安抚台民和能早日恢复社会秩序，除了用强大武力镇压之外，就是尽量在法律的正当范围内进行对民众事务的仲裁或管理，否则人心依旧不服、反抗也同样难以平息。 因此，当时在台湾总督府方面，不但于同年（1899）七月以《训令第200号文》第十项规定：「对于拥有神官、僧侣、氏子、檀家等社寺，应视察其措施、信仰等状况，并调查其他宗教消长之情形，时时提报之」。[xiv] 而我们若看稍早（明治三十一年五月十日）台湾总督府在《县第532号文》，即明确提到：「有关有关本岛旧有之寺庙成为内地各寺之分寺乙案，各县厅有陆续陈报上来之情形。本岛寺庙虽大多祭祀贤士、功臣等，惟若任意使之成为寺院，则可谓处置不当。纵然使其称为某某分寺，充其量亦仅在揭橥其成为某寺分寺之标志而已。其实旧有之寺庙大多不具寺院之体裁，本案毕竟系从事布教之辈，因某方面之竞争所产生之弊端。对此等不妥之情形，在于另行制定某种法规之前，有关此等寺庙成为分寺乙案，则当予禁止……」。[xv]换言之，总督府方面对于日僧在台的一些胡作非为其实是十分清楚的，并有意加以抑止。 此外，当时新竹市虽有一些神庙也曾被官方征用，如下表所示： 新竹县寺庙用作兵营等之调查
资料来源：江灿腾着，《日据时期台湾佛教文化发展史》（台北：南天书局，2001 年），页25。 但，这一类的用途，基本上是作为公务如驻军营舍、医疗场所或警务办公之用，而且都是属于公庙的情形，与征用民宅或私产不同。 反之，在日据时期，凡是属于宗教的行为，都一概属于私人或民间的性质，这不论对在台日僧或台湾旧惯原有的情况都一样，其中的差别只是：经过申请而合乎「佛教」规定要件的，另有部分的车资等优待罢了。 不过，有关这一段的过渡时期，因当时在新竹地区最具支配性地位的，其实日本曹洞宗的足立普明。他也是于明治三十年左右从台中随军来到新竹，并一口气与当地的民间寺庙一百多间签约为隶属关系。 然而，此一行为同样也在一年多之后，即因总督府颁布新宗教法令而遭到重大的挫败，最后也同样不得不走上自行购地建寺之途。 此即后来曹洞宗在新竹市南门建新竹寺的主要背景。其详情，等稍后介绍新竹寺时，会一并交代。此处只要知道：日僧在官方于一八九九年夏季颁布新规定以后，从此即必须在新竹市自行购地建寺也就够了。 接着，我们仍回到竹寿寺的原来话题。即之前我们曾提到的，真宗本愿寺派首次在新竹市郊购地的布教使为藤本周宪，但他在明治三十六年（1903）十月，又由新派的冈藤常惭所取代了。所以，我们底下便交代他到新竹后的新动向──迁移至新竹市西门街时期的活动状况。 第四阶段：迁移至新竹市西门街新址时期的活动状况 新派的冈藤常惭到任之后，感到原地点僻处市郊，并不是理想的活动场所，遂于隔年（1904）九月另觅得新竹市西门街的新址；他按规定向地方厅申报后，于同年十月十二日获得当时新竹厅长里见义正（1902/3/31-1908/3/31在任）的许可，作为布教所之用。 此一布教所预定有建筑物三十六坪，用地寺四十四坪，又位于市区内，故信徒若来参加活动，将非常便利。 而既已获得官方的正式许可，为了从「真宗讲」筹募基金，自明治三十八年（1905）四月起，冈藤便展开此类的活动；到了隔年（1906）二月，更借着劝募兴建建布教所的理由，立下募款二千圆的目标。其间，对此事助益最大的功德主，在日人方面有：太田重助及新原、黑执、阪东、福岛、有田、平林等诸氏；新竹当地台人士绅有：郑如兰、陈信斋、黄鼎三、郑嘉之等人，都是出过大力的。 以上为止，所说明的，是属于西门街布教所时期的活动状况。底下则继续交代，从西门街布教所再转迁南门街现址的活动情形。 第五阶段之一：转迁南门街布教所至竹寿寺建立初期的活动状况 明治四十二年（1909）七月七日，真宗本愿寺派将「新竹支监」（分部监督）废止，其职务上的变动是：从此新竹地区的布教使不再兼任教诲师的工作。 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改派村上灵顺到任新职。