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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斋姑到比丘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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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北门郑家净业院及其佛门女性的百年沧桑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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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灿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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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对象：释胜光比丘尼（前净业院斋姑、现任永修精舍住持） 访问者：江灿腾 访问时间：2001年5月27日16：00-17：25 访问地点：永修精舍及净业院
第一部份 相关访谈内容问：胜光师，我有一些有关新竹北门郑家净业院和你个人的事，想请教你，并希望你准许我录音。因我今天的这些访问内容，有不少只是你在谈话中提到，其他书籍并没有记载或记载不清，所以必须向你本人求证，才能了解其来龙去脉。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在1992年1月20日和1993年1月9日，曾两次接受王郭章先生的访问，所谈内容经王郭章先生整理后，刊载于清大历史所张永堂教授主编《新竹市耆老访谈专辑》（新竹市：新竹市政府文化局，1993年）的页255-267。其中有一条提到：「净业院为法号传根（按：正确应为根传）之郑如兰夫人所创，就其渊源而论，属临济宗法脉。寺院建筑系由证善堂之住持监造，故其形式与证善堂一模一样，但规模更为宏大、精美。」你这是听人讲的？还是有哪些根据？ 答：我不是听人讲的。因证善堂我以前也常常去，并且较早的时候，我也在德高街[i]住了二十几年，[ii]离证善堂很近；所以印顺导师早期在新竹时，我也曾介绍他到那边去讲经。我当时看到证善堂的大殿建筑形式，和这里净业院的大殿建筑，几乎一模一样，就问为什么是这样？我是听净业院拥有者郑家的人说过，当初要建净业院时，证善堂方面和这里的郑家有交情，所以才……。 问：这个我了解。当时新竹地区的这些大家族互有往来，所以建筑时，彼此借助对方的先例或既有经验，当是很正常的。可是因以前没有听人这样说过，只是你才首先提到，我才会亲自再次向你本人求证。但，接着我的第二个问题即是：你在访问稿中曾提及净业院是郑如兰的夫人根传所辟建的，不过，郑夫人的早期斋教背景，到底是属于龙华派？还是先天派？ 答：郑夫人（按：名润）法号根传（按：其龙华派的法号为普慈），早期她是与斋教的龙华派有往来，后来她就成了正式的佛教临济派，应该是这样。 问：我是指她早期的斋教派别？ 答：那，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问：我所以会这样问，是新竹地区的斋堂中，例如位于树林头的福林堂是属于先天派，但先天派是没有嫁娶的，所以郑夫人要如何成为先天派的斋教徒呢？可是，日据时期在昭和十二年（1937）的一则记载中提到，说净业院早期是属于先天派的，我才会向你求证到底是否确实如此？ 答：那是不可能的。 问：其实，我知道清代新竹地区的斋堂，大多数是属于斋教龙华派的「一是堂」系统，和台中后垄仔的慎斋堂是同一来源的。