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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慈恩寺志

卷十八·曲江风景（一）

曲江风景与大慈恩寺，两者既有区别，却又相通。区别者，曲江风景更多地属于俗文化，大慈恩寺则偏重于宗教文化。相通者，早在唐代，曲江风景的各个组成部分（景点）如曲江池、芙蓉园、杏园和乐游原便已和大慈恩寺、塔联结一气，形成一个有机的文化整体，即曲江风景区。而贯串两者的纽带则是曲江宴游和雁塔题名。这一文化整体在李唐一代尤其表现得浓烈、突出。忽视了曲江宴游，或者忽视了雁塔题名，便无法去体现这个文化整体；而不従文化整体角度去谈曲江风景，则绝对理解不透其中的含义。此外，大慈恩寺宗教文化与曲江风景的各大景点俗文化的有机结合，则使得整个曲江风景区的文化内涵显得更深广和厚重。这就是为什么在编写《大慈恩寺志》时要单独列目记述曲江风景的原因。主

如上所述，曲江风景包括曲江池、芙蓉园、杏园、乐游原各大风景点，本节的任务就是对这四处风景点的历史及文化娱乐等活动进行一次仔细的梳理，并借此显示出曲江风景与大慈恩寺的内在关系。斋

一、曲江风景各大景点的历史沿革主

曲江池和芙蓉园知

曲江历史悠久。在秦代，曲江称坼洲，位于秦都咸阳东南远郊宜春苑中。坼者，长也；又，坼亦作酗，指曲岸头也，谓苑中有曲江之象，中有长洲。坼洲的西南，竹木扶疏，葱郁可爱，秦皇于是在此建宜春宫以供逍遥。西汉时，改称坼洲为曲江，司马相如随汉景帝御驾路过宜春苑时，曾作赋悼秦二世，其中有“临曲江之坼洲兮，望南山之参差”句（《汉书·司马相如传》），是可为证。由于这里竹木蔚阜，池波潋滟，风景优美，汉武帝也曾多次到此游赏。传说汉武帝曾经疏浚过曲江，这或许就出于《太平寰宇记》的记载，此书卷二十五记曰：“曲江池，汉武帝所造，名为宜春苑，其水曲折有如广陵之江，故名之。”这条资料不仅记录了汉武帝曾“造”过曲江池，而且也说明了曲江池名称之由来。向传曲江池西岸有“汉武泉”，泉水源源不绝，补给于曲江。以“汉武”为泉名，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也佐证了汉武帝造池的事实。至初元二年（前４７）三月，汉元帝下诏罢宜春下苑等园囿，“假与贫民”（《汉书·元帝纪》），于是，两朝园林顿失风采，时达数百年之久。隋兴，移都龙首原，宇文恺以新京“南隅地高，故阙此地不为居人坊巷，凿之为池，以压胜之”（《雍录》）。又据《隋唐佳话》载，“京城南隅芙蓉园者，本名曲江园，隋文帝以曲名不正，诏改之。”《关中胜迹图志》则引刘坻小说曰：“本古曲江，（隋）文帝恶其名，改为芙蓉园，为其水盛而芙蓉富也。”以上数条资料说明，隋立国之初，在创建新都的同时曾再次疏浚曲江池，并广种芙蓉，由于隋文帝恶“曲江”之名，这才改名为芙蓉园。也就是说，芙蓉园之名始见于隋代文帝世。在当世，芙蓉园即曲江，曲江即芙蓉园，其面积还比较小。宋代，张礼（字茂中）在其《游城南记》一文中说，芙蓉园在曲江之南，园内有池，即唐之南苑。张氏所说的“曲江”是指经唐代拓展了的曲江池，“园内有池”的“池”，其实就是隋代的曲池，即芙蓉园。在曲江池与芙蓉园的关系上，张氏交待得并不太清楚。有隋一代，曲江岸边有不少寺院，诸如日严寺、静觉寺等是也。《续高僧传·彦琮传》载：“隋炀帝为晋王时，于京师曲池营林第，造日严寺，延彦琮住之。”佛教三论宗的实际创立者释吉藏也曾应杨广之召，入住日严寺。此间，吉藏还于仁寿年中（６０１—６０４）在曲江池边主持建造了一尊举高百尺的大佛像（《续高僧传·吉藏传》）。静觉寺于何时由何人而修建，不得而知，但所处曲江环境之优美则有文献记载。《续高僧传·释法周传》谓，法周初住曲池之静觉寺（笔者以为有可能即大慈恩寺之前身净觉伽蓝），“林竹丛萃，莲沼盘游，纵达一方，用为自得。”当时，“京华时偶、形相义学如（法）周者，可有十人，同气相求，数来欢聚，偃仰茂林，赋咏风月”，时人号之为“曲池十智”。这些记载従一个方面记录了隋代曲江风景的优美景色及人文情况。古