村上原先是在台中担任当地的监狱教诲师，明治三十七年（1904）五月，改为驻台中的专任布教使，不再兼任监狱教诲师的工作。 其后，于明治四十年（1907）七月，他一度转勤到台东厅吴金城地区；至明治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才又转勤到新竹市来任职。 村上到任以后，便积极进行新竹寺南门街新布教所的工作，因此隔年（1906）七月，在南门街二三七番地购得一处民宅，其中包括建筑物三栋计三十五坪，以二十一坪半作为正殿（本堂）之用，建筑用地则为二百四十六点五五坪，购后将其大力修缮，面目为之一新。 此次经费开销，初除了获得本山拨款补助五百圆之外，靠各方捐献及办「真宗讲」的收入，也有一千三百余圆之多。并且他在明治四十四年（1907）六月，又获准设立「妇人会」，因此也得以从会费再收到一些款项。 其实，村上氏的任期较长的，活动力又强，所以到了大正三年（1914）六月，他邀得公共团长松木徒尔和区长陈信斋两人共同联名，先向官方提出创设「新竹救护所」的申请；再于隔年（1915）二月由村上氏正式向官方提出在新竹市建立寺院的申请。 到了同年三月，村上氏先征得信徒总代表新原、日向等人认可，稍后又获新到任的新竹厅长三村三平（1915/5/1-1916/5/31在任）之同意，便开始进行有关建新正殿（本堂）的各种商讨；等确定筹建委员人选之后，包括本地台人士绅郑拱辰、陈信斋等有力人士计十二名，共同商议和承诺此次建筑新大殿的劝募总款项，为五千圆之多，几等于初期购地和修缮旧建筑物经费的两倍半了。 此次预定新建的正殿为二十一点五建坪（※差半坪才合乎规定），库里（寺院住持及家属的居室）有十三坪余（※合乎官方基本规定），两者合计三十五坪（※总数合乎规定），而境内地则预定为三百四十六点五五坪，相当宽大。并且，西门街布教所时期的几个大功德主，如新原龙太郎、黑执专支助、阪东政太郎、富等熊次郎等，此次也被列入信徒总代表的名单内。可是，事情的进行并不顺利，因而就这样延宕下来。 不过，同年八月二十一日仍获得安东贞美总督（1915/5/1-1918/6/6）的「公称」许可，亦其从此对外可以「灵泰山竹寿寺」为此新寺的正式寺名了。 第五阶段之二：第一任竹寿寺住持村上灵顺的遭困与积劳病逝殉职 以竹寿寺当年在新竹市发展的情况来说，若相较于在台真宗的其他寺院或布教所，其实并不特别突出，而对于此点的观察与判断，亦只要从本山的对其罕有补助，或纵有补助数目也不大的这点来看，即不难了解。 但，因而衍生的问题是：既然预期的情况与现实的落差太大，所以竹寿寺虽早在大正四年（1915）八月二十一日，即获得台湾总督府的对寺名「公称」许可，仍须再经两年又四个多月（1915/8/21-1918/3/7），才完成本山的登录手续；并且也是直到当日，才获准：将本尊阿弥陀佛木雕像安置于其中。显然，这不是太好的征兆。 同年（1918）四月六日，再授与他：将原先充当正殿（本堂）二十一坪半以外，其余的十三坪半房间，作为「堂班」（按身分坐堂）来使用；并晋升他为「公称」后的首任住持。 不过，刚任新住持的村上灵顺，因多年来为此寺尽瘁奔走，积劳成疾，所以才过了四个多月，即于同年的八月十九日病逝。本山方面，则谥号「宝满院」，将其供奉在寺中，也算是对他死后一种聊胜于无的补偿。 第五阶段之三：第二任住持岩水哲章的再度受困与悲惨殉职 竹寿寺首任住持殉职后的接替人选，是任布教使的岩水哲章。他虽于隔年（1919）五月二十日奉命驻在新竹，但，直到六月六日才正式上任；并且要再三个月后，即在同年九月二十四日，他才晋升为竹寿寺的第二任住持。 可是，岩水哲章虽在到任即被晋升为住持，却等于同时也接到一桩苦差事。并且，此后数年间，还让他宛若遇到恶魔作祟般地，将他带入万劫不复的重建惨况中；其结局也是同样一直将他折磨到积劳成疾、使他同样悲惨地殉职于任上。 