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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大慈恩寺的历史沿革（一）
一、寺院创建及历代重修古
大慈恩寺是唐代长安三大译经场之一，是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的祖庭，因此也是中外闻名的古刹、圣地。自唐迄今，经千三百余年而不衰，可谓历史悠久。主
○寺院的地理位置知
大慈恩寺位于唐都长安城外东南隅之晋昌（又作进昌）坊，即皇城东第一街，街东自南而北第三坊。宋敏求《长安志》卷第八“晋昌坊”条载：“半以东大慈恩寺……”《唐两京城坊考》西京“晋昌坊”条亦有同样的记载。唐高宗御制《大慈恩寺碑》在叙述此寺的地理形胜时说：“朕之罔极，实有切于终身，故戴怀兴葺，创兹金地。却背邠郊，点千庄之树锦；前临终岳，吐百仞之峰莲。左面把川，水皎池而分镜；右连九达，羽飞盖而连云。抑天府之奥区，信上京之胜地。”明代成化二年《重修大慈恩禅寺记》谓：“今郡城东南十里许平原之野，面终南，对曲江，背泾渭，山水秀处有寺曰慈恩。”清代康熙十七年《重修大雁塔寺前轩记》谓：“于其前也，则有终南、太乙、玉案，雾檐穹谷，修林隐天，崔巍洵岑……于其左也，则有源泉陂池，绣塍错壤，决渠雨降，挥锸云兴，桑麻禾稼披其野，果园芳林缘其隈……其下，则曲江萦绕，黄渠、龙首回堤合注，芙蓉、杏园于焉仿佛……其右，则万雉高呀，千廛云集，起闾阖之苕尧，顺阴阳之启闭，七郡游侠披三条之广路，五都货殖充十二之通门。红尘四合，衡宇相连……”近人康寄遥居士撰《陕西佛寺记略》谓：“大慈恩寺，在西安市东南郊，距城八里许……西距兴善寺约三里，西北距小雁塔荐福寺约五里，东北距青龙寺约五里，东南距慈恩寺塔院兴教寺约三十里，南望终南，有如画屏。”“寺在唐时位于外城内，即当时京城的东南隅晋昌坊，南临曲江，邻于隋时的芙蓉园。”就今而言，大慈恩寺地处西安明城和平门外雁塔路之南端，左右隔街与园林或博物馆为邻，寺前已辟为一大广场，旧日的曲江池和芙容园、杏园风景名胜正在按照规划全面修复。不久之后，昔日“飞阁流丹，画舫如蚁”，“春旭月夜之际，花明紫陌，柳涨烟村”的景象必将再现在人们的眼前。古
寺院初创及规模斋
建寺缘由、经过及入寺式主
大慈恩寺是唐高宗即皇帝位前为其母文德皇后所建的一所愿寺。知
唐贞观十年（６３６）六月己卯，太宗文德皇后崩，十一月庚寅葬于昭陵。贞观二十二年，高宗李治在春宫，以其母文德皇后早弃万方，一心“思报昊天，追崇福业。”于是于六月庚辰，使中大夫守右庶子高季辅宣令说：“寡人不造，咎谴所锺。年在未识，慈颜弃背。终身之忧，贯心滋甚。风树之切，刻骨冥深。每以龙忌在辰，岁时兴感。空怀陟屺之望，益疚寒泉之心。既而笙歌遂远，瞻奉无隶。徒思昊天之报，罔寄乌鸟之情。窃以觉道洪慈，实资冥福。冀申孺慕，是用皈依。宜令所司，于京城内旧废寺，妙选一所，奉为文德圣皇后，即营僧寺。寺成之日，当别度僧。仍令挟带林泉，务尽形胜，仰规忉利之果，副此罔极之怀。”根据此令，有司于是仔细普查京城各处形胜，并最后决定在宫城南晋昌里面对曲江池的“净觉故伽蓝”旧址营建新寺。斋
寺址既定，工役随兴。经过一番“瞻星揆地”的测量定位工作，最后制定了“像天阙，仿给园（祗树给孤独园之略）”的建造方案。整个工程，“穷班孪巧艺，尽衡霍良木”，“文石、梓桂、橡樟、并榈充其材，珠玉、丹青、赭垩、金翠备其饰”。按照设计，寺院建成之后将是“重楼复殿，云阁洞房”，总共有十余院１８９７间，“床褥器物，备皆盈满。”主
至当年十月戊申，太子治又下令说：大慈恩寺工程“渐向毕功，轮奂将成”，但僧徒尚缺，奉太宗皇帝敕旨，度僧３００人，别请５０名大德“同奉神居，降临行道”；同时正式赐新寺寺名为“大慈恩寺”，并增建“翻经院”。很快，翻经院宣告落成，“虹梁藻井，丹青云气，琼础铜沓，金环华铺，并加殊丽。”随后，太子治复令玄奘法师自弘福寺移就大慈恩寺翻经院继续従事佛典翻译，充上座，纲维寺任。古
十二月戊辰，太宗皇帝为玄奘举行了盛大隆重的入寺升座仪式。《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对此做了详细的记载描述，是谓：主
又敕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将九部乐，万年令宋行质、长安令裴方彦各率县内音声及诸寺幢帐，并使务极庄严，己巳旦集安福门街，迎像送僧入大慈恩寺。至是陈列于通衢，其锦彩轩槛、鱼龙幢戏，凡千五百余乘，帐盖五百余事。先是，内出绣画等像二百余区、金银像两区、金缕绫罗幡五百口，宿于弘福寺，并法师西国所将（来）经像佛舍利等，爰自弘福（寺）引出，安置于帐座及诸车上，处中而进。又于像前两边各严大车，车上竖长竿悬幡，幡后即有狮子神王等为前引仪。又装宝车五十乘，坐诸大德；次京城僧众执持香花，呗赞随后；次文武百官，各将侍卫部列陪同；太常九部乐挟两边，二县音声继其后。而幢幡锺鼓訇磕缤纷，眩目浮空，震曜都邑，望之极目，不知其前后。皇太子遣率尉迟绍宗、副率王文训练东宫千余人充手力，敕遣御史大夫李乾祐为大使，与武侯相知检校。帝将皇太子、后宫等，于安福门楼手执香炉，目而送之，甚悦。衢路观者数亿万人。经像至寺门，敕赵公、英公、中书褚令执香炉引入安置殿内，奏九部乐、《破阵舞》及诸戏于庭前，讫而还。知