[iii]不过，我的另一个问题是，净业院的开山是郑夫人陈传根，而访问稿中曾提到，你是1923年10月7日出生于新竹县新埔镇石头坑，俗名徐满妹，五岁时由父母送入新竹市净业院，家中姊妹三人皆被送入。但，收养者是谁？我指的是：当时在户口上的资料，是如何记载的？ 答：我是由陈智度收养的，她也是我的师父，但当时年龄太近，所以我的户口有一度暂时登记在我师父俗家哥哥的名下，他姓林，我也姓林，因此我上新竹市第二公学校时，班上都称我为林同学。后来我毕业了，才又重新登记在我师父的名下，改姓陈，所以我当时有两个姓。我的师祖是陈永修，师伯为陈永善，她们都是被陈根传收养的，同时也当她的徒弟和净业院的继任住持。[iv]我的俗家有六个姊妹，其中的老三、老四（本人）和老六共三人被净业院收养。三姊是由师伯陈智敬收养，出家法号为广禅，现已过世了；妹妹则已还俗了。 问：你们被收养进来后，主要是负责宗教方面的事吧？因净业院的管理人，一直是由郑家负责，住持则是由被收养者负责。[v]为何会这样？ 答：住持方面，开山之后的两位住持是永善、永修。[vi]其后则是智敬、智度、智悟、智恭[vii]轮流担任。智恭过世（按：在1987年2月18日）之后，第四代管理人郑绍棠要我接任住持，我没有接受，所以改由其妻郑江如花接任。但我因从小生活在这里，难以完全舍弃不管，所以还是就近帮忙看顾院内的一些事务。 问：你是十六岁（1938）那年在净业院出家，为何隔日就到日本去读「关西尼学园」？ 答：我当时答应出家的条件，就是让我到日本去读书，所以前往日本是先前就计划好的，并不是临时起意。 问：你当时会进日本曹洞宗的「关西尼学园」？是因为当时在新竹地区很活跃的日本曹洞宗僧侣新竹寺住持佐久间尚孝（于1924年来新竹任职）为你推荐所致吗？ 答：并非如此。佐久间尚孝是常来净业院，他和当时的「关西尼学林」的林长是旧识，所以他一知道我计划到日本去读「关西尼学林」，他就表明愿意替我写一封介绍信，请林长照顾我，只是这样而已。 问：佐久间尚孝是1894年生，毕业于曹洞宗的私立驹泽大学，于大正11年（1922）来台，为当时该宗「台北别院」院主大石坚童的传法弟子。大石坚童为该宗的台湾布教总监，与台湾佛教的本岛僧侣非常亲近，帮助良多。所以佐久间尚孝于年1924年到新竹寺，接替前任（第五任）住持松本宏道（1915年4月至1924年12月在任）的职务之后，直到1934年3月30日返回日本仙台寺泰心院任职之前，在新竹地区非常活跃，除了曾为新竹一同寺的玄深尼师等人写介绍信之外，在皇民化运动时期他也一度担任新竹州的灵隐寺（1933-1945）、元光寺（1935-1945）、劝化堂（1941-1945）的住持，原灵隐寺第二任住持无上法师也因而曾拜他为师。他可以说当时新竹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日本僧侣了。请问你和他还有其他的往来吗？ 答：我是战后第二年才回来，当时他已返回日本了，所以没有见面，也无其他往来。 问：既然你是战后初期回来，并且一直住在新竹市，我想请教你另外一个问题。王郭章先生曾两次（1990年10月29日及1991年3月3日）访问郑煌老先生说，「政府迁台后，内地高僧卅多人来台，及至新竹灵隐寺驻锡。其间一度受谤而全数身陷囹圄（印顺法师因是访翠碧岩而幸免），后经李子宽居士协助，很快即被释回」。 我想此一叙述有两点不可能：（一）因印顺法师首次来台是在1952年秋天，而新竹市的逃难僧被逮捕是发生在1949年夏季，当时印顺人还在香港，所以当时不可又出现在新竹市的翠碧岩。（二）被逮捕的大陆逃难来台僧，至少被关半个月以上，所以不可能很快被放出来。我拥有这方面的详尽资料，所以我认为郑煌老先生的记忆可能与事实有出入。你认为如何？ 答：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又有当时的记载可参考，当然还是你讲得对。他（印顺法师）那时的确还未来，所记得是这样。后来印顺法师来新竹，每次应邀讲经，我也都有去听。连他盖福严精舍的那块用地，也是我帮他介绍的，所以我不会记错。 问：你从小在净业院居住，你所知道的院内宗教活动有哪些？ 答：回想起来，当时院内除早晚课诵之外，并无其他宗教活动，也不鼓励多从事这方面的活动。