此因新竹地区号称风城，闻名全台，加上台湾夏秋两季，常有强烈台风夹带豪雨而来，破坏力极大，拔树毁屋，灾情不断，特别是对木造或土造建筑，都很不利，因此每次台风过境后的灾后重建，都是一场极为伤神与耗财的严酷考验。 问题在于，既然此种情况，每年都能发生，而前任住持村上灵顺又已积极经营多年，难道不了解此种情况？当然知道的很清楚。 不过，在村上灵顺的晚年，也就才刚晋升为竹寿寺住持的当月，虽然对于大殿的新建筑已商议到成熟的阶段，包括大殿、忠魂堂、库里（住持及家属居室）及其他开销，总预算已接近二万三千圆之多，可是捐献和劝募的许可申请，手续还未完成。 此因本山方面，对这样大的支出款项，并不同意，所以一直到村上灵顺齑至已殁，一切仍在耽搁着，难以动弹。因而，空有公称寺名的竹寿寺，只名义上好听，实际上却是一处让新住持必须因陋就简、时时操心的危险建筑工地。 若再遇到每年强烈台风的季节或有暴风雨来袭，便会造成建筑物的毁损，甚至逐渐出现快要倾倒的危险迹象。 尽管如此，岩水哲章担任第二任住持后的日常工作，除了须维护既有建筑物为完整可用之余，更艰巨的挑战，其实是如何续完原先中挫的新建大殿及周边工程。所以，处在这种夹缝中的心理煎熬，其为难和困顿的沉郁窘况，当不难想见。 由于原先工程总预算的募款和捐献企划，迟迟未获本山的批准，如今要再继续推动，若相同的困境依然存在，有可能不横生阻碍吗？ 从其后的发展来看，显然将整体新建企划与实际进行的周边工程作阶段性的区隔，亦即虽号称提出全部新建工程的募款企划书，实际上则只先建经费较少、短期内可完工的库里工程；此一策略，是打算暂以新建完成的库里充当「大殿」之用，至于旧有的大殿，既可腾空出来，一方面充当住家或办事之用，一方面也可延缓新大殿兴建的紧迫性，并因此可排除在资短期内须同时筹募巨款的庞大压力，这对不论本山的批准、信徒代表的捐款负担等难题，都可以顺利解套，使大家松口气！ 尽管如此，整个新建企划还是直到大正十一年（1922）六月，也就是岩水哲章上任之后，要过了整整三年，才在信徒总代表：新原氏、永井氏、后藤氏、堀氏、日向氏、阪东氏、氏、村井氏、岩下氏等人的发起之下，并获新到任的第四任新竹州知事梅古光贞（1922/-5-1923/10在任）的协助，而终于取得捐献劝募的正式许可。 此次，大殿（本堂）新建预算虽编一万零七百圆，较先前被搁置的总预算也几乎少了一万圆之多，但仍只是虚编而已，根本没有执行；实际被执行的仅是编列三千七百圆的库里新建工程。如此一来，整个新建工程所需的施工时间，便大大缩短了，从大正十二年（1923）四月开始兴建，到同年六月就完工了，落成启用典礼则选在八月三十一日举行。 也就是选在新竹州知事梅古光贞离任（1923/10）前一个月举行，所以他能实际参与此一和他有关的盛会。 不过，虽已有了此一暂时权充大殿（假本堂）的库里，但在未来的真正大殿完工之前，作为库里使用的建筑物，实际上也要耗费四千五百圆的工程费才过得去。 可是，对岩水哲章的个人和家庭来说，真正悲惨的不幸遭遇，还在后头呢。所以底下我们接着叙述岩水住持的不幸遭遇与大殿新建工程的顿挫经过。 自大正十二年八月三十一日举行「假本堂」的落成启用典礼以后，接踵而来的首要作，当属如何将原新建大殿的企划，按预定进度继续向前推动，而劝募所需工程款项的活动当应继续进行，没料到隔天九月一日就听到日本关东一带大地震（※时称东京大战震灾）的坏消息，震后灾情极为惨烈，举国上下都全力投入灾后的重建工作，连西邻中国的佛教界都组慰问团赴日吊慰罹灾者，因此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地区更须同心协力帮助赈灾，所以不可能有大笔的多余款项捐给并不急需的建寺愿新大殿之用。当然，原计划的劝募活动，只得暂时宣告中止，等情事有改善时再说。 