此后不数天，太子治再在仗卫的扈従、百僚的陪同下到大慈恩寺礼佛，会见五十大德，讲述其造寺之原由，不禁呜噎酸感，史称其“蒸蒸之情，亦今之舜也”。侍臣及僧共睹此景，无不为之哽泣。会罢大德，太子遂登东阁，宣布大赦令等。继而巡历廊宇，至玄奘法师房，亲制五言诗一首帖于户，其诗谓： 停轩观福殿，游目眺皇畿。法轮含日转，花盖接云飞。翠烟香绮阁，丹霞光宝衣。幡虹遥合彩，空外迥分辉。萧然登十地，自得会三归。斋
慈恩寺塔的建造主
永徽三年（６５２）三月，玄奘法师欲于大慈恩寺端门之阳造一座高３０丈的石塔，一是供安置、保存従西域请回来的经像，以避免年久散失，兼防火患；二是借之以显大国威风；三是作为释迦牟尼佛的故迹垂世，供人瞻仰。高宗闻讯，遂向法师提出三条意见：一、用石造塔，工程大，恐难速成，宜改用砖造；二、不用法师辛苦、破费，一切用度皆以大内、东宫、掖庭等七宫亡人衣物折钱支付；三、建塔地点改就寺之西院。塔建好后，方形塔基，面宽各１４０尺；塔形仿西域（印度）制度，不循中土旧式；塔分五级，包括相轮、露盘在内，总高１８０尺；层层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凡一万余粒；最上层以石为室，藏经像；塔下层南外壁有两碑，左为太宗皇帝所撰《大唐三藏圣教序》，右为高宗皇帝在东宫时所撰《述三藏圣教序记》，皆为尚书右仆射河南公褚遂良书。初，建塔奠基之日，玄奘法师曾自述诚愿，略述自己皈依佛门经过、赴印求法原因、太宗父子护法功德等，最后说：“但以生灵薄运，共失所天，惟恐三藏梵本零落忽诸，二圣天文寂寥无纪，所以敬崇此塔，拟安梵本；又树丰碑，镌斯序记，庶使巍峨永劫，愿千佛同观，氛氲圣迹，与二仪齐固。”在建塔过程中，奘师“亲负篑畚，担运砖石”。“首尾二周，功业斯毕”。慈恩寺塔従此成为陕西乃至全国的一处著名的名胜。主
御制大慈恩寺碑铭知
显庆元年（６５６）一月，玄奘法师因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来寺参问之便，托二公代为陈奏加强慈恩译场监护和请高宗为撰大慈恩寺碑两事。法师说：“慈恩寺圣上为文德皇后营建，壮丽轮奂，今古莫俦，未得建碑传芳示后。显扬之极，莫过于此。”二公因朝上陈，高宗一皆准奏。二月中旬前后，御制大慈恩寺碑文告成，太尉公长孙无忌奉敕向群公宣示碑文（详本书“碑铭”卷）。三月癸亥，礼部尚书许敬宗遣使将御制碑文送给玄奘法师，法师率寺众诣阙陈谢。寻又以“主上文明天纵，圣而多能，非直文丽魏君，亦乃书迈汉王”，上表奏请高宗御书碑文。但“表奏不纳”。复又有景寅法师再次“昧死陈奏”，高宗方允亲运神笔。法师为此不胜喜庆，再次上表谢恩。四月八日佛圣诞，御书并匠镌皆讫。玄奘于是率慈恩徒众及京城僧尼各营幢盖、宝帐、幡花共至芳林门迎敕。高宗于是又遣太常九部乐、长安万年二县音声共送御碑入寺。在送碑的队伍中，有幢、幡三百余事，幢最矮者亦上出云霓，幡最短者亦犹摩霄汉；音声车百余乘。由于八日下雨，路不堪行，改至十四日迎送。队伍首尾相接，自芳林门至慈恩寺，浩浩荡荡，于三十里间，幢幡烂然盈满。高宗登安福楼观看，甚悦。京都士女，观者百余万人。次日，度七僧，设二千僧斋，陈九部乐于佛殿前，至晚方散。御制碑既到慈恩寺，有司于佛殿前东北角造屋安置。碑屋“复拱重檐，云楣绮栋，金花下照，宝铎上辉，仙掌露盘，一同灵塔。”高宗在书法方面善楷、隶、草、行，尤精飞白，碑文作行书，又用飞白势作“显庆元年”四字，“并穷神妙，观者日数千人。敕许文武三品以上官员摸拓”。主
従《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上述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出，慈恩寺之大，占晋昌坊半坊之地。阎文儒《西京胜迹考》：唐时京城朱雀街东第三街以东三坊，东西各六百五十步，而慈恩寺占半坊地，即三百二十五步，几近一里。其大不言而喻。至于其壮丽轮奂，的确是今古莫俦，举世无双的，这従上文对寺宇的总体和局部如翻经院、灵塔及碑屋的描述中都可以一一印证之。可惜的是，历史文献中従来没有文字全面详细记述过最初寺宇具体布局和名称，因此给后人留下了深深的疑问和遗憾。斋
在此一阶段的历史中，有几个问题需要交代。主
一是大慈恩寺的原址究竟是“净觉故伽蓝”还是“隋无漏寺”？如前所述，最原始的资料《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为“依净觉故伽蓝而营建”，唐人段成式在所撰《寺塔记》中亦取此说。而宋人宋敏求《长安志》则谓“隋无漏寺之地，武德初废，贞观二十二年高宗在春宫，为文德皇后立为寺。”王溥《唐会要》、张礼《游城南记》亦主“寺本隋无漏寺”之说；此后，此说即沿袭至今，何也？《长安志》等所载或有根据，但今无见。古
二是张舜民《画墁录》道出了李治选择净觉故伽兰建寺的原因。张氏云：“慈恩与含元殿相直，高宗每天阴，则两手心痛，知文德皇后常苦捧心之病，因缄而差，遂造寺建塔，欲朝坐相向耳。”其拳拳赤子之心昭然于世。知