有唐一代，这是曲江风景文化发展达于最完美的时期。唐康骈《剧谈录》载：“曲江池本秦坼洲，开元中凿为胜境。”杜甫《哀江头》诗引《西京杂记》说：“京城龙华寺南有流水屈曲，谓之曲江。在秦时为宜春苑，汉时为乐游原。玄宗开元中，凿池引水，环植花木，为京城胜赏之地。”欧阳詹《曲江池记》也写道：池“涸于有隋，比我皇唐之存，孕诏其季，主营之以须焉。揆北辰以正方，度南端而制极。墉隍划趾，勾陈定位。地回帝室，渊成厥池。既由我署，才成伊去。真主巍巍，龙蟠虎踞。爰自中而轨物，取诸象以正名字。曰曲江，仪形也。”这些资料说明，唐玄宗时不仅曾凿“江”扩大为“池”，而且还“引黄渠之水以涨之”。据宋敏求《长安志》载：黄渠自义谷口涧分水入此渠。此渠北流一十里分两渠，一东北流入库谷，一西流入樊川灌溉稻田。《两京城坊考》载：“黄渠，自义谷口涧分水入此渠，北流十里，分两渠，一渠西流，经樊川，合丈八沟。一渠东北流，经少陵原而北流，入自京城之东南隅，注为曲江。”宋张礼《游城南记》尤其记载详细：“黄渠水出义谷，北上少陵原，西北流经三像寺、鲍陂之东北，今有亭子头，故巡渠亭子也；北流入鲍陂。鲍陂，隋改为杜陵陂，以其近杜陵也。自鲍陂西北流，穿蓬莱山，注曲江，由西北岸直西，流经慈恩寺而西。”所谓“注曲江”，实即先注入芙蓉园，进而达于新扩凿之曲江池。经过此次大规模的开挖拓展，曲江池的总面积达到了七十万平方米，占地二百公顷，池周总长度为三公里半（参考《关中水利史话》）。在凿池引水的同时，还在芙蓉园内兴建了紫云楼和彩霞亭，又在沿岸广种花木，朝廷各大衙门即各省、寺也被允许在池周建立山池，诸如曲江亭子、行宫台殿、百司廨署，“诸司皆有列于岸浒”。于是乎，整个曲江池形成了一幅花卉环周，烟水明媚，亭榭竞巧，楼阁争辉的画面，其绮丽妖娆，正所谓天上人间也。这时的芙蓉园与曲江池的关系，就像历史上北京的中南海与北海一样，本于一体而又分为两个部分，芙蓉园是禁苑、御苑，也称“南苑”，即使是朝廷重臣，非奉诏亦不得入内。早在贞观七年，太宗皇帝就曾幸芙蓉园游乐。贞观末年，太宗又先至务本坊访房玄龄宅，然后幸芙蓉园以观风俗。唐玄宗为了和杨贵妃到芙蓉园游赏，还于开元二十年六月遣范安及于长安广花萼楼，又従兴庆宫开始，沿郭城东壁之外筑了一道夹城，一直通到芙蓉园，夹城南端的门叫新开门，今西安市东南的曲江乡尚有一村落名叫新开村的，这应当就是当年新开门之所在地。芙蓉园以外的曲江池其它部分属于公共游乐场所，官民皆可在此同乐，特别是在春秋两季的中和、上巳、重阳等佳节以及科考放榜新进士举行庆宴的时候，这里更是热闹非常，简直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知

