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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大慈恩寺的历史沿革（三）
三、寺院历代法系变迁知
大慈恩寺是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的祖庭，这是没有疑义的。但这不等于说，自创建至今，寺院的法系派别自始至终是一成不变的。实际上，与寺宇的沧桑巨变一样，它的法系派别也是在不断变化着。主
如前所述，寺院建成之初，玄奘大师即自弘福寺移至寺中的翻经院继续従事佛典翻译，“每日自立程课，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续之；过乙之后，方乃停笔；摄经已，复礼佛行道；至三更暂眠，五更复起，读诵梵本，朱点次第，拟明旦所翻。”在此同时，于每日斋讫、黄昏二时讲新经论，回答诸州请学僧的“决疑请义”，处理寺务，营办各种功德等。当时寺内弟子共百余人，个个前来请求教诫，等候者“盈廊溢庑”。尽管如此，大师始终耐心对待，“酬答处分无遗漏者”（《三藏法师传》卷七）。此外，奘师有空还给寺内各大德讲述西方诸贤及各派的观点、游学求法的经历等等。诸王及朝廷卿相如若来寺礼谒或作佛事，亦一一逢迎诱导，使之发心归佛。知
按：玄奘大师自贞观十九年（６４５）还国至麟德元年（６６４）圆寂，二十年中，先后住过的主要寺院有弘福寺（６４５．３—６４８．１２）、大慈恩寺（６４８．１２—６５８．７）、西明寺（６５８．７—６５９．１０）、玉华宫寺（６５９．１０—６６４．２），其中，在慈恩寺译经弘法的时间最长，共十一个年头。此外，这里还有高宗专门为其建造的翻经院和按照大师的设计而建造的五级藏经塔。玄奘大师圆寂后，其法体自玉华宫送回京城后，也是先停放在大慈恩寺翻经堂内，经月而葬于浐河东白鹿原。大慈恩寺在玄奘大师还国后的译经弘法生活中无疑是关系最密切、最重要的所在。换言之，大慈恩寺是玄奘大师译经弘法的一个根本基地。古
在玄奘大师住持慈恩寺译经弘法的十一个年头里，有一件事应当提及，这就是那提三藏奉敕住大慈恩寺所引出的问题。传载，那提三藏本印度龙树菩萨的门人，“深解实相，善达方便，小乘五部、毗尼、外道、四韦陀论，莫不洞达源底，通明言义，词出珠联，理畅霞举”。永徽六年（６５５），他携带大小乘经律论三藏经典五百余夹合一千五百余部従中印度来至京师长安，有敕令于慈恩寺内安置，所需公给。由于玄奘大师此时正在寺中翻译，“声华腾蔚”，那提三藏因此“无由克彰”，“掩抑萧条”，难于发挥才智。更由于那提三藏“所解无相，与奘师颇反”，非但不为引进，反而屡遭敕贬，远充南役。当他有幸于龙朔三年（６６３）回到原寺，期盼了其夙愿时，无奈所携来的经籍皆已被带往玉华宫，因此翻度无凭，惟译《八曼荼罗》、《礼佛法》、《阿吒那智》三经而已。撇去对奘师与那提三藏的关系不作评价，这件事本身说明大慈恩寺在玄奘住持阶段的唯识学就已经是纯属戒贤一派的。古
玄奘大师圆寂后，译事奉敕停止，译经班子成员散归原寺，已翻之经敕准官写流行，未翻之经典“总付慈恩寺守掌，勿令损失”（《三藏法师传》卷十）。也就在这个时候，玄奘大师的高足窥基亦回到大慈恩寺，在此专事撰述，对旧有译、撰论疏“删整增讹，缀补纰阙”（《唯识二十论述记》卷上），“剔扶古师之未了”（《异部宗论疏述记》）等，进一步标示新唯识学之正理。在玄奘生前，窥基在撰述中“备受指麾”；在玄奘死后，他所遵循的还是“随昔所闻”而记述。在玄奘的弟子中，窥基的撰述是最多的，历史上号称“百本疏主”。他的这些撰述，基本上包括了玄奘学说的主要内容。自麟德元年（６６４）至其入寂（６８２），窥基基本上是在大慈恩寺居住，只有咸亨四年（６７３）和永隆间（６８１—６８２）两次短暂行化河东。可见，窥基是在大慈恩寺完善唯识学理论并加以大力弘扬的。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慧沼（６５０—７１４）来到大慈恩寺従窥基、普光受学，“慧解超群”，被喻为“山东一遍照”。窥基示寂后，他游化诸郡，最后住于淄州大云寺弘法，故世有“淄州大师”之称。慧沼撰写了一系列唯识学方面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成唯识论了义灯》。在这部著作中，他把以窥基为首的慈恩系学说推崇为玄奘嫡传的“正统”，竭力反对海东法将圆测为首的西明系唯识学，把“五种性”说推向了极端。