三是“雁塔”之名缘何而得，又起自何时？慈恩寺塔仿印度塔式而建，这是没有疑义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有明文记载，已如上述，不赘。至于为什么叫“雁塔”，曾有种种说法，总而分之则有二说。一是《大唐西域记》卷九“揭陀国”条所载飞雁坠寺充三净肉，小乘教徒为之悲感，幡然觉悟，皈依大乘，为坠雁建率堵坡（塔），昭其遗烈。《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也讲述了内容基本相同的故事，只是地点不同罢了，即前者发生在迦罗臂拿迦色佛寺，后者则发生在因陀罗势罗娄诃山佛寺。因此故，慈恩寺塔沿称“雁塔”。二是《大唐西域记》卷五“摩揭陀国”条所载因罗势罗娄诃山佛寺如来化鸽投火供解“罗者”家室饥，复随机说法启悟“罗者”，“罗者”最后舍家为寺修学佛法，寺称“鸽伽蓝”。阎文儒先生《西京胜迹考》认为唐人有以鸽为雁之习尚，故“雁塔”之名亦应与此有关。此外种种关于“雁塔”由来的说法不外以上二说的附会或衍生。这些说法或许不无道理，但就实际而言，“雁塔”之名并不是従一开始就有，也不是正式的命名，而且后来取名的原因似乎也不仅仅与上述记载说法有关。据最原始的文献资料《三藏法师传》的记载，慈恩寺塔建好后，无论官方或一般僧俗都未曾给此塔起过具体的名字；尽管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在建塔之前已经流行，但在那时，也没有人据其中的有关故事而称慈恩寺塔为“雁塔”；又慈恩寺塔従建立时开始便成了帝京长安的一处著名风景名胜，是文人墨客吟咏的对象。一部《全唐诗》有关该寺塔的吟咏在百首左右，诗的题目绝大部分用“慈恩寺塔”或“慈恩寺浮屠（图）”相称，以“雁塔”为题或者在诗中提到“雁塔”两字者总共不过二、三首，如给事中杨廉《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诗中有“慈云浮雁塔”句，中宗时幽州都督孙熬在与上相同的诗题诗中亦有“一忻陪雁塔”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诗作的出现都是在武则天世新塔建成之后。直到唐文宗大和（８２７～８３５）中许玫登进士第，这才正式以雁塔为诗题，是谓《题雁塔》。这说明，“雁塔”或“大雁塔”之名在唐代时并不普遍流行。如果在塔建成之初或随后的时间里就已有人刻意地以“佛化鸽”、“坠雁充三净肉”故事或塔形似雁为由给慈恩寺塔命名，则情形就不会是上述的样子，即只有极个别人使用“雁塔”二字。实际上，正式以“雁塔”称呼慈恩寺塔是唐代以后的事情，而最初给慈恩寺塔下定义的就是张礼其人。他在《游城南记》中说：“其云雁塔者，《天竺记》（即《佛国记》）达亲国有伽叶佛伽蓝，穿石山作塔五层，下一层作雁形，谓之雁塔，盖此意也。”而这个定义颇具附会色彩，因为慈恩寺塔的形状与达亲国伽叶佛伽蓝塔并无相同之处。且《佛国记》流行于南朝宋时，唐人不据其中之故事命塔，莫非专待张氏笔墨乎？但不管怎样，自此之后终于约定俗成，“雁塔”之名于是乎流行起来。古
唐代慈恩寺的维修与规模斋
有关唐代慈恩寺的维修情况，象京城的其他许多名刹一样，史载阙如，语焉不详。至今所知者唯有慈恩寺塔崩后重建一事。对此，记载最详的是《长安志》，其卷八“进（晋）昌坊”条文谓：“（慈恩）寺西院浮图六级，崇三百尺。”其下注：“永徽三年沙门玄奘所立，初为五层，崇一百九十尺（比原始记录高出十尺），砖表土心，仿西域率堵坡制度，以置西域经像。后浮图心内卉木钻出，渐以颓毁。长安中（７０１～７０４），更折改造，依东夏刹表旧式，特崇于前。有辟支佛牙，大如升，光彩焕烂。东有翻经院。”《游城南记》补充说，慈恩寺塔“长安中摧倒，天后及王公施钱重加营建至十层。”这两处记载既说明了慈恩寺塔“颓毁”、“摧倒”的原因，也交代了由谁于何时重建，还记录了新塔所依制度及其高度，即“依东夏刹表旧式”、“崇三百尺”，“特崇于前”，比原塔约高出一倍。新塔与旧塔最明显的不同是，旧塔是“砖表土心”，不能登攀，而新塔则是砖表空心，塔室设梯，可以逐级登攀。在《全唐诗》中，第一个写登慈恩寺浮图诗的人是上官昭容（婉儿），其登塔的时间在中宗世（７０５～７１０）。这是很能说明新塔的特点的。知
关于慈恩寺塔，日人足立喜六先生断言：“此塔自创建以来，上层虽多改变，但基础及下层，绝无更改也。”足立氏之言未必正确。玄奘法师所建之塔，仅存半个世纪而摧毁、崩倒，除因卉木滋长外，应该还有一个重要而且明显的原因，那就是塔的结构不科学，基础欠牢固。因此缘故，武氏在重建时必定要吸取以前的教训，以重整、加固基础为前提，这才使得此座重建巨塔经历千数百年长时间的风吹雨打及大地震的震撼而能够稳如泰山，始终巍然屹立。斋
关于新塔的级数问题，史有六层、七层、九层、十层四说。六层说出于《长安志》，此《志》作者宋敏求所据乃唐人韦述《两京新记》；七层说见岑参诗《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中有“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句。九层说出自李洞诗《秋日同觉公上人眺慈恩寺塔六韵》，中有“九级耸莲宫，晴登袖拂虹”句。十层说出自章八元诗《题慈恩寺塔》，中有“十层突兀在虚空，四十门开面面风”句。韦述本长安京兆人，其为官时间又基本在玄宗朝，所记理应准确。而岑参和章八元均在京城长安生活过，亲眼见过、亲自登临过慈恩寺塔，其诗也都应当是记实性文字。李洞也是京兆人，为唐宗室远支，又最晚出，昭宗时（８８９—９０４）科试不第，所说“九级”亦应不假。那末，为什么会出现各不相同的说法？应当怎样去解释这些差别呢？张礼撇开六层说不谈而认为：十层塔经过兵火之后，只剩下了七层。这一解释是不可靠的。一是岑参登塔在天宝十一年（７５３），章八元登塔在大历六年（７７１）或后来再入京应科制时，显然晚于岑参，与火烧说矛盾：二是自武则天建塔至章八元登塔之间，京都无大战事，虽然有过小战事，但又与此塔无关，所谓兵火毁塔似属子虚乌有，空穴来风；従今塔的崇峙情况看，要在塔顶上再建三层塔身，很难设想。可是，章诗所说又明明是“十层”、“四十门”，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联系起章八元两次到京的境遇来思考，问题似乎并不难解决。