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慈 恩 寺 志 

                


卷首寄语

    1995年,我従大兴善寺调任大慈恩寺监院,能够住在这样的一座寺院里修证和弘扬佛法,心里既高兴,也感到责任的重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大慈恩寺従落成的那天开始便成了玄奘大师译经弘法的重镇,同时也是他所创立的法相唯识宗的祖庭。因此,我们的一言一行,事关玄奘大师的声誉和事业,不能有须臾的怠忽。

    玄奘大师自贞观十九年(645)求法归来至麟德元年(664)圆寂,总共在长安生活工作了20个年头,先后译出大小乘显密经典75部1335卷,其中尤以法相唯识学经典居多。在这20年中,有11年(648—658)是住在大慈恩寺内,在皇太子李治专门为其建造的翻经院里译经弘法,象《摄大乘论无性释》、《大乘百法明门论》、《摄大乘论世亲释》、《摄大乘论本》、《阿毗达靡识身足论》、《缘起圣道经》、《如来示教胜军王经》、《菩萨戒羯磨文》、《王法正理论》、《最无比经》、《菩萨戒本》、《大乘掌珍论》、《佛地经论》、《因明正理门论》、《称赞净土佛摄受经》、《瑜伽师地论释》、《分别缘起初胜法门经》、《说无垢称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广百论》、《大乘广百论释论》、《本事经》、《诸佛心陀罗尼经》、《受持七佛名号所生功德经》、《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阿毗达磨显宗论》、《阿毗达磨俱舍论本颂》、《大乘成业论》、《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佛临涅脖记法住经》、《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大阿罗汉难提密多罗所说法住记》、《称赞大乘功德经》、《拔济苦难陀罗尼经》、《八名普密陀罗尼经》、《显无边佛土功德经》、《胜幢臂印陀罗尼经》、《持世陀罗尼经》、《十一面神咒心经》、《阿毗达磨毗婆沙论》、《阿毗达磨发智论》等40余部约五百卷经典就译出于大慈恩寺。为了翻译这些经典,従住进大慈恩寺的那天开始,特别是贞观二十三年太宗皇帝崩驾之后,即“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程课,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续之;过乙之后,方乃停笔;摄经已,复礼佛行道;至三更渐眠,五更复起,读诵梵本,朱点次第,拟明旦所翻……”玄奘大师这种为弘扬佛陀正教、为建设中国文化而争分夺秒、竞竞业业、无私忘我地工作的精神品格,永远是我们大慈恩寺僧众,同时也是广大佛教四众和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玄奘大师在国内游学时即遍学三藏典籍,尤其精通《俱舍》、《摄论》、《涅脖》等经论。为了弄清楚《摄论》与《地论》在法相学说方面的分歧的原因,因此决定到佛教的策源地印度游学,寻觅全面阐释三乘学说的经典《瑜伽师地论》。在印度求法期间,玄奘大师于那烂陀寺师従著名大德戒贤三藏法师,听其讲《瑜伽论》三遍,历时达数年之久;还听讲过《顺正理论》、《显扬圣教论》、《对法》、《因明》、《声明》、《集量论》、《中论》、《百论》等,或一遍,或二遍,或三遍不等。此前此后,玄奘大师还遍游五天,先后従师学《俱舍论》、《顺正理论》、《因明》、《声明》、《广百论》、《经百论》、《对法》、《显宗论》、《理门》、数种《毗婆沙论》、《萨婆多部辨真》、《发智论》、《六足论》、《大众部根本阿毗达磨论》、《正量部根本阿毗达磨论》、《摄正法论》、《成实论》、《唯识抉择》、《意义理》、《成无畏》、《不住涅脖》、《摄正法》、《十二因缘》、《庄严论》等等,従此成为佛学上一位广综博学的大家。大师还国后,遵照正法藏戒贤三藏之叮咛嘱咐,开弘其一系之法相唯识学。至贞观二十二年译出《瑜伽师地论》百卷,随后又渐次译出唯识学方面的一系列经典如《解深密经》、《摄大乘论》之《无性释》与《世亲释》、《阿毗达磨毗婆沙论》、《因明正理门论》、《大乘百法明门论》、《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成唯识论》等,従而开创了中国佛教唯识宗。学术界认为,唯识学思想従阿含发展到般若,到中观,到瑜伽,体现了印度佛教思想发展日趋严密的过程,无论従思想的系统性或组织的严密性而言,都是世界上同时期里其它国家的哲学思想所无可比拟的,它的突出特点是“由个人的身心推演到主客观,推演到内外世界、宇宙万象,乃至生命的形上形下各层意义,同时又由理论符合到实践意义,透出实践的方法”(张曼涛主编的《唯识学的发展与传承》)。因此,有学者认为,唯识学的产生是佛教教理史的一大进展,甚至认为,大乘佛教的理论化直到唯识学的产生才宣告真正的完成。据此可以看出玄奘大师对唯识学思想追根究底并在中国大力加以弘扬之原因及意义所在。继承玄奘大师的遗志,理所当然地包括继承其学说并进一步加以恢张弘扬。