曲江与曲江池，自古等同看之，其实则少有差别。诚然，自汉至于隋，曲江与曲江池在含义上并无什么区别。隋文帝改曲江为芙蓉园之后，此名一直沿用至初唐。开元季拓扩，复又引黄渠水涨之，“江”变而为“池”，水面大大增加，原来的芙蓉园仍然名存实存，扩大的那部分水面便成了曲江池。曲江池得黄渠水而涨，既涨而盈，于是従池北端分两支流出，即一支北流，经端化、立政二坊而至于升道坊之龙华寺境内；另一支西流，经由青龙坊、通善坊而达于晋昌坊东半部大慈恩寺前南池。宋张礼将流经慈恩寺前一支指为黄渠，这是不妥的，非但不妥，而且还人为地制造了关于曲江地理位置的悬案。按：黄渠指従义谷口涧至芙蓉园的这段渠道，黄渠水进入芙蓉园曲江池之后便变成了曲江池水。従曲江池北端分两支流出的不再是黄渠水，而是曲江池水，这两条支流也没有理由再称之为黄渠，而理所当然地应当称之为曲江或曲江支流。有理由认为，这两条支流也是开元间“凿渠引水”工程的一部分，即除了引黄渠水涨曲江池之外，还开挖了两条支流引曲江池水流入城内坊里中。如此一来，历史上关于曲江位置之争也就迎刃而解。《关中胜迹图志》曾引《西京记》谓：“朱雀街东第五街，皇城之东第三街，升道坊龙华尼寺南有流水屈曲，谓之曲江。”《长安志》也持此说。为此，徐星伯《两京城坊考》曾辩疑说：“……以曲江在升道坊，考《太平寰宇记》，曲江与芙蓉园相连，则其中不容隔立政、敦化二坊……”如果将自曲江池北端流出的两支流水视为曲江或曲江支流，则《西京记》与《长安志》之不诬与《寰宇记》之徒辩便不言而喻了。当然，従曲江池的主体而言，其位置在唐京城东南隅敦化坊以南，青龙、曲江二坊之东南，一半在郭城内，一半在郭城外，这是没有疑义的。贞元五年（７８９），欧阳詹所撰《曲江池记》中这样描述其位置说：“循原北峙，回岗北转，圆环四匝，中成坎利，讼例港洞，生泉匽源。东西三里而遥，南北三里而近。当天邑，别卜缭，垣未绕，乃空山之泺，旷野之湫。然黄河作其左堑，清渭为其后洫。褒斜右走，太乙前横。崇山浚川，钩结蟠护，不南不北，湛然中停。”就在曲江池的西北方向，“有地平坦，弥望五六十里而无洼坳。”这块地面就是唐代京城的所在地。斋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至衰的转折点。在这次战乱中，长安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曲江池自然亦不能幸免于难。《唐摭言》载：“曲江亭子……幸蜀之役，皆烬于兵火矣，唯尚书亭子存焉。”曲江池周匝建筑被破坏之严重由此可见。兵火之外，人为的毁损也同样存在。《资治通鉴》载：大历二年（７６７）七月，鱼朝恩在先朝所赐的庄宅上建章敬寺，“以资章敬太后冥福”，穷极奢华，“尽都市材不足用，毁曲江及华清宫馆以给之。”尽管如此，曲江池的风采与魅力仍然能够让人魂牵梦绕，动情倾倒。欧阳詹在描述当时的情景时写道：“观夫妙用，在人丰功。及物则总天府之津液，疏皇居之垫隘。潢污入其洞澈，销涎诳以下澄。污坨随其佳气，荡郁攸而上灭。万户无重嘱之患，千门就爽垲之致。其流恶含和，厚生蠲疾，有如此者。皎晶如练，清明若空。俯睇冲融，得渭北之飞雁；斜窥澹泞，见终南之片石。珍木周庇，奇花中缛。重楼夭矫以萦映，危榭匙岩以辉烛。芬芳荫潜，项漾电叔。凝烟吐霭，泛羽游鳞。斐郁郁以闲丽，谧徽徽而清肃。其涵虚抱景，气象澄鲜，有如此者。”曲江胜景，跃然纸上，如在眼前。长庆二年（８２２）九月，穆宗曾下诏“广芙蓉苑南面，居人庐舍坟墓并移之，群情骇扰。癸丑降诏罢之。”（《旧唐书·穆宗纪》）这是第一次拟部分修复，但没有实现。大和九年（８３５）第二次动议恢复曲江风景。一方面，唐代宗听信郑注言，欲以疏浚昆明池和曲江池之土工压秦中灾厄；二方面，文宗在读杜甫《曲江行》（实为《哀江头》）诗时，従“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句中，乃知天宝（７４２—７５６）以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宫台殿、百司廨署，“思复升平故事，而加修创焉。”于是下诏“发左右神策军各１５００人淘曲江池，修紫云楼、彩霞亭”。同时又“敕诸司如有力要创置亭馆者，宜给与闲地任营造”。至当年十月，“内出曲江新造紫云楼、彩霞亭二匾额，左军中尉仇士良以百戏于银台门迎之。帝御日营门而观。不数日，又赐群臣宴于曲江亭。曲江风景由此进入了它的第二个繁荣兴盛阶段。斋