如此一等，转眼过了将近六年，直到昭和四年（1929）四月，当岩水哲章决定重新展开募款工作时，事态已变得棘手难办，他勉强撑了四年多，情况并无大改善，后来连他自己也为之心力憔悴，导致病情迅速恶化，遂于昭和八年（1933）六月，遽逝于任上。本山方面特谥号「专教院」以褒扬他，但，此一死后殊荣，于事无补。因他和第一任住持村上灵顺一样，都是为建竹寿寺的新殿工程而齑志以殁，前后两任住持的悲惨命运，可以说如出一辙，令人伤感。 不过，就个人的家庭际遇来说，岩水哲章的情况，其实更为不幸。 总计岩水哲章在竹寿寺任职，前后约十四年之久，虽上任不久即晋升为竹寿寺的第二任住持，但，他其实是递补第一任住持过世后的遗缺，当然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先料理前任住持的丧葬事宜。紧接着是家中的长男长年卧病在床，虽曾中学毕业，但久病不治，是身为父亲的他替儿子送终的。等办完儿子的丧事不久，自己再娶的继室，也在意外中死亡。 如此接二连三的不幸，纵使他本身为见惯有为法无常迁变的真宗僧侣，仍不能太上忘情而重创连连。再加上长年为竹寿寺大殿新建的事，奔走无功，素志难展，遂因此而暴逝于任上。仅留下颓龄老母和遗孙三人（二女一子）相依为命。所以他个人家庭的悲参遭遇，在当时旅台的真宗僧侣中，相当受瞩目和深深被同情。 以上所谈的，主要是竹寿寺前两任住持先后齑志以殁的经过，其中尤以第二任住持岩水哲章的个人不幸，交代得最为详尽。但，佛教史毕竟是佛教史，若不交代相关的宗教事业或与社会的互动状况，将是本末倒置，实非妥当。所以底下接着要说明的，就是有关竹寿寺的佛教事业和其他活动的情形。 四、有关竹寿寺的「新竹佛教妇人会」及其事业沿革有关「新竹佛教妇人会及其事业」这个项目，原是大桥舍三郎在其书中所讨论的一部份，[xvi]资料其实不多，但，此处仍得根据这些少数的资料来进行讨论，理由无他，没有其他的资料可补充的缘故也。 初期的创会者及其组织：村上灵顺与「妇人会」及「日曜学校」 在竹寿寺公称之前的「妇人会」，是村上灵顺任布教使时期，为了布教所从西门街转到南门街现址后，急欲募得修缮的费用，才于隔年（1911）六月间设立，并取得征收入会规费的许可。 但，以正式的「新竹佛教妇人会」向官方（※新竹厅长高山仰）申请注册许可，并获得本山批准的时间，则是要到大正八年（1919）十月，即第二任住持岩水哲的到任初期，才促其实现。当时有登记的会员，为一百十九名。 不过，从「妇人会」到「新竹佛教妇人会」的持续发展，其间还经过「新竹本愿寺日曜学校」这个过渡组织。 此因竹寿寺公称后的首任住持村上灵顺，尽管已于大正七年八月十九日病逝，但，他手创的「妇人会」仍在隔年（1919）元月，创办了「新竹本愿寺日曜学校」，让信众在星期天来道场参与各种宗教活动。 其后，第二任住持岩水哲章又进一步促成组织的定型化，并同时取得官方和本山双方的正式的许可，于是才有了「新竹佛教妇人会」这一名称和正式组织。 「新竹佛妇人会」的组织发展与活动经验之参考典范： 真宗「台北树心佛教妇人会」的创会宗旨及活动方式之概述 其实，「新竹佛教妇人会」在真宗本愿寺派在台的佛教妇女组织中，并不是最早，也不是规模最大，论其事业的活动内容，也无太特殊，或太重要的意义。 但如对照该派在台最先及最重要的「台北树心佛教妇人会」的创会宗旨及其活动方式来看，就比较清楚类似此种附属的外围佛教妇女组织，究竟有何特性和重要功能？ 此因「台北树心佛教妇人会」几可说是像「新竹佛教妇人会」这样地方性宗教妇女教会组织的原型，亦即后者是仿造「台北树心佛教妇人会」的方式来成立的地方性组织，两者的同质性甚高，故可在此将两者稍加类比，以方便后续的讨论。 按大桥舍三郎的说法，「台北树心佛教妇人会」是滥觞于真宗本愿寺派「台北别院」的「妇人会」，而所谓「妇人会」即「妇人教会」之意。此「妇人会」的成立之前，更有一段重要的发展经验，甚至可追溯日本统治台湾初期。