章氏大历登第后，在长安住了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官职，只好还乡；后得韦应物资助，再入京应制，但直至德宗贞元间（７８５—８０５）才获得句容主簿一职。在前途未卜或不理想的情况下，心境自然不好，情绪自然低落，这样的心境和情绪往往会引出玩世不恭的行为，于是乎在诗中制造了一个大大的疑案，即所谓“十层”说。至于九级之“九”则应是草写“七”字之讹。那末，六层、七层说又是谁对谁错呢？其实，两者都对，只不过是従不同的角度去观察罢了。唐时，塔周围往往有回廊或回廊房，廊房遮挡了第一级塔身，远看自然只有“六级”；仅数塔檐也可将原本七层指为六层。唐代扶风法门寺真身宝塔是四层木塔，直到明代才毁坏，但金代人吟诗时却说“三级风檐压鲁地，九盘轮相壮秦川”。六层说即有类于此。因此，最后的结论应该是：七层说是真正的写实，是准确的、正确的。古
唐代慈恩寺寺宇情况，文献只有概说，并无具说。概说是占半坊之地，重楼复殿、云阁洞房十余院，总１８９７间，皆极尽庄严殊丽。至于这些寺宇布局的情况，従来没有文献完整记载过。今据零星记载整理如下：知
従《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检得：译经院、佛殿、殿东阁、廊宇、法师房、寺端门、西院、浮图、佛殿前东北角之御制慈恩寺碑碑屋。斋
従《全唐诗》中检得（重复者不计）：慈恩寺南池、习上人房、清上人院、禅院、上座院、郁公房、遂上人院、默公院、寺东楼、塔廊、翻经台、慈恩寺塔院北廊。古
従《唐两京城坊考》中检得：浴室院（转录自《唐语林》）、元果院、太平院（转录自《唐诗记事》）。主
従《历代名画记·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中检得：塔北殿、大殿东轩廊、大殿东廊従北第一院、塔之东南中门、大佛殿、中三门、院内东西两廊。古
此外见之于《大唐青龙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状》者有：方等道场；见于《酉阳杂俎》者有：三藏院；见于《唐画断》者有：塔南小殿、塔西小殿；见于《南部新书》、《幽鼓闲吹》者有：戏场。知
以上所列虽已不少，但仍远不足以显其昔日的风貌。古
与大慈恩寺壮丽辉煌的堂殿相匹配，自然应当有其特别的像设庄严。従前面有关送三藏法师及诸大德入寺仪式中已经知道，当时朝廷将原藏宫中的绣画等像出而送给慈恩寺的就有二百余区、金缕绫罗幡五百口。此外还有玄奘法师従西域带回来的经、像、佛舍利如：古
如来肉舍利一百五十粒；斋
金佛像一区，通光座高三尺三寸，仿鹿野苑初转法像而造；主
刻檀佛像一区，通光座高三尺五寸，仿出爱王思慕如来刻檀写真像而造；知
刻檀佛像一区，通光座高二尺九寸，仿如来自天宫下降宝阶像而造；古
银佛像一区，通光座高四尺，仿鹫峰山说《法华经》等像而造；斋
金佛像一区，通光座高三尺五寸，仿伏毒龙所留影像而造；主
刻檀佛像一区，通光座高一尺五寸，仿巡城行化刻檀像而造。知
以上是至今所能知道的寺院建成初期的像设情况。此后有无增减，史载亦缺，不可得而知之。据足立氏《长安史迹考》所记，至清末，大慈恩寺塔北门内有一等身弥勒菩萨石像，别不足取，唯像身为白大理石之圆刻，可判定为唐代物。主
又，古代寺院往往以壁画装饰之，唐代京城寺院尤其如此，大慈恩寺当然亦不例外。据《寺塔记》载，塔西面画湿耳狮子，仰摹蟠龙，作者尉迟；又画花子钵曼殊。二者皆一时之绝。据《历代名画记·记两京寺观画壁》载，则有：塔内面东西间，西面有菩萨骑狮子画，东面有菩萨骑象画，作者尹琳；塔下南门有尉迟画；塔西壁又有尉迟画千钵文殊像；（塔）南北两间及两门有吴道子画并自题；塔北殿前窗间有吴道子画菩萨像，殿内有杨庭光画经变；大殿东轩廊北壁未画完之画，传为吴道子作品；大殿东廊従北数第一院有郑虔、毕宏、王维等人的白画，入院北壁有不知作者的二神画；两廊壁间有阎令（立德）画，中间及西廊李果奴画行僧；塔东南中门外偏有张孝师画地狱变；院内东廊従北数第一房间南壁有韦銮画松树；大佛殿内东壁有好画，失作者名；中三门里两面有尹琳画神像。古
又塔之四门大理石拱形门楣上，至今留有唐代线刻佛像，其中，东、南、北三门楣各刻一佛、诸菩萨像；西门楣刻阿弥陀佛说法图，足立氏释为释迦牟尼佛在祗园精舍说法图。古今皆指此为精绝之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门楣所刻“精舍”并非印度风格，全然系唐代式样的殿堂，歇山式屋顶，四檐、屋脊、鸱吻、廊庑、圆柱，无不具有唐代的特点。此建筑构图比例准确，斗拱等细部清晰可观，对研究唐代建筑很有参考价值。或说此为阎立本之手笔。主
慈恩寺园林与环境知
殿堂名称及其布局不甚昭昭，但高宗御制《大慈恩寺碑》倒是对此一庄严福地作了一番极为精彩的描绘，是谓：“示其雕轩架迥，绮阁凌虚。丹空晓乌，焕日宫而泛彩；素天初兔，鉴月殿而澄辉。熏径秋兰，疏庭佩紫。芳岩冬桂，密户丛丹。灯皎繁华，焰转烟心之鹤；幡标迥刹，彩萦天外之虹。飞陛参差，含文露而栖玉；轻而舒卷，网靥宿而编珠。霞班低岫之红，池泛漠烟之翠。鸣佩与宵锺合韵，和风共晨梵分音。岂直香积天宫远惭轮奂，阆风仙阙遥愧雕华而已哉。”这段文字将大慈恩寺殿宇壮丽、园林典雅、法事兴盛的景象活脱脱地展现在人们眼前。整体如此，单门独院也同样无处不幽，无景不美。试举唐诗数首以证之：知
韦应物《慈恩伽蓝清会》诗有：“重门相洞达，高宇亦遐期。岗岭晓城分，清阴夏条长。氲氛芳台馥，萧散竹池广。平荷随波泛，回飚激林响。”斋