而且，日据时期，他们（日人）也怕我们求学问，所以警察常常来，查看我们有无偷学台湾书否。 问：你可能把皇民化运动时期的一些特别官制措施，当作日据时期的教育常态。其实不然。我的博士论文就是讨论这个时期的佛教状况，你看看，就了解了。另外，我在请教你一个问题，你认识一个新竹地区的航运老板吴武夫先生？他是新竹名人吴朝纶先生的儿子，现在他已经过世了，不过他多年以前，曾要我来访问你胜光师，并为你撰写传记。所以我此次来，可以说也是和吴武夫先生几年前的建议有关。他原住在新竹市的水田街一带，不知你和他的关系是如何？ 答：也许吴武夫先生认识我，而我的确不认识他，也无往来。至于他的母亲吴朝纶夫人，倒是常常到我这里来，现在好象她已到美国去了。 问：再请问你一个问题。因法源寺的斌宗法师，是你战后回到台湾后所拜的师父，所以你的法号是慈心，属于心字辈。你曾随斌宗法师研读儒学经典《孟子》和《析疑论》等佛学，前后约三年。所以法源寺中所供奉的三尊三尺高的西方三圣（按：即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也是净业院所送。可见你和斌宗法师的师徒渊源很深。但，我从听斌宗法师的大弟子慧岳老法师说，斌宗法师的剃度师其实是德禅法师而非妙禅法师，你认为呢？ 答：慧岳法师的讲法一定有根据，因他是跟斌宗法师最久的，所以比我清楚。 问：既然你拜斌宗法师为师，而他是属于中国天台宗的传承法脉，那么你是否也跟他学习天台宗的佛学思想呢？你现在的永修精舍里，有无讲授天台宗的教理？ 答：我是有听他讲经，但不是天台宗方面的，所以所对天台宗的佛教思想无特别的认识，现在我的永修精舍中，我也不曾对信徒讲天台宗的教理。至于净业院这里是禅宗临济宗的法脉，早期和浙江普陀山法雨寺的关系很密切，常常有来往。 问：台湾的佛教僧尼或寺院，通常都自称自己是属于临济宗的法脉，这不稀奇。但净业院的开山陈根传本人难道曾到过普陀山？不可能才对。净业院的佛像是由普陀山僧侣制作和运来的，这我相信。院中有情光绪32年（1906）的题字，也证明了这一点。但，去普陀山的人，应是开山的孙女郑玉钗住持才对。当时她年轻，家族有钱，在日据时期又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若要坐船前往，也很来去自由，不生困难。更重要的是，在时间上，约等于郑玉钗当住持的时间，所以一般人可能将郑玉钗去普陀山的事，说成开山本人去的。你认为我的推论还合理？ 答：我是不太清楚，现在也无人能知道。也许要问郑家的人才知道。我师伯智恭法师过世后，我看到一份资料的，是净业院是明治27年（1894），也就是在日据之前的清末建的。 问：明治27年，时局很紧张，似乎不太可能建筑。而我看到的日据时期记载，大多是以明治35年（1903）建的为主。这在当时宗教法律上的新规定，也才对得起来。这在我的博士论文里，也有很多的相关资料，你可以看看。 答：你有下工夫去找出这些资料来，当然是你的说法比较准确。 问：你来净业院时，第二任住持郑玉钗还在么？ 答：已经不在了。她是二十几岁很年轻就过世了。她过世之后，住持才改由永善和永修两位尼师接任。不过，郑玉钗本人确曾到过普陀山，还带一个当地的小男孩回来，叫郑大明，所以开山过世时，郑大明为其穿孝服，但当时他的兄长要杀他，两人常吵得很厉害，所以郑大明也很早就过世了。这些事，我有很多也是听来的。 问：照这样看来，去普陀山的人，应是郑玉钗无疑了？ 答：对对对。当时普陀山的和尚，也到净业院来教诵经和做法会。 问：陈传根开山，原先在香山的一善堂时期，是属于斋教龙华派的一是堂系统，日据时期他在净业院开山初期，应也是香山斋堂方式的延续。可是到她的孙女，已是完全不同的新宗教环境了，新时代来临，又有钱，因此由她前往普陀山来改变这一信仰方式，即改向正规传统佛教靠拢，也是说得通的。再说郑玉钗接净业院第二住持时，日本国势正强，台湾有钱的民众要坐船外出，前往中国观光，应不太困难才对。你说是不是？ 答：是是是。 问：你去日本念书前，是公学校毕业，你有无过念高等科？ 答：没有念过高等科。我去日本「关西尼学林」是第二学期，因我的英文没有基础，跟不上进度，第二年又和我刚到日本的姊姊一起读，重新学习，所以我一共读了五年半才毕业。