因在台湾改隶之初，即有真宗布教使随军来台布教，而因常与信徒往来，有携眷随行者，藉此机缘，兼或就近照料其生活起居，乃至协助处理相关会务等。此在初期人手不足时，助益尤大。其后，既已有男众在台北成立正式教会组织，而随行女眷，除参加礼佛、听法之外，也被视为可加以组织和运作的外围辅助团体，于是明治三十一年（1898）五月一日，便假「最胜讲」的弘法活动之名，成立了初期的妇人团体。 到了明治三十四年（1901）十月二十一日，趁着台北新起街的真宗「台北别院」获得公称之际，负责别院事务的两位知堂：紫云玄范与田中行善，又新创设了「佛教妇人会」组织。此一新组织，初期加入会员有四十二名，是属于较年轻、具现代意识的一群；但，此一新「佛教妇人会」的会员，仍可保有原先藉「最胜讲」的弘法活动而成立──老少兼有、以信仰活动为主──的「妇人会」身分，所以此两者，是既并存又重叠的。 值得注意的是，若论此一新组织成立前的发展阶段，固然较新竹「妇人会」的创立大约早了十几年；但若仅就此新组织来说，虽仍早新竹十年，却也同样是出现在明治三十二年（1899）六月《府令第四十七号》的新宗教法规颁布之后。 并且，此一差距，事实上也等于台北大都会区和城乡小都会区的差别。 例如早在新竹「妇人会」创立之前，即在「台北别院」创立真宗「佛教妇人会」之一的紫云玄范，平时即常叮咛同仁道：「若往来寺院者渐少，终成寺院荒废之因。故身为仕佛弘法者，当尽可能广结善缘，多所致意，不懈不怠，务期法灯永耀 。」[xvii] 亦即他主张：平时就要广招信众来寺，参与各种活动，以光大真宗的门庭；不只在弘扬真宗法义的「最胜讲」时，要尽量设法招徕家庭主妇、千金，妙龄妇女等，使其常预法筵，惯闻真宗教理，还须让其兼习各种巧妙手艺，以达日常修养之功，进而促成彼等致力社会慈善之服务。除了每月二次的定期演讲之外，寺方还教导茶艺、花道、盆栽等技巧。于是经过类似活动的激励和口碑相传，果然会务大有起色，不数年间，已使组织规模大为扩展。 到明治三十七年（1904）二月时，值日俄战争爆发，局势紧张，但同时也促使人数众多的台北「妇人会」，订定会务规则，并推选出该会的评议员及其他干事等。当时担任干事的诸如：木下、滨野、图师、高桥、北条、桥本、小岛、三宅等夫人，在战争爆发后（1904/2-），彼等组成后援会，为前方战士募集抚恤金、赞助劳军行动；同年三月，又为行路病死者举行追吊会和前往该救护所慰问；同年九月也为陆海军战死或病死者开追吊会。除此之外，同年十一月，台湾南部震灾地区，彼等也捐款赈济。类似的情况，如明治三十九年三月，嘉义有震灾；明治四十一年（1908）一月，澎湖出现饥荒，该会也都大力协助赈灾，使台北「妇人会」的活跃和非凡贡献，都深受瞩目。 也因为这样，该会在明治三十八年七月，由本山批准该会的正式名称为「真宗台北妇人会」，此即意味着它将逐渐被纳入该派总部设在京都的「真宗佛教妇人联合会」的一员。明治四十年九月十二日，「真宗台北妇人会」正式加盟「真宗佛教妇人联合会」，除接受其统驭之外，也遵照总部所订的规则行事。 然而，从明治四十一年以后，就因真宗「台北别院」的负责人更迭频繁，在台教势也跟着沉寂多年，所以台北「妇人会」逐渐进入黯淡期，影响力锐减。特别是在大正元年至十年（1912-21），真宗「台北别院」史上正处于院务「弛缓与沉滞」的低潮期，[xviii]当时除了人事上的变动频繁之外，还包括真宗的在台传教已出现台民信徒大量流失、信教理念差异等，因而是否要朝向「本土化」的待决难题，也一直在观察和尝试中。最后虽决定以训练台籍本土布教师来解决上述问题，但时间已是在大正中后期的阶段了。 如此一来，尽管在大正七年（1918）四月二十八日，已有小泉助勤夫人招集二十岁以上、至四十岁的青年及少壮妇女，筹组「妇人亲爱会」，企图重振会务，然因「台北别院」的环境仍未大改善，所以小泉夫人虽始终尽瘁，整个会务仍无大起色。 而在此之前，真宗「台北别院」的另一个领导心结，是南北领导权出现严重的对立，此因台北和台南两地，同是真宗在台传教事业最兴盛之处；再来才是台湾中部、高雄、嘉义等地区。