李端《慈恩寺习上人房招耿拾遗》诗有“吸井树阴下，闭门亭午时。地闲花落厚，石浅水流迟。”知
李远《慈恩寺避暑》诗有“香荷如散麝，风铎似调琴。不觉清凉晚，归人满柳阴。”斋
刘得仁《慈恩寺塔下避暑》诗有“古松凌巨塔，修竹映空廊。竟日闻虚籁，深山只此凉。僧真生我静，水淡发茶香。坐久东楼望，锺声振夕阳。”知
曹松《慈恩寺东楼》诗有“寺楼凉出竹，非与曲江赊。野火流穿苑，秦山叠入巴。此地锺声近，令人思未涯。风捎离众叶，岸角接虚沙。”斋
慈恩寺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武则天重建的大塔，这是组成慈恩寺园林的一处重要建筑。它的宏伟、高标与寺内典雅的廊阁楼台既存在外形上的巨大反差，忽矮而辄高，在内涵方面却又有着和谐与统一，同为化宇和金地。古
在唐代，慈恩寺风物之最著名者莫过于牡丹花。史载，慈恩寺牡丹是帝京长安城中之一绝。《唐诗纪事》说：长安三月十日，两街看牡丹甚盛。慈恩寺元果院花最先开，太平院开最后，裴粼作《白牡丹》诗题壁间。唐康骈《剧谈录》更设“慈恩寺牡丹”一目叙其掌故，谓京国花卉之晨，尤以牡丹为上。至于佛宇、道观，游览者罕不经历。慈恩浴室院有花两丛，每开及五六百朵，繁艳芬馥，近少伦比。有僧思振常话：会昌中，朝士数人，寻防遍诣僧室。时东廊院有白花可爱，相与倾酒而坐，因云牡丹之盛，盖亦奇矣。然世之所玩者，但浅红深紫而已，竟未识红之深者。院主老僧微笑曰：安得无之，但诸贤未见尔。此言既出，朝士整宿追问曾于何处见过，并要求相引观赏，以满足寓目春游之愿。院主僧见诸君子好尚如此，于是相引至一秘院，内有殷红牡丹一棵，“婆娑几及千朵，初旭才照，露华半唏，浓姿半开，炫耀心目”。朝士为之惊赏，留恋至暮，方才离去。院主僧自语曰：“予保惜栽培近二十年矣，无端出语，使人见之，従今以往，未知何如耳。”果不然，消息走漏，第二天即有权要子弟前来盗挖而去，仅留下金三十两、茶二斤充酬而已。这则故事说明慈恩寺牡丹是多么的珍贵稀有。主
此外，慈恩寺的柿树也是有名的，段成式在其《寺塔记》中将柿树与白牡丹并列。又有凌霄花，见李端《慈恩寺怀旧并序》诗。按：凌霄花又名陵苕、女葳、紫葳，为蔓生木本植物，茎多气根，攀缘它物而上升，有长至数丈者。秋月梢头着花，合瓣花冠，形大，花端分裂为五，稍成唇形，色黄赤。《本草纲目》记其名。凌霄花期，李端诗作夏五月开花，《序》称：“今夏，又与二三子游于斯……值凌霄更花。”古
大慈恩寺简直成了一个种类繁多的植物园。斋
五代及宋寺院的兴废主
有唐一代，大慈恩寺除重建浮图之外，再未见有关于寺宇修葺的记载。武宗会昌灭佛时，虽曾敕令毁寺汰僧，但大慈恩寺属于敕建寺院，是左街保留的两座寺院之一，因此在这次大劫中并未罹难。它最终走上衰落的道路，则是与唐王朝一步步走向覆亡以及帝京长安城沦为废墟此一不可逆转的历史命运分不开的。造成此一结果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两字：兵火。而直接对长安城造成毁灭性后果的战事有下列数次。古
唐僖宗广明元年（８８０）黄巢农民起义军在李克用、庞従、白志亮及义成、义武诸路唐军的联合进攻下，力战不胜，不得不撤离长安。走前，起义军“焚宫闱、省寺、居第略尽”（《资治通鉴·考异》）。接着，李克用等路官军攻入长安城后又进行“暴掠”，“争货相攻，纵火焚剽，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旧唐书》僖宗纪）。或谓“长安室屋及民居所存无几”（《通鉴》）。后虽经大明宫留守知京兆尹王徽累年补葺，“百司粗有绪”，然亦不过“仅完一二”而已。直到光启元年（８８５）二月僖宗自蜀还京时，仍然是“荆棘满城，狐兔纵横”（《通鉴》）。是年十一月，李克用、王重荣合兵在沙苑击败宦官田令孜、朱玫、李昌符的所谓“王师”，田于是挟天子出逃凤翔，乱兵入城，刚刚葺缮过的部分宫室于是再次被焚掠，复“无孑遗矣”（《通鉴》）。或谓“唯昭阳、蓬莱三宫仅存”（《通鉴·考异》）。昭宗和哀帝世（８８９—９０７），长安所遭受的兵厄尤倍于前。乾宁三年（８９６），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怨朝廷曾讨伐朱玫，同时见李克用兵撤离渭北，于是对朝廷“贡献渐疏，表章骄慢”（《通鉴》），朝廷不得不严兵防之，于是乎矛盾进一步加剧。李茂贞率岐军进逼京师，昭宗被迫出幸华州，李茂贞军于是入犯长安，“宫室廛闾，鞠为灰烬，自中和以来葺构之功扫地尽矣”（《旧唐书》）。天复元年（９１０），宦官韩全晦与司徒崔胤之间的矛盾激化，崔令朱全忠引兵七万逼京师以挟天子幸东都洛阳，韩全晦则勾结神策都指挥使李继筠抢先一步逼帝去凤翔，并自御院开始纵火焚宫室。后来，崔胤假朱全忠兵力尽诛宦宫韩全晦等，而朱全忠既破李茂贞，并吞关中，威震天下，遂生篡夺之志。这样，朱、崔之间终生异心。朱全忠依仗兵力，逼昭宗下诏罪胤等，而委重任于心腹，以至于最后挟帝迁都洛阳，同时还“驱徙士民”同迁，致使“号哭满路，老幼镪属，月余不绝。”车驾刚离长安，朱全忠复“以其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这样，“长安自此遂丘墟矣。”古
就在长安城被毁的同时，慈恩寺的殿宇大约亦不复存在，所余者不过一座孤塔而已。尽管留守长安的匡国节度使韩建为驻防之必要，在随后不久对长安进行了改建，但已舍去外郭城和宫城，新城只相当于原来的皇城（子城）；又新城的东西虽建有一小城以为长安、咸宁二县治所（《长安志图》），但亦不足以填两翼之虚。故远在原外郭城东南隅的大慈恩寺的败落景况并未因此有所改变。斋