    玄奘大师在印度求法,时达十七年之久,他的不怕困难的精神,学而不厌的精神,谦恭有礼而又不失原则的品格,以及博学多识,赢得了五天僧俗、举国上下的爱戴和崇敬。刚到那烂陀寺,即被推为该寺通达三藏的十大德之一,受到隆重的礼遇;在那烂陀寺讲《摄论》和《唯识抉择论》,消弭歧异,会通瑜伽、中观两家学说,并且写成《会宗论》,受到戒贤三藏及其他大德的称赞。又针对正量部论师般若掬多所著《破大乘论》而撰成《制恶见论》以维护大乘佛法,在戒日王为其召集的有五印度十八国国王及大小乘僧人、婆罗门、外道等五千多人参加的曲女城大会上,历十八日,竟无一人对玄奘大师的《会宗论》及《制恶见论》敢于驳难或提出异议,従而被大小乘僧人分别推尊为“摩诃耶那提婆”(华言“大乘天”)和“木叉提婆”(华言“解脱天”)。曲女城会后,又应邀随喜参加了戒日王在钵罗耶伽国两河间举行的第六届无遮大会,到会道俗五十余万人,所受荣宠,有加于前。当玄奘大师庄严经像、准备还国时,那烂陀寺诸大德力劝其留在印度弘法,并以所谓“蔑戾车地,轻人贱法,诸佛所以不生;志狭垢深,圣贤由兹弗往……”等恶语诋毁中国时,玄奘大师不卑不亢,严辞予以反驳,还国弘化的决心未曾为之动摇。后来,鸠摩罗王更说:“师能住弟子处受供养者,当为师造一百寺。”玄奘大师复苦言相告说:“支那国去此遐远,晚闻佛法,虽沾梗概,不能委具,为此故来访殊异耳。今果愿者,皆由本土诸贤思渴诚深之所致也。是以不敢须臾而忘。”无奈,鸠摩罗王只好厚施饯行,而玄奘大师惟取一“曷刺凇披”(毡子一类物品)充雨具之外,余并不受。鸠摩罗王相送数十里始告别,各自呜咽不能已。玄奘大师不以博学而傲世,不因荣宠而忘归,心系祖国,志在传弘,充分体现了一个文化使者的大家风度与爱国主义者的情怀。

    事实说明,玄奘大师的人格是顶天立地的,他的精神是深邃无比的,他的事业是经天纬地的,他的形象是光辉灿烂的,他不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我们为大慈恩寺与玄奘大师具有这样一份深厚的因缘而感到骄傲、受到鼓舞、得到鞭策。我们的责任是:宣传玄奘大师的光辉事迹,学习玄奘大师的高尚情操,继承玄奘大师的利生事业,把弘扬和研究玄奘大师的法相唯识学思想当成我们一项永远的功课。建造玄奘三藏院、奉安玄奘大师顶骨舍利于纪念堂内,以及策划编写《大慈恩寺志》等等,这都是我们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理所应做的事情,都是出于一个共同目的,即弘扬光大玄奘大师的精神和学说。今后,我们将进一步严格寺纲、健全制度、加强僧伽教育,不断提高寺僧的思想素养、文化素养和修证的自觉性,在自身修证的同时,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教化众生,为净化社会,为社会安定、祥和尽一份力量,做一个无愧于玄奘大师的正修正行的僧人。

    谨此寄语。

    增勤敬撰公元2000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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