至于新竹地区并非重点，其事业发展的程度甚至还比不上介于台中和新竹之间的苗栗地区。其主要原因，当然是日本曹洞宗在新竹自初期就有独霸的拢断气势，所以连同属禅宗的日本临济宗妙心寺派，虽在台湾南北的发展气势如虹，却自始自终未能打进新竹市的曹洞宗地盘内。这就是新竹市根本无临济宗妙心派的寺院之最大原因。 当时若要一劳永逸地解决真宗南北领导权争持不断的问题，就是先设法让「台北别院」升格为「台湾别院」，但，在此同时，要如何能让台南方面甘心接受此一彼升我降的新变革，又成了不易解决的力一问题。 因此，改名「台湾别院」的问题，从大正九年（1920）十一月二十一日，由当时别院的负责人（轮番）片山贤乘提出改名为「本愿寺派台湾别院」的建议之后，一直未获上级通过；直到昭和四年（1929）元月，再由当时的轮番芝原玄超检具改名理由的文件，向台湾总督府提出申请，当时的台湾总督川村竹治（1928/6/16-1929/7/30在任）于当年二月二日，以《指令第322号》批准改名。此后，「本愿寺派台湾别院」的全岛领导权，再无疑义。 但，原「真宗台北妇人会」，基本上是由「真宗台北别院」所领导的一个附属组织，其代表性当然不受影响。其组织功能的有效发挥与否，主要是别院当任负责人的如何领导和动员。所以，到了大正十一年（1921），别院轮番佐佐木芳照就任以后，便积极设法想重振原先停滞的会务，因而他请其夫人主导，邀约了片山高等商业学校的校长夫人及仓冈、安田、福留、真室等隔夫人，在同年十一月新组了「台北树心佛教妇人会」，隔年（1922）二月二十日，召开盛大的首次大会。 然而，之前曾存在的「妇人亲爱会」，是以年轻妇女会员为主。所以同年四月，在「台北树心佛教妇人会」之内，又设一「妇人会青年部」。但此一「妇人会青年部」，却与另一真宗的「台北树心佛教青年会」有互相重叠之处，故因而逐渐与「台北树心佛教妇人会」之间，隐隐然出现互别苗头的分裂迹象。 相对于上述「妇人会」→「真宗台北妇人会」→「台北树心佛教妇人会」的发展情形，接着也有必要回过头来，再看看除新竹市与台北之外，其他道场所创办「妇人会」的情形。一方面可以提供当时此类活动之间的相互比较，一方面也较易理解其创办背后的真正意义。 新竹「妇人会」与台湾其他地区真宗「妇人会」的创会比较 对于此事，虽然之前，我们曾提过：新竹「妇人会」的出现，是由于竹寿寺首任住持村上灵顺，曾将布教所迁到南门街现址，其后为了筹募刚迁新址的房舍修缮费用及计划改建之所需，才设法成立的。不过，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不尽然只是如此。 此因真宗在台成立「妇人会」，不但早有先例：台北的情况最早，自不用说；除此之外，不只新竹市是跟着仿效成立，该宗在台湾其他布教地区，也曾先后成立了多处「妇人会」的组织。例如： 1、台北「了觉寺」──1922年11月创立该寺所属「佛教妇人会」。 2、罗东布教所──1925年创立「罗东佛教妇人会」及「二结佛教妇人会」。1928年2月成立「宜兰妇人修养会」；同年9月又成立「三星佛教妇人会」。 3、台中「中尊寺」──1926年3月成立「女子佛教青年会」。 4、埔里「能高寺」──1920年6月20日成立「埔里佛教佛教妇人会」。 5、嘉义「光照寺」──1910年4月7日成立「嘉义佛教妇人会」。 6、台南布教所 ──1904年成立「台南佛教妇人会」。 7、高雄「宝船寺」──1909年成立「妇人会」；1921年5月28日成立「高雄佛教妇人会」；1925年3月成立「高雄女子青年会」；1929年2月11日成立「高雄女子裁缝讲习所」。 8、旗山「太平寺」──1919年1月「旗山佛教妇人会」。 9、屏东「大照寺」──1910年1年30日成立「阿缑佛教妇人会」；1919年3月升格为「屏东佛教妇人会」。 