我读的是本科，我的老师，是著名的禅师泽木兴道。 问：比你早去的如学法师，中学毕业后，就前往驹泽大学的佛教科就读到毕业，难道你当时没有这个打算？ 答：这不可能。我毕业当时，已空袭得很厉害，完全无法正常读书，所以不可能去驹泽大学就读。只有保姆养成所上课，其他的都跑掉了。老师也不敢教，大家都疏散了。 问：你在「关西尼学林」曾被泽木兴道教过，他是当时被认为大修行者，而台湾去的如学法师、圆通寺妙清法师的俗家之女李金莲，也都被泽木兴道教过，你的印象如何？ 答：他是非常亲切的人，很照顾学生，学生也很敬爱他。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可是到处都有学生视他如父，所谓「全舍即全」得，他就是最佳榜样。但他因曾参加日俄战争，被火炮所伤，喉部发音有点困难，所以第一句话往往要很用力，才挤得出声音，讲出来是很大声的，不知道的人会吓一跳，不过再讲第二声就正常了。 问：你在战争中，如何取得生活费？有谁接济你？ 答：战争中，原来的接济都中断了。当时在保姆养成所，有提供我们吃的，我也有兼一些幼稚园的教书工作，这部分是有酬劳的，每月是五十元日圆，待遇极佳，所以能维持生活之所需。当时的日野老师非常照顾我们，这些都靠她的帮忙，我很感谢。我的老师在战后也住持有一间佛寺，我在那里曾住了半年，然后才由日本政府安排坐军舰所我们回来。 问：你回来后，为何有一阵是到德高街去发挥，并且一去就是二十几年，这是为什么？ 答：呵呵呵，去外面比较好发挥。我在德高街辟建了自己的永修精舍，到民国六十二年才回来净业院旁，以一坪一千元的代价，买下了现在永修精舍和慈心幼稚园的用地。其实，我是因 在日本学英文一年之后，学校已不准再教英文，所以我很想学英文。另外，战后回来台湾，我一句国语也不会讲，所以曾和一位外省太太学了两年；但她不会注音符号，所以我自己定国语日报来自修，足足念了二年才讲得通。当时，若不懂国语，就无法听懂外省法师讲经，也无法向不会讲闽南语的客家信徒开示，所学了国语之后，有时能替来德高街讲经的续明法师和仁俊法师等翻译他讲经的内容，也能让客家信众了解用国语讲经的内容，可见语言的学习，的确很重要。 问：你的俗家和宗教的关系如何？ 答：我的兄弟姊妹共有十人，其中有七个出家。我父亲因我大哥有一次生重病，陷入昏迷两天，曾许愿若能恢复健康，即愿全家出家以报佛恩。所以，我从日本回来的第二年，房子都让给别人。哥哥先去关西的潮音寺出家，然后再搬到南投的灵山寺。不过，我哥哥现在已过世了。我三哥虽结婚，但他的儿子也是出家为僧，现在是当住持。 问：净业院的佛像，是脱胎制成的，相当精美，其法为何？ 答：我是听说先用泥土塑型，再以丝绸覆盖其上，并逐层徒胶漆，以形成一间固定的外壳，然后去除泥材，只存塑像外壳，又涂以金箔粉和亮光漆，使其外貌庄严雅致，于是搬运至所预定的寺院大殿来隆重供奉，甚罩以透明的玻璃佛龛，以隔尘灰积落其上。所以是很精细的功夫所做成的。不过，这些我也是听人说的，自己不曾亲眼看人做过。 问：法源寺斌宗法师从净业院请去的三尊，是大的还是小的？是立像？还是坐像？ 答：是小尊，立像。原先佛龛里还有一些小尊的，但已被小偷偷走了。不过小偷偷走之后，还用另外的几尊不同的佛像放回去。但，不知是何来路的？大概是用来补偿被偷走的佛像。 问：这些佛像，算起来，应该是快百年了？ 答：我听说，开山祖师当初要盖净业院之前，她的儿子恰因吸食鸦片，被逮捕下狱，所以这一年若知道，就知道正确的建造时间。当时，听说曾聘请风水师来鉴定，认为时机恰当，不可再延，方能致福久远，因而开始动工兴建。像这些线索，可能要再请教郑家的人才知道。 问：你现在的宗教活动情况是如何？ 答：我有两个出家徒弟，一个是自己剃度，一个是从别处来的。在家信徒也有一些。我以前是到处应邀讲经，连苗栗的苑里都去。教书方面，我在福严和晓云法师的华梵学院都教过日文，也兼上一些佛教的课。不过几年前我开过刀，耳朵变得重听，身体也变差了，所以讲经的活动，我这几年已暂停了。此外我每年会在精舍做法会，所得捐款，所转送给香山的玄奘大学作为教育基金。宗教的活动，大概就是这样。 问：你战后曾回日本的母校去看吗？ 