至五代后唐时，大慈恩寺才又始见修复之功。据宋代张礼《游城南记》载：“长兴中（９３０—９３３），西京留守安重霸再修之，判官王仁裕为之记。”这里的所谓“再修之”，是指局部寺宇的重修，而不只是指宝塔的重修。这従宋人樊察所撰《慈恩雁塔唐贤题名十卷序》碑铭中可以找到证明，此碑载：“五季寺废，唯雁塔岿然独存。有僧莲芳始葺新之，塔之内外，皆已涂圬，唐人题字，不复可见。”察之所记，或许即据王仁裕之《重修记》。经过这次重修，大慈恩寺的面貌已经有了一定的恢复，因此，不忘传统的长安士庶终于又将此地当成游乐之所，“每岁春时，游者道路相属”（《游城南记》）。引文多少透露了寺院的一缕生机。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寺院范围已非昔日的半坊之地，而不过是原来的塔院罢了。従五代僧莲芳“葺新”之后，后世慈恩寺的规模便被确定了下来。知
又据《游城南记》载：宋熙宁中（１０６８—１０７７），“富民康生遗火，经宵不灭，而游人自此衰矣”。这是大慈恩寺的第二次劫难。既然火是由富民康某所引起，则慈恩寺旁邻民居应是无疑的。又“火经宵不灭”，说明这次火灾的严重性。可幸的是寺院虽经火烧而未完全废毁，故张礼元祐元年（１０８６）与友人陈徵明游长安城南时曾自永乐坊东南行至慈恩寺，倚塔抒怀之后，复“出寺，涉黄渠，上杏园，望芙蓉园……”火灾后的宝塔状况是：“塔既经焚，涂圬皆剥，而砖始露焉。”而且，似乎従这时起，塔内楼梯已毁，不再能登攀。可见损坏是严重的。不过，因了这场大火，却使时人有机会为后人保存下一份颇为珍贵、颇有意义的唐代文化遗产。塔壁涂圬的剥落，使得“唐人墨迹于是毕见”。直至张礼游寺时，孟郊、舒元舆等人及无数不闻于后世者的题名仍然留存。后于重和元年（１１１８）有柳心（伯和）、樊察（仲恕）、王正叔、李知常等人通力合用，剥壁摹写、刻石、拓片，编成十卷刊行于世（详见本书“雁塔题名”卷）。知
《游城南记》还透露出另一条信息，即：“续注曰：正大迁徙，寺宇废毁殆尽，惟一塔俨然。”这条资料既可验证熙宁火后寺院仍存的事实，同时又说明大慈恩寺在金代正大年间（１２２４—１２２７）曾经历过一次大的灾难。所谓“正大迁徙”，指的是在１２２４至１２２７这几年中蒙古与金朝的军事力量在关中一带的角逐、征伐及金最后退出历史舞台。史载：正大四年七月，蒙古拒绝金朝的求和，发兵进攻凤翔，直指京兆，关中大震。十二月，蒙古兵进至京兆，接着攻下商州。七年六月，蒙古兵围京兆，金兵救之，但为蒙兵击败，城遂破。九年二月，金将李平以潼关降蒙古，蒙古军于是长驱至陕。次年，金亡于蒙古。就在蒙、金间兵火反复的蹂躏、践踏下，陕西人民备受摧残，大慈恩寺也遭受了又一次大破坏，除一塔外，其余寺宇荡然无存。与孤塔为伴的，唯塔东西两侧龛内的褚遂良书《圣教序》、《述圣记》及上面提及的《唐人题名记》数碑而已。此后至蒙元一代之终亡，百三十余年间，大慈恩寺奄然于世，度过了其“住劫”中最艰难、最寂寞的时光。古
明代的重修斋
朱明王朝建立之后，大慈恩寺的衰败命运并未因此而立即好转，这时的寺况是：“寺亦倾颓，塔已荒落，弗称敬仰。”大约又过了八十余年，重修的土木之功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古
明朝立国之初，太祖朱元璋为了调和最高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分封诸子为王，其次子朱爽被封为秦王，洪武十一年（１３７８）至西安就藩。洪武以后至成化间，被封为秦藩王者依次称孝恭靖王、兴平庄惠王、兴平王。英宗正统十四年（１４４９），“天性孝敬、存心慈善”的兴平庄惠王谒孝恭靖王陵，归途中抵达慈恩寺，“慨古刹之废弛，悯佛堂之狭小，矧为唐时进士题名宴游之所，今则寂寥如是，奚足为名公巨卿来游之观瞻，以称夫吊古兴怀之雅趣邪。”鉴此，“乃恻然树诚心”，与内官陈宝、邓铭一起，舍财募缘，准备兴工重修。然而，工程尚未开始，庄惠王“赍志”而死。兴平王继位后，亦堪称“宗室之贤王”，尤其能以孝敬慈善为心。他“叹先王之志未遂，慨可为之事未为”，有意圆先王之遗愿，将慈恩寺重修而兴复之。于是命陈、邓二公督理重修事宜，施财鸠工。凡瓦甓砖石木土之类，以及合用之物，很快筹集齐全后，即择吉日兴工，“撤旧废残”，重建前、后二殿，各为五楹；又建山门、廊庑、方丈、僧堂等。雕梁画栋，绚丽夺目。继土木工程之后，接着塑诸佛、天王等像，各饰之以金妆。在此同时，对宝塔也进行了修补。“由是整然一新，美哉轮奂，视昔有加。”最后，又恭请有戒行之大德住持，领导僧众弘法修行，祝延圣寿，阴翊皇图。自此之后，“朝钟暮鼓，早香夜经”，一片法事兴隆的景象。随之，大慈恩寺重新成为长安士庶游乐宴息的胜地和乡试举子仿唐故事“雁塔题名”的文化名区。这次重修工程始于天顺二年（１４５８），迄成化二年（１４６６）而告竣，历时共九年。事毕，赐进士第陕西参知政事受正三品诰命特进嘉议大夫吏部右侍郎南阳张用瀚奉命为之撰《重修大慈恩禅寺记》碑，述其功德。古
这次重修，事涉朱明王室，或者说，是由明王室的成员发愿、主持，与当年唐高宗建寺之初衷颇有相似之处。实际上，寺院重修后不久，延聘的住持高僧就曾与明朝廷发生过关系。这位高僧是“大慈恩寺灌顶净修弘治国师”结列领占。他于成化三年二月曾与“蒙遣喇嘛”著旦领占等乌斯藏公干门各向明朝廷贡献毛氆氇，皇帝回赐的物品为彩缎贯纱等物（《陕西省志·大事记》Ｐ１９９）。这件事又进一步说明，既经修复的大慈恩寺在当时最高统治者心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知