数年后，“会昌灭佛”难起，毫无疑问，曲江池周匝众多寺院，除大慈恩寺外，按朝廷敕令，例被全部毁拆。这对于一代风景区来说，显然也是一次不小的损坏。然而，真正的毁灭性的大破坏还在后头。一是诸路军在讨伐黄巢起义军时攻入长安，为争抢财物，曾放火烧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光启初（８８５），李克用沙驼兵在攻占长安时再次焚掠，于是宫阙萧条，鞠为茂草。天祐初（９０４），朱温逼令长安士民随车驾迁都洛阳，同时“撤屋木”自渭浮河而下，皇皇帝都，终成废墟。在政事、人事、物事的巨变中，曲江池、芙蓉园作为曲江风景区的主体部分，也由于黄渠水断，汉武泉枯，以至池底干涸，变为田圃；四周园林荒芜，楼台亭榭或自然倒塌，或人为破坏，迨至北宋时，旧景不复存焉。正所谓沧海桑田，时移景迁，凭添几多惆怅，几多思绪。知

杏　　园古

杏园在曲江风景区中也是一处重要的园林文化景点。杏园的地理位置，按《唐两京城坊考》记载是在朱雀街东第三街，即皇城东之第一街，街东従南向北第二坊通善坊，坊北为大慈恩寺所在地晋昌坊，坊南为通济坊。张礼《游城南记》谓“杏园与慈恩寺南北相直”。所以，张礼游城南时，従慈恩寺出来后，即“涉黄渠（实应称曲江），上杏园，望芙蓉园……”杏园的开辟至迟亦在中宗朝（７０５—７１０）。《唐摭言》谓：“神龙以来，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中宗时诗人周利用在《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诗中也有“萸房开圣酒，杏苑被玄功”句，可以为证。但杏园的面积及影响的扩大，则是在开元至建中年间（７１３—７８３），与曲江池的大规模扩挖、疏浚工程有关。这従《全唐诗》中可以找到证明。在全部唐诗中，中晚唐以后有关吟咏杏园的作品有权德舆的《酬赵尚书杏园花下醉后见寄》和《奉和许阁老霁后慈恩寺杏园看花同用花字口号》二诗。此外，韩愈、张籍、元稹、白居易、周弘亮、曹著、陈翥、沈亚之、郑谷、姚合、曹邺、皮日休、徐夤等著名诗人，也都有有关吟作。杏园的面积，按唐诗人姚合《杏园》诗记载有“数顷”之大，所谓“江头数顷杏花开”是。如前所述，曲江池水従池北分两支流出，其中的一支西流，经青龙坊、通善坊流至晋昌坊东半部大慈恩寺前之南池。在曲江池和曲江（即従池北流出的两条支流）的岸边，均建有不少曲江亭子，其中，在流经杏园的那一段江边所建的亭子，就是唐新进士游宴时所经常选择的地方，因此也是有关唐诗中吟咏最多的地方之一。