答：回去过几次，探望老师和拜访昔日的一些同学。我的老师目前还建在，已九十几岁了，她还建议去日本教幼稚园。有一个在日本做生意的印度人，听我讲日语，还惊讶我为何可以说得如此流畅呢！ 问：他居然不知道你原本是受日本教育的？真有趣。时间不早了，今天就访问到这里，若有其他的问题，我会再来请教你。至于你要送我的斌宗文集，因我家里已有，就不客气了。 答：有空再来。 第二部分 相关背景的变迁解说由于这一主题涉及许多佛教的传统习惯，读者可能对文中提到的术语和所指的现象难以理解，所以继前面的访问稿之后，在此也趁便对其中的一些术语和相关台湾佛教女性的出家背景，作一百年发展大脉络的变迁说明。 首先，何谓「斋姑」呢？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指「带发持斋﹝吃素﹞信佛修行的女性」。可是这样讲，现在很多未出家的佛教女信徒﹝也吃素和经常参与共修﹞，不就是「斋姑」了吗？笔者的回答是：两者在外表相似，本质上则差异极大。为什么呢？这必须从历史上来观察才明白。 一般我们所知道的佛教女信徒，是指经过皈依仪式﹝由出家并受过具足戒的僧尼主持﹞是女信徒，她有出家僧尼为「皈依师」，领有成为正式信徒的「皈依证」，证上载有皈依后新获得的「法名」。因此，一般在家的佛教女性，她的「皈依师」一定是受过具足戒的出家僧尼。而这样的女信徒，在印度早期佛教的创立时代，就已是如此了。这种形式的佛教女信徒，就叫做「优婆夷」或「清信女」。 可是，「斋姑」的「皈依师」，往往是同为「斋教」的在家修行者，早期在台湾有传自中国大陆的「斋教」三派：龙华派、金幢派和先天派。这三派都是在清代传入台湾，有关它们的传承史、使用的经典、传播的地区、重要的领导干部等。可以归纳「斋教」三派的几个共同特征如下：强调是禅宗六祖惠能的法脉真传，并且是以在家修行者及弘法者的优越性自居。批判出家僧尼的腐败和能力的不足。有自己的道场、典籍、系谱、等级和仪式。因此，「斋姑」不等于「优婆夷」。 问题在于台湾为何有「斋姑」呢？她们的存在代表什么社会意义呢？以及他们的历史角色如何会出现变革呢？ 台湾「斋姑」的出现，有下列几个因素： 一、清代法律对妇女出家的规定非常严格，要年满四十岁以上才能出家，等于快过了生育年龄，也比较没有性冲动。这是为了减少风化案件，以及降低女性的出家人口，因此，如未满四十岁，有修行意愿不想违禁出家，则以在家形式「带发修行」不失为可行之道﹝但妇女仍不可以带发居住在庵观内﹞。 二、未婚、孀居或残疾的妇女，既不便出家﹝或不符出家资格﹞，又不能随意进出或长期寄住佛寺﹝违律犯禁﹞，所以要另设法找场所安置彼等的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动所需。有很多「斋堂」是私有产业，兼具养老和宗教安慰的双重功能。更深层的看，也是保障妇女生活的自主性，以及避免来自家族或男性霸权的任意宰制。当然，要过这样的生活，经济的独立是必要的，而在传统社会中通常要土豪、地主或仕绅的家族才有可能。所以早期创立和拥有「斋堂」往往也是社会地位的表征，例如台南的慎德堂、台中的慎斋堂，都是此类的。 三、随家庭信仰传统而皈依「斋教」者。在这种情况，则相对会设有教派筹建的「斋堂」，且皈信者也未必入住，只是成为在家形式的「斋教徒」罢了。例如根据王见川先生考察台湾安平地区最早由龙华派设立的「化善堂」信徒资料，发现在日据大正时期的皈依信徒女性较多，年龄层在三十岁以下，超过三十岁仅有数人。这些信徒主要是小商人和工人的家庭妇女和小孩，妇女一概是「无业」，一个家族，往往有三、四代都因为这样成为信徒的。 四、清代的台湾，普遍缺乏受具足戒的僧侣，因此不但要设立「尼寺」不易，僧侣的无知、社会地位低落和行为上的污点﹝聚妻者很多﹞，也迫使佛教妇女只好选择「斋教」的信仰形式，其至进一步成为「斋姑」。 由以上四点，可以知道「斋姑」的形式不仅是清代社会形成的，并且也占有主流地位。然而，一八九五年，日本根据︿马关条约﹀开始了对台长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除政权变革，还带来日本式的佛教信仰，以及信教自由的扩大。