此后又经过约半个世纪，至明武宗正德八年（１５１３）四月，大慈恩寺番僧乳奴领占复向明朝廷表奏“修本寺方丈”，明廷于是“令工部会年例物料修理，并拨官军３０００人、锦衣卫军士３００人，赴往帮修”（见《陕西省志·大事记》Ｐ２０５）。这次修葺，在以往有关大慈恩寺的沿革历史记载中是没有见过的。古
又据清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所撰《慈恩寺功行碑记》载，明万历甲辰（１６０４）岁亦曾有过重修。但此碑行文颇有矛盾之处：一谓“五代末，寺经废毁殆尽”与事实不符；二谓自熙宁火后，至“明万历甲辰始修葺之”之“始”字无视了天顺、成化年间重修的事实。尽管如此，万历甲辰重修事应当是属实的，其中，重修雁塔尤其有据可查：一是今寺内所存碑石中，就有《重修雁塔落成》碑石一方，碑末所署立石时间为“万历三十三年岁在乙巳孟秋初吉”。碑文内容为赞扬重修功德诗五首（见录于本书“诗文”卷中）。碑末谓：“雁塔古胜迹也，顾年久毁坼，幸当途诸公捐俸修葺，巍然新峙。”“当途诸公”属谁，落款字迹漫涣，不可得而知，但従“捐俸”二字看，其为地方官无疑。这次修塔的任务包括加固唐塔体，重建塔内楼梯，在唐塔体外包砌３６至６０厘米厚的水磨砖对逢包层，此外还补足了塔檐角所缺风铎。风铎上有“万历三十二年重修”字样，这又一次证明万历甲辰重修的事实。（参见本书“考古与文物”卷）。此次重修，当始于万历三十二年，经年而工程告竣，于是有“刘珩温伯”等题诗颂其功德。除上述诗碑及风铎铭文外，今寺内未见有其它有关重修碑。主
清代的历次重修知
清时期，大慈恩寺重修之功屡见。今寺内所存碑石中，事涉清代寺院重修有四方，即康熙十年（１６７１）的《重修大塔寺遇仙桥记》、康熙十七年的《重修大雁塔寺前轩记》、道光十二年（１８３２）的《重修慈恩寺碑记》和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的《重修慈恩寺记》。今依之叙述如下：知
遇仙桥者，慈恩寺前跨黄渠（实应称曲江支流）之石桥也。自寺出跨此桥，可至杏园、曲江池和芙蓉园。桥建于何时，因何而得此名，皆无明文记载。查《全唐诗》，得《慈恩塔院女仙题寺廊柱》诗一首，诗序谓：“传说太和三年，长安慈恩寺塔院月夕，忽见一美妇人，従三四青衣来，绕佛塔言笑，甚有风味。回顾侍婢，白院主借笔砚来，乃于北廊柱上题诗。院主执烛出视，悉变为白鹤，冲天去。”仙女所题诗是：斋
皇子陂头好月明，忘却华筵到晓行。主
烟收山低翠黛色，折得莲花远恨生。知
湖色团团夜如镜，碧树红花相掩映。古
北斗阑干移晓柄，有似佳期常不定。斋
遇仙桥之建及得名与此有关否？不得而知之。主
康熙十年辛亥花月吉日，原署四川崇庆州知州王毓贤等数人従寺前过，见石桥于不久前倾塌，行人颇为此烦苦；同时也觉得，曲江本名胜之区、名贤游赏之地，石桥既塌，亦影响游人雅兴。于是相约捐资重修，不满月而功告成。记事碑署名僧共五人，即镇□、镇贤、惟忠、方真、觉义是也。这或许就是慈恩寺当时之住僧。或者说，慈恩寺当时的住僧人数至少有五人。这従一个角度反映了慈恩寺当时的发展状况。古
重修遇仙桥七年之后，复有大雁塔寺前轩之修葺。従所存康熙二碑看，当时的慈恩寺不称原名，而是称作“大塔寺”或“大雁塔寺”。寺前轩者，或即山门与遇仙桥之间的建筑物，従乾隆时《慈恩寺功行碑记》上部的“雁塔胜迹图”看，轩基为相当于一层楼高的长方形台座，中开南北相通的两个券形门洞。其上为一券脊歇山顶单层建筑。始建于何时，不可考。康熙十七年，有大总宪少司马哈公、大中丞开府杭公于孟夏二日率僚属一干人等游东郊，至大雁塔憩息，周览寺宇时，见此轩据势爽垲，既可以避阴乘凉，又可以行觞歌乐，惟惜其已破旧，不堪风雨。兴怀既起，于是辄行修葺。所谓修葺者，不过是剪缭垣之荆棘，除砻证之沙砾，以及扶危堵漏而已，既不尚雕饰，亦不增丹青；不烦手足于民，不费人之产。可知这次修葺不过仅限于一轩，而且亦无大的土木之功。陕西西延凤汉兴等处提刑按察使司加二级麻尔图于事毕之日撰文以记之。知
道光十二年（１８３２）《重修慈恩寺碑记》又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国朝康熙戊辰，川陕总督鄂（海）公捐俸重修，底今将近二百余年，画栋朝云，珠帘暮雨，凭式而过者，孰不有今昔之慨哉。寺有憨公和尚，绸缪未雨；又有印可上人，经营鸠工，接踵而修，聊以避风雨而已。”按：“康熙戊辰”即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憨公、印可上人皆为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前后人。据《清史稿》鄂海本传，鄂海至康熙三十二年始出任陕西按察使，五十二年始为川陕总督。由是知：二十七年鄂海捐俸重修诚不可能，重修确凿的时间应是五十二年之后。五十七年为“戊戌”岁，因疑“戊辰”实“戊戌”之讹。这样，这次重修的时间实为五十七年（１７１８）。由此知：康熙五十七年及其后至乾隆十一年前，大慈恩寺都有土木之功。但今均无专门的重修碑存世，详细过程已不可得而知。惟据乾隆十一年《功行碑记》碑上部所刻“雁塔胜迹图”可窥康、乾世寺宇堂殿名称及其布局的情况：在寺院的南北中轴线上，其主要建筑自南而北有歇山式山门五间（中三间和左右各一间）、歇山式天王殿三间、歇山式大雄宝殿五间、推山式便殿五间、七级大雁塔；天王殿两侧为钟、鼓楼（方形歇山式二层），钟鼓楼以北各有平房四幢，面宽各约五间，再北又各有便殿三间。寺周设围墙。山门南有一建筑，高两层，底层为东西向长方形台子，中设南北相通的二券门洞，其上为一券脊歇山式三间殿。此建筑之南即东西流向的曲江支流。可知，至乾隆世，大慈恩寺的基本建筑是齐备的，院落是完整的，全部建筑约有七十间。此时，寺内有高僧住持，“丈室邸返，斋厨严整，四方冠簪，远近至者无虚日”。法事情况由此可见一斑。《功行碑》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和硕果亲王到寺，机锋颇合，于是额题“慈云法雨”四字赠之。这无疑也是慈恩寺当时的一件盛事。斋
