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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大慈恩寺的历史沿革（四）
四、慈恩塔院兴教寺主
玄奘圆寂后初葬于京城东南浐河东白鹿原，冢上起白塔。高宗临朝，每于晨昏日出日落之际，遥望大师墓塔，不觉伤情悲思，于是于总章二年（６６９）下诏将玄奘遗骨迁葬于樊川杜曲东南的少陵原畔，起塔供养，复因塔而建寺。中宗为玄奘制影赞，谥号曰大遍觉法师，塔称大遍觉塔。肃宗至寺参谒，又题塔额“兴教”二字，自此寺称兴教寺。兴教寺是玄奘大师之塔院，俗称慈恩塔院。知
开耀二年（６８２），玄奘高足窥基入寂，“葬于樊村北渠，里三藏奘师茔陇焉”（《续高僧传》窥基传）。斋
由于时间久远，今对唐兴教寺规模格局不得而知，但従现存遗碑和一些资料可知，古代兴教寺规模宏大，今寺内尚存“兴教寺四至碑”两方（已缺残），其中一碑长９５厘米，宽４９．５厘米，厚２１厘米。従两块碑的厚度相同，宽度近似，断裂边石痕迹相吻合看，两碑当初很可能是一块相当巨大之石碑。此碑在记录寺院四至时说：“当差其寺地四至，东至韦村，西至江坡，南至官渠，北至原楞。”碑上所记四至的地名，与今兴教寺四至地名全部相同。由此可见，在历史上兴教寺院的规模是相当恢宏的。碑上还有“寺地粮照旧”、“苫渠地十亩持徵课用，寺内常住置地三顷……”这也说明，当时寺院出租的地是相当多的。斋
兴教寺建成约百年后，据《塔铭序》载：“塔无主，寺无僧，游者伤目。”按这个大体时间推算：总章二年（６６９）建塔，“百年后”即公元７６９年以后。造成寺院衰败自然有其一定的原因和背景。７６９年以前的６０多年间，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过很大的变化：神龙元年（７０５），中宗反正；神龙二年，肃章门之变；景龙四年（７１０），李隆基平乱；开元二十四年（７３６），刘志诚起义；天宝十四年（７５５），“安史之乱”爆发；天宝十五年（７５６），安禄山部攻入长安，马嵬驿事件，陈涛斜谷之战；至二年（７５７），郭子仪率师收复长安，战于诿河清渠、香积寺；至德三年（７５８），吐蕃攻陷长安；广德二年（７６４），关中缺粮，米斗千钱；永泰元年（７６５），春大旱，京师米斗千钱；大历四年（７６９），京师大雨，斗米值八百。由于战争连年，水旱灾害，所有这些必然危及寺院。兴教寺是不是就毁于天灾战乱，虽不能作肯定的回答，但可能性是存在的。斋
兴教寺自兴建至于今，其整修情况如下：主
最早的一次修葺在唐穆宗长庆中（８２１），当时主持修葺塔寺的和尚法讳昙景，这次修葺规模较小。古
第二次修葺在唐大和二年（８２８），当时安国寺有僧义林筹修玄奘塔，同时备石准备刻铭，但塔未修毕，义林圆寂。圆寂前，他遗言门人令检，要他一定寻找名人撰铭。公元８３９年，刘轲应请作成塔铭镶嵌于塔最底层北面壁间。大和四年七月迁窥基塔于平原，“徙棺见基齿，四十根不断如玉”，沙门令检检校塔亭（《续高僧传》窥基本传）。斋
第三次修葺在宋元丰四年（１０８１）。当时，知京兆龙图吕公至终南山太乙湫祈祷，途经兴教寺，登至少陵原畔，南望终南，青山秀峰，下窥樊川，山水秀丽，遂命寺主僧晏静创建玉峰轩。并推万年令陈政举作记，此记即《玉峰轩记》。宋元祐元年（１０８６）季春戊申日，宋张礼游寺时，尚用“殿宇法制，精密庄严”八字概括描述，可见当时兴教寺的建筑群是相当完整的。主