在清代被视为「邪教」之流的「斋教」，如今只是民间众多信仰方式的一种，不再有法律的歧视规定。妇女的自主性和社会地位，也随着教育机会的增加和社会观念的开放，而跟着改变和提升了。 在这种情况下，原先的「斋姑」逐渐转而皈依日益增多的僧侣，而成为一般的女信徒﹝即「优婆夷」﹞。在基隆月眉山灵泉寺、台北观音山凌云禅寺、大湖法云禅寺等新佛教道场都有尼众入住。 虽然如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维持原有的「斋姑」信仰形式，还是占绝对多数。以高雄州阿莲庄大岗山的著名佛教女性道场「龙湖庵」来说，这是超峰寺的开创者永定法师为安置女徒弟于一九○八年另外新设立的。一九三二年时，庵内的住众近百名，剃发的﹝不一定受戒﹞只占少数，绝大多数都是带发修行的「斋姑」，以及南台湾妙龄女性短期前往静修或度假的。这种形态，持续到一九五三年，才因由大陆僧侣主控的中国佛教会，藉「大仙寺传戒」，大批为彼等落发和授戒才改变。当时有号称出家已数十年，收徒已三代的师祖，也和徒弟、徒孙一起受大戒的情形产生。 在此之前，由于桃竹苗一带的佛教女性﹝包括「优婆夷」和「斋姑」﹞，因日本总督府主导的「南瀛佛教会」经常举办讲习和发行佛教刊物；以及来自大陆福建涌泉寺的觉力禅师在创建大湖法云寺和因归化日籍而得兼台北万华龙山寺住持之后，特别针对女性讲习和培训，促成许多女性学员改「斋堂」为「佛寺」，或者新创本派﹝法云寺派﹞的专属「尼寺」，如台北中和的圆通寺、苗栗后里的毗卢寺、大湖的弘法禅院等，都标榜是新女性的现代专修道场，且对社会改造负有责任。这也是台湾文化协会的启蒙运动，以及社会主义思潮盛行时期的一种意识型态的反映。 虽然如此，由于女权高涨和社会活动力增强，直接挑战了受传统儒家伦理意识影响的台湾本地男性尊严。这些男性在清代台湾社会，是政治领导阶层，价值观和舆论的操纵者。如今，原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优势，被日本人夺去大半，新佛教女性又藉日本佛教势力，也享有吸收社会资源及摆脱男性支配的极大自主性和动员力量。于是这些充满价值失落感的台湾本地仕绅，在彰化地区守旧派的文人鼓动之下，纷纷在媒体上撰文批评佛寺和「斋堂」藏污纳垢；其中尤以性犯罪和自由恋爱，更成了彼等攻击的焦点。如此一来，有些新佛教女性便转而赴日本佛教高等学府深造，以求加深日本化来对抗发自台湾本地传统仕绅的攻击。 可是，第二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结束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连带地也为新佛教女性带来新的难题。在日本战败，台湾回归中国接管后，政府极力排除日本化的影响成了新的政策目标。一九四九年，大陆僧侣大批逃到台湾，更在戒严体制的权力结构之下，长期由出家男性藉传戒特权，压制实际人口占多数的出家女性。不论「斋姑」或日本化的新佛教女性，都得参与新的传戒活动和在头上烧戒疤，否则中国佛教会是有权力撤销其出家资格的。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一年台湾退出联合国，才逐渐有了改变。一九七○年以前，台湾经济才刚起飞，九年国民义务教育才推行不久，节育计画也正在初期阶段。以上这些因素未显著改善前，寺院财力薄弱，出家僧侣较之有外国财力支援的西洋传教士或在本地教会服务的神职人员，不但道德的形象不高，社会影响力也相对低微。并且寺产争夺的纠纷，更不时出现于大众媒体上，被社会纷纷议论和指责。影响所及，民众出家的意愿也随之削弱了。所以负责传戒的中国佛教会，在一九七八年之前，甚至考虑让有些和尚结婚，来提高男性出家为僧的意愿。虽然主张最后未付诸实行，但大环境长期不利于佛教的发展，则是很清楚的。 在吸收信徒方面，台湾佛教界其实在一九六一年前后，已注意高学历佛教徒的吸收。当时是以设奖学金和筹组社团的方式，来吸引大专生亲近佛教，藉以对抗基督教和天主教在大专校园内的优势发展。为了避免社会的指责，当时大专的佛教社团主要是由在家居士领导。