康熙二十七年（实即五十七年）重修的寺宇，虽有雍、乾时寺僧的维修，但无奈历时久远，何胜风雨之侵？“其后殿堂倾圮，僧舍摧残，人人蒿目。”正当其时，幸而有清元长老出任慈恩寺方丈，“上承圣天子劝人为善之雅意，下倡释门皈依僧法之精进，募化檀那，骤兴土木，补葺旧址，建造檐楹。”这是慈恩寺的又一次重建，工程量为：重造山门三间、钟鼓楼二座、天王殿三间、客堂对面六间、厢房十四间、游廊六间，同时还修好了雁塔内之楼梯。这是继明万历三十二年施梯之后的又一次重修塔内之楼梯。工程完毕之后，由住持通元及僧永杰、一德、一照署名立石记其事。时为道光十二年（１８３２）。这次重建工程没有公干人员的参与和资助，仅靠寺僧化缘所得施工，但工程的规模并不亚于康熙五十七年的重修。知
可惜的是，道光间重建的寺宇才存在了三十余年，又不幸毁坏殆尽。造成此一劫难的原因仍然是兵火。同治元年（１８６２），饱受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剥削和民族歧视的陕西回族群众在太平天国革命的鼓舞和推动下，揭竿而起，掀起了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由于回民起义动摇了清朝在西北地区的统治，清朝政府为了挽救危局，于是派出重兵进行镇压。就是在这次历时约两年的反抗压迫与镇压反抗者的战争中，大慈恩寺被熊熊烈火所烧毁，“殿宇灰烬”，惟一塔岿然独存。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秋，头品顶戴兵部侍郎抚陕使者皖怀叶伯英偕二三僚友郊游，至于塔下，见故址荒凉，佛堂湫隘，题名碑碣委弃于瓦砾榛莽中，以为既“不足以妥祉灵”，也不利于“崇文教”，于是与李菊圃、方伯用、清怀、清观、察曾和数人商谋恢复，并同推直刺张宏运负责统筹督工。这次重修，共建寺门五楹，佛殿二座及钟鼓二楼。此外，在院之西边还建成“游宴之室”。如此工程，仅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即告完成，金、木、陶、漆等工料总用线三千余缗，皆出自叶伯英及观察使方伯用之“余俸”，未费分文民财。古
光绪《重修慈恩寺记》碑总结说：“我朝康熙中，鄂、哈（占）二公总制川陕，先后增修，规模宏整，历二百余年乃废而后兴，坠而复举，谓非斯寺之幸欤，而独斯寺之幸也！此邦之科第蔚起，当与斯寺无终极矣！”的确，大慈恩寺之所以能存在至今，实应归功于清代多次不厌其烦的重修。又因了这多次的重修，不仅寺院得以延续法脉，而且为三秦人民保护了一处文化名区。大雁塔、慈恩寺其实不仅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梵宫古刹，它同时还是三秦文化的宝库和丰碑，寺中存在的历代雁塔题名碑所反映的“此邦之科第蔚兴”不过是其丰富、厚重文化的一个方面而已。古
民国时之重修斋
历史在时间的长河中流淌还不到半个世纪，光绪年间重修的殿宇又已陵夷，“题名碑碣，半委荒榛”，独存者惟一塔而已。民国十九年庚午，关辅冰雹荒旱，瘟疫横行，男女逃亡，尸骸道路，野寺风寒，“生人游地狱，活鬼哭闾阎”。在此大饥大疫之季，朱子桥居士“星夜赴陕”，开展赈灾活动，冀拯黎元于水火。朱子桥，字庆澜，浙江绍兴人，行伍出身，曾任中东铁路护路总司今兼地方长宫，“９．１８事变”后，率部参加抗战。初不信佛，因好友相劝，始奉空门。陕西发生灾荒之后，他随即于１９３０年入陕查灾放赈。其功弥多，此处不赘。在赈灾的同时，朱氏还热心佛教事业，其活动主要包括修复古刹丛林、祖塔和弘法两个方面。１９３０至１９３７年间，先后筹集资金整修大慈恩寺、大兴善寺、青龙寺、铁塔寺（千福寺）、泾阳大壶寺（惠果寺）、终南山净业寺、草堂寺以及增设南五台之茅蓬等，此外还加固了扶风法门寺真身宝塔、长安华严寺的杜顺和尚塔及清凉国师塔、兴教寺玄奘师徒三塔。其中，整修慈恩寺和加固法门寺塔用力最多。他従山西五台山请来宝生和尚到慈恩寺主持工役，慈恩寺原住持常真和尚天性谦恭，让出寺任，全力配合。宝生和尚一面整饬寺纲，使之清规井井；一面又放种施粮，开单结众，添置寺产等等。在此同时，重修事宜亦提上日程，“添筑献殿五楹、观堂一座，寮房、香积、方丈十余间，修补钟鼓二楼以及墙垣数十堵。”此外还“基正”浮图七级。经过重修的慈恩寺，“金碧辉煌，栋梁灿灼，莲台、佛像焕然一新”。整个工程的材料、工资的开支共达２万余元，全数由朱子桥将军、铁道部总长叶虎查、厅长勉仲、五台山佛教会会长杨子繁、李福田诸大德慨助。工毕，贡生刘宗汉撰《朱子桥重修大慈恩寺功德碑》和《重修大慈恩寺纪念碑》记其事。后来，朱子桥又与李福田、唐慕汾、康寄遥、诸善长及陕西缁素于慈恩寺共同发起创设慈恩学院，成立董事会，筹集藏经，延请名师，以期恢张慈恩学说（详见本书“慈恩学院”卷）。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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