第四次修葺是在宋政和五年（１１１５）。当时同州（今大荔县）龙兴寺仁王院僧广越法师従丰德寺东岭上圆测塔中分出部分舍利及供养物，移葬于兴教寺奘师塔东。圆测塔的风格、形状、规模与窥基塔完全一样。塔铭由宋复撰并书。在修建圆测塔时，“同时并基公塔即旧而新之”（见《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圆测法师舍利塔铭并序》）。在圆测塔铭中，还记述着测塔建成后“金轮宝铎，层构双耸，矗如幻成，其下各环以广庑，神像崇周，左右以附……及于塔之前，创修献殿六楹落成。”斋
元代是否对兴教寺修葺过，无従稽考。今法堂西北角山墙顶头下压一方元碑，经度量，碑长６５厘米，宽４５厘米，厚１３厘米，上面刻字外露部分是“奉政大夫华州知州刘……大元初功□兵马都元帅太师秦”。有可能是一方重修碑。古
经过漫长的岁月，至赵垡游兴教寺时，已是明万历四十六年（１６１８）夏季四月，他在游兴教寺文中写道：“游塔院，观三藏、慈恩、西明三塔。《三藏铭》刘轲撰，《慈恩铭》李宏度撰，俱建初书；《西明铭》，宋复撰书。吕大防所创‘玉峰轩’，以玉案得名，当在寺后原畔，今独陈正峰所为记，在殿壁间。寺僧有穴居者。壁间嵌古殿壁一块……”従以上文字可知，赵垡游时，那种“殿宇法制，精密庄严”已不复存在。连“玉峰轩”的情况也只能従陈正峰所撰写的《玉峰轩记》中知个大概了。他在《兴教寺》一诗中写道：“败垣惊变相，残碣绣苔痕”。兴教寺的荒凉可见一斑。古
第五次修葺在清代。据原悬挂于民国修建的钟楼里的大唐兴教寺改建钟上铸文得知，此钟铸于清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岁次丁未春三日谷旦，钟文为邑生员胡日德撰，钟文中说：“兴教寺者，唐肃宗之所名也，原依少陵，地近樊川，中有玄奘塔一，左右有慈恩，西明二塔。即诗中所谓日斜山字者是也；世远年湮，不无颓败，鼎残碑裂，游者伤目。”据铭所知，一个称太荣的和尚，见寺钟已毁，为了复兴寺院，光大佛法，因而改建兴教寺。功毕，特铸钟纪念之。主
清同治年间，寺内除三塔外，全部建筑毁于兵火。延至民国十年（１９２１）兴教寺外无围墙，内无殿宇僧舍，只有三塔耸立于少陵原畔。古
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前后，当时兴教寺住着一个法号妙法（亦称自理）的和尚，他的师父叫应禅法师，是当时小雁塔荐福寺方丈，妙法曾做荐福寺监院或首座。他住寺后，兴教寺除三塔外，只有两间破屋和数孔窑洞，殿宇全无，当时寺院的地租出去了，面积缩小了，寺后尚有烧瓦盆瓦罐的。他为了要回寺地，曾吃官司坐班房月余，后终于打赢官司要回寺院的地。今寺院大殿悬挂有应公老和尚圆寂纪念匾，上书“涅脖证果”四字，其灵骨就葬埋在兴教寺山门前崖下属兴教寺所有的六亩地里，应公即应禅法师。妙法要回寺地后，着手准备木料，至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前，木料基本备齐，后因资金短缺，迟迟不能修建。同年，妙阔法师従南方来陕，寻住持兴教寺，妙法离寺，妙阔用妙法所备料兴建起五楹法堂。这算是兴教寺第六次修葺。主
第七次修葺是妙法住持兴教寺，修建起法堂前东西各五间，共计十间廊房。妙阔建成法堂不久，妙法复回兴教寺，并主持建起法堂前东西十楹廊房。妙阔率寺众同立的《重修樊川兴教寺》一碑中曰：“越年附修廊庑十楹为室。”即指这东西十楹廊房。康寄遥在他所写的《陕西佛寺记略》中表述得更为清楚：“妙阔法师募修大殿五楹（即今法堂），寺僧自理修东西寮房十间”，寮房十间即指东西廊房十间，自理是妙法法号。时间应该在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至十四年（１９２５）这段时间。斋