10、澎湖马公「光玄寺」──1913年4月26日创立「澎湖岛佛教妇人会」；1920年8月解散前者，1921年1月改名新创「马公真宗妇人会」。 11、吉野布教所──1913年1月成立花莲街「佛教妇人会」。 12、花莲港布教所──1917年9月成立花莲港「妇人会」；1918年4月「女子青年会」。 13、林田布教所──1927年9月成立「妇人会」。 14、台东布教所──1925年7月成立「台东妇人会」。 从以上资料来看，我们可以知道三点值得注意：第一，真宗的「妇人会」到处都有，并非仅限台北或新竹地区才有。第二，除了台北之外，比新竹市（1911年6月）更早创会的，还有：（a）屏东「大照寺」──1910年1年30日成立的「阿缑佛教妇人会；（b）高雄「宝船寺」──1909年成立的「妇人会」；（c）台南布教所 ──1904成立的「台南佛教妇人会」」；（d）嘉义「光照寺」──1910年4月7日成立「嘉义佛教妇人会」。第三 ，各地在「妇人会」之外，也曾出现新的佛教女性组织，如「女子青年会」或「女子裁缝讲习所」，而这是新竹是从没有的佛教女性组织。 另外，在此必须补充的一点是，首先在新竹市创立真宗「妇人会」的村上灵顺，但他来新竹之前，除了在台中服务之外，曾一度奉派（1907/7-1909/2）到东台湾的「吴全城」（※其后改称贺田村，在花莲地区）去拓荒布教，却皆未在当地创设「妇人会」。所以新竹「妇人会」其实是他个人的新经验。 不过，新竹地区的佛教妇女活动，之后也出现极大的变化，若加上台民当地佛教妇女的活动状况，则更将有凌驾全台各地的趋势；但因此处的重点，只侧重在竹寿寺的佛教妇女组织，故底下仍只继续说明「新竹佛教妇人会」的变迁情形，其余的，将视情况再作说明。 「新竹佛教妇人会」的后续发展之一：新竹台人妇女的入会资格与限制 首先，由第二任竹寿寺住持岩水哲章所重组并获得官方正式认可的真宗本愿寺派「新竹佛教妇人会」，当时入会的女性会员人数为一百一十九名，人数并不能算少，所以跟着才有同会所创设的「新竹本愿寺日曜学校」。[xix] 只是，在新竹地区的台人妇女，当时不太有机会参与此类纯属日人佛教妇女团体的活动，现实环境所存在的两者沟通阻碍，如：身份不同、语言难通、知识参差和观念有别等，都可能原因之一。 所以新竹市的台人女性要想参与该组织所办的「日曜学校」的话，不但持至大正十三年（1924）五月，教育程度上还须就读女子公学校五年以上才准。[xx] 可见当时新竹市的台人年轻女性，若没受过至少五年以上的日语教育程度，连想参加真宗特定星期日的宗教聚会活动，都不够资格；而纵使资格够了，也以年轻者居多，故就算彼此的观念接近，仍乏无雄厚的经济实力或重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当时台人的年轻妇女会员，在入会后的前几年，对该会组织发展的帮助，其实不大。 加上竹寿寺的新大殿，一直用狭小的新「库里」代替，能活动的空间非常有限，无法容纳太多的信徒，其活动的效果自然打折扣。 纵使在大正十三年（1924）十一月，曾有本愿寺派的管长事务处理大古尊由，顺途到新竹市，于公会堂演讲，在俱乐部办归敬式，一时颇为风光，但不利的条件依旧，所以之后的几年，不论「佛教妇人会」或「日曜学校」皆面临来者寥寥，活动难以为继的窘境。 「新竹佛教妇人会」的后续发展之二：「新竹新生舍」的保护事业之暴起与暴落 另一方面，值得一提的对外服务事业，就是于大正十一年（1922）四月二十七日创立的「新竹新生舍」。但此一事业，仍出现暴起暴落的情况。 虽然当时真宗许多布教所和寺院也都在办类似的保护事业，可是才创立不久的「新竹新生舍」，虽于同年十二月十六日起，即开始展开的有关：出狱者、行旅病人及孤儿等的保护事业。但，经费的来源不足的问题，终究成了最后宣告停办的致命伤。 此因，初期所需的经费来源，其实是以成立「三成协会」来筹募的，而当时若加盟协会后只要能募得年度的赞助费达二百圆，即可由新竹街方面给予五十圆的相对补助款。