台大的校园，则长期禁止出家僧侣踏入，甚至连台大医院也公然拒绝出家的大专女生入院实习。而此时指导禅修的著名人物，即是南怀瑾居士。 然而，一九七一年我国退出联合国，以及一九七八年中共和美国建交，不仅是台湾外交上的重大挫折，也是西方教会在台湾本土影响力大衰退的决定性因素。因教会的影响力，是连结着外国的政治和济渗透力而起作用的。外交关系的断绝，以及同一时期台湾经济实力的大大提升，促使外国教会在政治奥援和财务的提供两方面都急遽缩减，单靠宗教本身的潜在影响，自然是较一九七一年前逊色得多了。 反之，本土意识的兴起，以及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相继展开，为各种在野势力提供了更大的挥洒空间。台湾传统威权支配的统治形态，亦被形势所迫而不得不退让及推动改革和开放。多元价值观的社会开始落实了。台湾佛教的快速发展，也在这种情形下有了现实的可能。先是大百货公司式的佛教道场在高屏溪上游出现，接着以援助东部弱势医疗体系佛教慈善团体，也在西部的原罪意识上起了强烈的道德共鸣；佛光山和慈济功德会，就是这两种宗教需求的具体成果。一九九一年，麦格塞塞奖颁给证严尼师，即是代表了这一发展浪潮的高峰呈现。 对台湾社会来说，出家僧尼已不再是无知、无能和卑微的可怜形象了。彼等已取代、甚至超越了一九七一年以前的西洋传教士在台湾社会的崇高形象了。 在这种情况下，高学历女性的出家，或原有出家僧尼到外国深造，以求更高的资历和学养，在一九八一年以后已开始慢慢增加了。一九八四年俗名李三枝的释恒清尼师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博士学位，旋即在台大哲学系任教，是此一趋势的最佳典范。而一九八九年二月，如学尼师邀请恒清尼师创办「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象征台湾佛教出家女性新﹝恒清，代表战后﹞、旧﹝如学，代表战前﹞两代的结合。如学尼师是受日本佛教高等教育出身的，由于战后的政权变革和大陆僧来台长期主控，以致她屈郁了几十年。一九八七年的政治解严，使中国佛教会的独霸时代宣告结束，佛教女性的发展限制，可以说已全然开放了。 但是，戒严时间形成的以出家男性为尊的意识型态，仍牢牢影响着许多缺乏自觉反省能力的女性出家人。但为什么有不少高学历女性，会被剃度呢？其原因可能是： 一、台湾社会如今已是高等教育普及的时代，公私立高中或职业学校毕业以上学历的女性人数很多，所以稍有名气的佛教道场每次剃度都有高学历的女性参与。 二、台湾的两性关系已在大调整期，未婚、晚婚或选择单身生活的女性，比过去要多得多。没有婚姻的约束和家庭的压力之后，如何安排生活和调理情欲，便成了马上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传统中国尼寺的存在，纯为宗教目的而设置的不多，大多是作为贵族或仕绅的族中妇女孀居或未婚独处时，过贞洁自主生活的一种宗教场所；宫廷妇女在皇帝死后，往往也被安排到特定的尼寺终老。台湾新一代的高学历女性，选择剃度出家，虽然远比传统尼众有自主性，但同样是以佛教道场作为饮食起居的场所。虽美其名是在寻求开悟之道，其实问题依然存在，只是未剃度之前，因对剃度后的艰难认识不深，往往很容易被鼓动剃度出家；等剃度后不能适应，即离开道场或还俗的出家众也相当常见。一般而言，发展中的道场，制度较松，但发展的机会多、充满希望，所以容易吸引要剃度者。 三、台湾的道场经营已高度企业化，各种商场上的行销手法，也普遍用来说服信众和提高知名度。因此，能掌握媒体和成功地塑造宗教偶像，即对信徒有极大的吸引力。很多出家女性，其实就是受此风尚影响而走上佛教道场的。 以上，可以提供读者参考，以了解从「斋姑」到「比丘尼」的百年发展，顺便对净业院的佛教女性生活，也有一个大历史的对照线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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