第八次修葺应为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关于这次修葺，《重修兴教塔寺记》碑有详细记载，这方碑今存兴教寺，立于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十二月，碑文由居士康寄遥撰写，释太虚书，郭希安刻。据碑文记，民国十九年（１９３０）秋，朱子桥等赈灾来陕礼塔得舍利，发愿重修，于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秋动工，一月后修复玄奘、窥基、圆测三塔及钟鼓二楼，共用银元１８００元，现存的玄奘、窥基、圆测石刻像就是当时修葺时用善士谭时钦捐的百元请工匠雕刻的。古
第九次修葺兴教寺，在今存于兴教寺的《重修长安樊川兴教寺记》碑中有记述。这是继朱子桥修葺之后的又一次修葺。碑载：朱子桥重修之后，“复戴季陶、张继等诸居士添修塔亭、围墙、山门等，洵兴祗园，并称兜率内院”。应该说明的是，这里的“塔亭”是指慈恩塔院的“大遍觉堂”，“围墙”指今已拆除的“土围墙”。斋
第十次修葺是一次来自国民党中枢的有政治目的的修建。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十一月所立的《重修慈恩塔院记》有详细记载。碑文开首曰：“民国辛未秋，倭人陷辽东，嗣又侵沪，寝及首都，于是中枢议建西安为陪都。”碑文清晰地表明了，因日本侵略军攻打南京，于是才有“中枢议建西安为陪都”之举。因有中枢议建西安为陪都这个非同寻常的决定，也才有重修兴教寺一事。显然重修兴教寺并非一件单纯的佛事，而是具有非同寻常的目的。在此之前，国民党许多要员都先后来陕视察，新修《长安县志》还说蒋介石亦曾来过兴教寺，“或倡修周陵以振兴中国文化，或倡修茂陵以表现中国民族尚武精神，皆示国人以反本自奋为救国图存之地”。“又出其余力，倡修慈恩塔院，盖以佛法救正人心，拨□反治之本原也。”由于有以上政治目的，所以才大兴土木，重修兴教寺。关于修建兴教寺的时间，在由松凌汪清明书于民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十月的“捐资碑”上写得很清楚：“民国二十八年程公颂云发起建大殿及经楼，民国三十一年，工程始竣。”这次修建的项目有大殿、藏经楼、山亭、院墙二百堵、山门、僧寮三楹，并刻了玄奘、窥基、圆测三师像，还为寺购买水田１２亩。这次重修共耗资十二万七千零六圆。古
１９４９年５月，长安解放。当时的长安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佛寺自然也不例外。兴教寺围墙被淫雨淋塌，墙头的草在风中摇晃着，慈恩塔院地基下陷，严重危及玄奘塔、窥基塔及圆测塔。藏经楼、大殿、法堂従外面看似乎还保存完好，但里面不少地方渗漏，有的地方椽檩腐朽，明柱、门窗，楼上栅栏，由于日久天长，风雨剥蚀，油漆已脱落，寺院墙上、砖上被游人刻划或用墨画得横七竖八。当时寺院住持是妙阔，平时住僧仅３、４人。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３年这３年里，韦村小学由于校舍紧张，还曾用殿宇廊房做教室上课。知