后来，其弟子智周（６６８—７２３）又把慧沼的理论继承下来，在濮阳进行弘法活动。在窥基至智周三代，中国佛教唯识宗发展到了其鼎盛的阶段。但要说明一点是，在窥基的晚年，他所代表的慈恩系受到西明系的挑战，地位开始被动摇，乃至于最后被西明系取代了自己在长安地位置。窥基寂后，其势力退出长安，也正是従这个时候起，大慈恩寺亦不再具有唯识宗独尊的地位，并従此开始渐渐地让位于其它宗派。随着圆测、慧沼、智周一个个过世，后继无人，加之天台宗的发达，华严宗、禅宗的兴起，于是，以义理精深、烦琐、而又脱离下层群众为特点的贵族化宗派——唯识宗终于衰微难振。最后还要补充的是，作为玄奘法师四上足之一的新罗高僧神敢法师，自始至终跟随奘师従译二十年，在奘师圆寂之后又回到大慈恩寺居住弘法，卒后，于证圣元年（６９５）在寺内起塔供养，武三思为之撰写塔铭（见《宝刻丛编》）。主
唐高宗朝，大慈恩寺内有善导禅师塔，僧义成为之铭，称《唐慈恩寺善导禅师塔铭》，塔碑树于永隆二年。至大中五年（８５１），又有僧志遇再撰《唐慈恩寺善导和尚塔铭》（见《宝刻丛编》）。善导禅师是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实际创始者，贞观间（６２７—６４９）在今山西石壁玄中寺従道绰禅师修净土法门，玄奘法师自天竺还国的当年，善导禅师也来到长安传法，大约在玄奘法师移至西明寺、玉华宫寺译经期间，他曾来过大慈恩寺弘法。也许由于这个缘故，他入寂后，门徒即在慈恩寺内为其起塔供养。此事说明，即使是在唯识宗兴盛之时，大慈恩寺的法系也不是专一的。主
唐玄宗开元初，有禅僧义福住大慈恩寺。据《宋高僧传》本传载：义福先住蓝田化感寺，二十余年中，处方丈之室，足不出户。之后，隶名于大慈恩寺。此僧“道望高峙，倾动物心”，在民众中影响颇大。开元十一年（７２３），义福随驾往东都，沿途受到刺史等官吏及士女的盛大欢迎，他们手持鲜花，充塞道路，“礼拜纷纷，瞻望无厌”。这时，以神秀为首的传统渐悟禅法正盛行于北方，而义福又是神秀的二高足之一，因此，他对大慈恩寺此一时期的弘法活动肯定要产生巨大的影响。不过，他虽为禅门之杰，有禅行，且“得帝王之重无以加”，但却始终未曾聚徒开法，因此，其在寺内的传法弟子不会太多。又由于“安史之乱”后，神会把慧能的南宗顿悟禅法推广于北方，并最终取代渐悟法门，所以，义福在慈恩寺的影响最长也不会超过半个世纪，亦即不会超过肃宗代（７５６—７６２）。与义福基本同时在慈恩寺居住的禅僧至今可考的还有惠教禅师，《宝刻丛编》载录有开元十七年贺兰钦明撰写的《唐慈恩寺惠教禅师塔铭》题目，他是否是义福的弟子，无従考证，但肯定在当时有颇高的声望，能够在寺内立塔供养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古
天宝初（７４５），慈恩寺的名僧有道进律师，四年入寂时，起塔于寺内供养，高参为之撰塔铭，僧法亮书于碑（见《宝刻従编》）。此事说明，至迟在天宝初，律学在慈恩寺也有一定的影响。知
此后至唐亡，住慈恩寺弘法的僧人名见史册的还有十余辈，所习有瑜伽密法、南宗禅法、天台止观学说、地藏法门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秘密法门。咸通间（８６０—８７４），慈恩寺的著名密教僧有释造玄。日本“入唐八家”之一的宗睿和尚于咸通三年入唐求法，后到长安随慈恩寺造玄、兴善寺智慧轮学习金胎两部大法，“尽得真言秘赜”。咸通六年八月十七日，造玄编出《金胎两部大法师资血脉》一卷，按此《法脉》，造玄在金刚界法系中为金刚智下五世法嗣，是元政的嫡传弟子，与日僧圆仁是同学；在胎藏界法系中，造玄是善无畏下六世法嗣，法全的嫡传弟子，与日僧圆仁、圆珍、圆载、遍明、宗睿是同学。但在净住寺僧海云于大和八年（８３４）所撰两部大法《师相承》一文时，造玄尚未被列入法系中。不过，由此却可以估计造玄入住慈恩寺的时间在《师相承》编成之后。斋