每年春天，数顷杏花盛开，如霞似锦，烂漫无比，又适逢新进士在曲江亭子设关宴庆祝金榜题名，所以这时到此游赏的人非常多，“车马争先尽此来”，以至于“遮路乱花迎马红”。由于游人摩肩接踵，根本无法従容游赏。当你想“欲待无人连夜看”时，却又“黄昏树树满尘埃”。鲜花在一天之内竟然被尘埃所污染，以至失去其鲜艳的色彩，可见游人、车马之多和游园活动之热闹。直至唐末，杏园仍然存在，唐末五代人王保定《唐摭言》载，“乾符丁酉岁，关宴甲于常年。”关宴既然还在举行，杏园当然依旧存在。它的荒废，应当是与曲江池同时，即唐末五代间。主

○乐游原知

乐游原是唐都长安城东的一块长梁状高地，约七里长，半里宽，成东北—西南走向，最高点在今青龙寺一带。其西南方为大慈恩寺，正南方为曲江池。自古以来是曲江风景区的又一游乐场所。主

乐游原在秦代属宜春苑的一部分。乐游原得名于西汉初年。《汉书·宣帝纪》载，“神爵三年，起乐游苑”。宋《长安志》作“神爵二年”，误也。颜师古注《汉书》说：“《三辅黄图》云在杜陵西北。”又说：“《关中记》云宣帝立庙于曲江之北，号乐游。按其处则今之所呼乐游庙者是也，其余基尚可识焉。”关于宣帝建庙事，《关中记》记载尤详：“宣帝许后葬长安县乐游里，立庙于曲江池北，曰乐游庙，因苑（《长安志》误作葬字）为名。”乐游庙的位置，《长安志》说在唐升平坊东北隅。由是而知，苑在先，庙在后，皆以“乐游”为名，于是，原亦因苑、庙之名而名之。唐长安（７０１—７０４）中，则天女太平公主在乐游原上置亭游赏，又“作观池……以为盛集”（《白孔六帖》卷七）。先天二年（７１３），太平公主结党谋废太子，事发，被玄宗赐死于家。乐游原亭、池分赐于宁、申、岐、薛四王。乐游原高踞京东，四望宽敞，俯视京城，了如指掌。因此，每年正月晦日（后改为二月朔，即二月一日）及三月三、九月九的中和、上巳、重阳三节，京城士女皆就此登高游赏、祓禊。当此之时，幄幕云布，车马填塞，绮罗耀日，磬香满路，朝士词人纷纷赋诗吟咏，隔旦则不胫而走，流传京师（《两京新记》）。又据史载，乐游原上长有玫瑰树，树下多苜蓿，因“风在其间长肃然，日照其花有光彩”，以是故，又名“怀风”，时人或谓之“光风”，茂陵人称为连枝草。可见，玫瑰和苜蓿都是乐游原上有特色的花卉和植物。直至中晚唐之交，乐游原仍然是京城人游玩的好去处。在《全唐诗》中，最后一首有关乐游原游赏诗是皎然所作的《晨登乐游原望终南山积雪》。此诗的写作年代大约在贞元（７８５—８０５）稍前。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