１９５３年春，因周恩来总理要陪同印度总理尼赫鲁来兴教寺参观访问，国家为了修葺刷新兴教寺，韦村小学従兴教寺搬了出去，政府拨专款将大雄宝殿、法堂、藏经楼油漆一新，并在藏经楼下布置客厅。经过这次修葺，这座古老的佛寺，开始呈现生机和活力。知
１９５５年以后，参观访问兴教寺的外宾和游客日益增多，特别是东南亚和日本、朝鲜的外国游客增加更快，其中不少是国家领导人。中央及省市领导也频频来寺参访。为了保护名胜古迹，适应外事活动的需要，陕西省及长安县政府对兴教寺的修复非常重视。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５６年，对寺内殿宇进行了一次全面修整、布置。整修后的兴教寺一扫过去残败的景象，焕然一新，显得肃穆庄严。当时寺内共有地１８亩，殿宇约占地８亩，果园、菜地占地１０亩。建筑分三个部分，以山门、钟鼓楼、大雄宝殿、法堂及法堂前东西廊房为中部建筑群；西部为慈恩塔院，分布有玄奘、窥基、圆测三塔，塔北有塔亭（殿）五间，西边靠塔亭有僧房一间。东院为藏经楼区。到１９５６年，殿宇、僧舍和应用之房共计２０余间。当时住持为妙阔，常住僧６人。僧人经常参加劳动，养耕牛２—３头供役使。主
１９５９年下半年，兴教寺住持妙阔移住香积寺，曾任兴教寺监院的释常明法师在妙阔离开兴教寺前的１９５８年就开始住持兴教寺。古
“文革”年代，兴教寺作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虽未受到大的破坏，但也没有什么发展。主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进一步落实，兴教寺住持释常明法师，老当益壮，呕心沥血，先后砌了塔南护坡，大修大殿、藏经楼，将寺院破旧的土围墙更新为一色砖砌围墙。建卧佛殿，铸万年宝鼎、千斤铜钟，重建钟鼓楼，总投资达３５０万元人民币。兴教寺现有大雄宝殿７间、法堂５间、东西廊房１０间、卧佛殿７间、会客厅６间、东院藏经楼８间、法物流通处７间、库房与客房８间、钟楼、鼓楼上下各４间、小汽车房１间，共计１００间，新增加房舍共７０多间。斋
附：玄奘顶骨遗存数说主
龙朔四年（６６４）二月七日，玄奘圆寂于玉华宫，四月十四日葬于长安浐河东白鹿原。高宗临朝每于晨昏日出日落之际遥望大师墓塔，不觉伤情。于是于总章二年（６６９）下诏将玄奘遗骨迁葬少陵原。故兴教寺是玄奘顶骨珍存的第一要地（《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主
唐末，黄巢起义，为安全，将玄奘遗骨全部送至终南山紫阁寺中。宋世太平以后，复移骨还兴教寺。宋端拱元年（９９８），一个叫可政的僧人，将顶骨由紫阁寺带到南京原称长干寺、宋称天禧寺的一个寺中，建造灵骨塔，并将顶骨置于石函中。宋仁宗天圣五年（１０２７）将顶骨従天禧寺旧塔移藏东岗塔内。明太祖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又将东岗塔内顶骨移藏南岗塔内，这几次玄奘顶骨均在天禧寺内数塔中转移。此为第一说。此说存在着不可解释的矛盾。古
第二说，为了避黄巢起义，玄奘顶骨由长安迁于南京，先葬天禧寺东面山岗，明洪武十九年（１３８６）迁转天禧寺东面山岗三塔上。此说较前说晚了一年。此说是由长安迁于南京。古长安与今长安县不同，是従长安兴教寺迁去的呢？还是従长安西南的紫阁寺迁去的呢？不可得而知。古
关于日本目前供奉的玄奘顶骨亦有数说：斋
一说认为抗日战争时，日军在南京建房平毁塔基掘出藏玄奘顶骨的石函，打开石函后，将顶骨安置一银制的小盒内，石函内还藏有小金佛像、铜香炉、玉器、历代铜币等物，石函上刻有顶骨来源文字。古