五代至元，这是慈恩寺最为衰落的时期，住僧几乎不见于史册，宗派法系自然无従谈起。到了明代，这座在历史上盛弘汉传佛教的寺庙却突然变成了藏传佛教的寺庙。如前所述，明成化二年修复之后，曾延聘喇嘛僧结列领占纲领寺任。这位喇嘛僧是一位大阿庠梨，有“灌顶净修弘治国师”的头衔，显然是弘传藏密法门的。自此至正德八年以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慈恩寺一直由“番僧”主持寺务，也就是说，一直是弘传藏传佛教的。这是大慈恩寺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无疑与明王朝的宗教政策有关。据《明史》西域传记载，明太祖“以西番地广，人犷悍，欲分其势而杀其力，使不为边患，故来者辄受官。”明成祖兼崇其教，“益封法王及大师、西天佛子等。成化初，明宪宗亦修好西番，来者日众，或封法王，或封西天佛子，或受大国师、国师、禅师，其数不可胜记”。这一政策有效地吸引了“西番”民族，诸番既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于是共尊明廷，致使西陲宴然，终明世无西番边患。长安是明“秦藩”王邸所在地，同时也是西番入贡明廷的必经之地，延聘番僧出任大慈恩寺住持，那便是既自然而又必然之事了。知
清朝一代，寺院修葺之功频兴，弘法事业也有一定起色。其中，自康熙五十七年至光绪间（１９７５），大慈恩寺内住僧中主要的有憨公、璨公、印（可）公、治宽和尚、清悟和尚、觉科和尚、纯公和尚。以上七人，除印可上人外，其余六人圆寂后均在寺内建有供养塔。従塔铭中知道，憨公即憨月圆禅师，是曹洞正宗第三十一世法嗣；璨然老和尚，是曹洞正宗第三十二世法嗣；其余四人分别为曹洞正宗第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九世法嗣。由此可见，在清朝一代，大慈恩寺已经变成为一处禅宗道场，主弘的是青原系曹洞宗的禅法。虽然都是禅僧，而且同弘一个法门，但各人仍有各人的特点。乾隆世《慈恩寺功行碑记》载，憨公“以正法眼藏，游情翰墨，功行圆满，偈谛流传”。可见其在佛学上颇有造诣，而且有章疏或语录流传于当世。《功行碑》对璨公的记载是：“超悟其功，勤息其行，不斤斤语言文字而神明内彻”，以至于数十年来“丈室拥返，斋厨严整，四方冠簪，远近至者无虚日”。従投其门下之冠簪竟又至于“无虚日”的地步看，则慈恩当日之禅风可谓盛矣。与憨公、璨公不同，印可上人则是“精心戒律，大畅宗风”，显然地是在修禅的同时又在持戒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其余数人的事迹无考。主
自民国以迄于今，大慈恩寺的住持和高僧可考的有：释常真，民国初年任住持；释宝生，应朱子桥请，来自于五台山，继常真为住持；释妙阔，应朱子桥请，至慈恩寺筹建慈恩学院；释普慈，“文革”中与至今健在的陕西省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徐力功先生一同住寺，徐力功先生时任大慈恩寺监院；释宽宗，“文革”后任住持。此外，今寺内尚有朗照法师塔，法师本为卧龙寺住持，是宽宗法师的宗师。民国期间，在朱子桥、康寄遥等居士的努力下，慈恩寺内曾一度兴办慈恩学院，以期恢张玄奘学说（详见本书“慈恩学院”卷）。１９４９年以后，慈恩寺在曲折的道路上向前发展。改革开放为宗教活动营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大慈恩寺于是迎来了又一个春天。现任住持增勤法师正踌躇满志地为在慈恩寺弘扬唯识宗和开展有关学说等研究而努力。法师于１９６２年在甘肃华亭县出生，１９８８年従大兴善寺慧雨法师出家，１９９０年在河南洛阳白马寺海法和尚座下受戒，之后历任大兴善寺知客、副监院、监院，１９９５年９月调任大慈恩寺监院，拟于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升任方丈。现为陕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西安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西安市政协委员。法师任监院以来，即着手整修寺宇（详情已见于前，不赘），严格寺纲，不断提高寺僧素养。现在，在增勤法师及全寺僧众努力下，一座仿唐风格的宏伟建筑——玄奘三藏院已经屹立于“七层靡苍穹”的雁塔北侧。法师正在多方联系，物色人员为下一步的弘法与研究做准备。不久之后，在昔日玄奘大师译经弘法的地方，法相唯识学说将再次放射出新的光芒，玄奘法师的宏图大业将结出更丰硕的果实。忆昔抚今，这正是：五天方回，又操贝叶，趁晨昏，兼昼夜，译出宝典增光彩；绀殿再崇，更新风气，聚时彦，勉释子，恢弘像法勤护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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