因此，整个事业的开办，在当时看来，似乎是荣景可期，应不至于出现办不下去的窘境。 但，此一事业开办后的发展，先是快速扩张，不久就出现逆转和趋向没落与中止。 这是因为自「三成协会」开办此一保护救助的善行之后，一时之间，其他闻风而来的要求保护者，便纷纷出现：其中有要求间接保护者，自不待言；可是，较难应付的，其实是必须加以安顿者，所以寺方当时只得在山门内的空地上搭些简易小屋（barrack）及临时设备，每次二人或五人的将其收容下来。 以大正十五年为例，当时每次虽只收容为五人，可是全年总人数便达三百二十三人之多，全部开销则需三百十九圆。因此像这样的庞大负担，对一向经济不宽裕的协会来讲，自然大为吃不消，所以在昭和二年（1927）四月，便不得不宣告停办了。 当然，协会本身在面临此项业务经费的严重不足时，也曾一度提出过彼等构想的挽救方案，并且尽管其结局还是失败的，仍须在此稍作交代，才可以看出它在新竹市的前后发展经过。而其间的交涉状况，亦颇值得了解。 事实上，「三成协会」经办上述保护业务，前后共有五年（1922-1927），由于中途有监狱的扩张，致使收容出狱者的能力，也跟着严重不足，加上「新生舍」本身尚乏基本的财产为后盾，所以竹寿寺的信徒及「佛教妇人会」商议的结果，曾共拟一个解决财务困境的办法，并于大正十三年（1924）十一月十日，正式向官方提出申请。 其整个构想，原是想请求官方能同意彼等：先预行卖断位于后垄庄大山脚的一处官有原野之开垦的收益许可。而当时此一官有原野，可供开垦的面积，约有六甲之大。故其申请要件及目的，即是以此待垦的官有原野之未来全部收益，都捐赠给竹寿寺为前提。 换言之，此项申请许可的构想，原本就是想对「新竹新生舍」的保护事业有所赞助。何况就其业务的本质来讲，又很类似寺方面受官方委托来经办的，故寺方可能也因而认为：既然本身已有财务困难，当有理由可向官方申请所需经费不足的纾困之道。 不过，此一申请，新竹州知事古木章光（1924/12-1927/4在任），于大正十四年（1925）十二月九日，只给予「让渡出租」的收益许可。 但，「新生舍」的主体事业，还未见到此开垦案有否成功，便完全中止，相当可惜。 「新竹佛教妇人会」的后续发展之三：昭和九年后的会务中兴与其功能局限 有关「新竹佛教妇人会」在昭和九年（1934）以后的发展情形，我们可以根据大桥舍三郎的著作来观察。[xxi]而这已是第二住持岩水哲章死后的隔年之事了。[xxii] 接替他的人选为布教使泷水晋雄，他是先在同年十一月三十日被派驻新竹，再于十二月七日晋升为竹寿寺的第三任住持。 但他接任后，一时之间亦无能突破财务困境，以完成原定、但长期未建的新大殿工程。其后，几经与该寺信徒商讨，确定只是将现有权代大殿的「库里」建筑修补及把内部加以整理就可以了。 然后在隔年（1934）一月，他先设法把「新竹佛教妇女会」的组织恢复运作，以获得布教时所需的帮助。同年三月，他又重开「日曜学校」，让其活动又如往昔的盛况。 此后，值得一提的，是他借着大谷光明来台巡教的机会，预备筹组「新竹佛教青年会」，以为新的活动组织。 但，竹寿寺的整个问题在于，该寺所能发挥的空间，其实相当有限，例如新大殿至日本结束在台统治时，依然空存计划而未执行。所以日据后期的新竹竹寿寺，其实只如被淡淡浮云遮盖的落日余晖罢了，根本不可能有何太大的挥洒空间。 也因此，曾登在昭和六年（1931）刊行的《新竹市要览》上有关该寺的建筑坪数，虽记载为二十二坪八合四夕，合乎官方关于总坪数的最低规定，但仍与实际状况出入极大。今后若读者不得已，需参考此资料时，还请千万小心才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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