一说认为侵占南京的日军，在中华门原国民党军队的一处军营北面建工厂，发现墓碑，掘开后，従中发现一樽石棺，经中、日两方专家鉴定得出一惊人结论，此属玄奘三藏法师顶骨墓，石棺的两侧刻有文字（这里的中、日两方，中方指汪精卫政府）。１９４３年，日军将以上文物转汪精卫政府，次年１０月１０日，南京玄奘塔举行落成典礼，汪伪政府要员出席仪式。当时日本一些佛教界人士认为，玄奘作为佛教东渐史上的重要人物，应为中日佛教界共同供奉。于是日本佛教联合会会长仓持秀峰、日本佛教联合会顾问水野梅晓従中国北京的白贤居士手中获取全部顶骨。古
另一种说法说是当时掘出顶骨后打碎成九份，被日本人盗走一份，藏于日本琦玉县慈云寺。还有人认为先藏于日本芝增上寺，二战时因空袭频繁，转藏日本慈恩寺。１９４６年７月，鉴于日本战败的现实，是否保留玄奘头顶骨成了疑问，日本千叶医大的伊东弥惠治博士便将上述意向反映给当时正在日本访问的民国政府外交部长谢南光，谢转达了国民党政府及蒋介石的意见，暂不迎顶骨回国。战后的日本经济困窘，加之昭和二十三年（１９４７）又遭水灾，玄奘顶骨的保护日益困难，于是开始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０日正式动工建玄奘塔，民国政府外交部长谢南光出席了奠基仪式。１９５０年２月下旬，塔的基石落成，２９日举行纳骨式，顶骨放在水晶质的灵骨壶里。１９５５年台湾佛教会向日本提出迎玄奘顶骨回台供奉的要求，１９５５年１１月２５日由日本三藏瞻仰会会长仓持秀峰等５人携拇指大小一块顶骨赴台，台湾将玄奘顶骨供奉于日月潭畔的慈恩塔内，后又专建一玄奘寺。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３日，日本佛教联合会又开塔，将其中另一块拇指般大小的顶骨转赠奈良市的药师寺。１９８４年，正值玄奘法师逝世１３２０周年之际，日本药师寺一行３０多人用宝函盛玄奘顶骨来中国，沿玄奘取经路线拜访后，従新疆、青海回到兴教寺，兴教寺方丈常明法师率寺僧迎顶骨入寺供奉于大雄宝殿诵经纪念。古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１９４４年南京玄奘“灵骨塔建成，玄奘部分顶骨进塔供奉，另一部分顶骨由日本存入鸡鸣图书馆博物馆，拟盗运日本，后因日本投降，盗运玄奘顶骨一事未能得逞。”（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日《西安晚报》摘自《北方进报》的《玄奘遗骨今何在》一文）古
留在我国的玄奘顶骨藏处有两说：斋
一说分别供奉在北京广济寺、南京玄武湖山塔、广州六榕寺、天津佛教协会、成都近慈寺、陕西长安兴教寺。二说来自兴教寺常明方丈。他认为五份应是南京灵谷寺、广州六榕寺、成都文殊院、天津大悲院、长安兴教寺。据常明方丈讲，１９５６年他在北京中国佛学院学习时，院内玄奘法师纪念堂里有玄奘顶骨，“文革”中丢失。天津大悲院那份于１９５６年由周总理分出一部分连同玄奘著作赠送印度，并捐赠３０万元人民币，作为印度修建玄奘法师纪念堂资金。玄奘顶骨现国外有两份，即日本药师寺与印度那烂陀寺所藏者。连同台湾那份中国现存七处。加上国外玄奘顶骨，现已知玄奘顶骨分散九处供奉。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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