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宋代相权之强化

　　宋代宰相有多大权力，与前后朝代相比究竟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这一直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史学界以往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宋代的相权缩小了，宋代把军权分给枢密院，财权分给三司，设审官院分宰相的用人之权，同时，宰相还要接受台谏的严密监督，在中书门下又分设参知政事，以牵制宰相，所以，宋代宰相的权力已经萎缩到令人难堪的地步。钱穆的《论宋代相权》就持这种“宋代宰相权弱”的观点①，以后史学界所论大致沿袭这个观点，几成定论。近十几年以来，部分学者在认真排比了宋代第一手史料后，得出完全相反的意见。如王瑞来先生在《宋宰辅编年录研究》（代序）中总结说：“在不断与皇权抗争中，宋代的相权总的看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重要。有宋三百年的政治舞台，基本上是由这群掌握实权的宰辅导演的，而皇帝在多数情况下，不过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尊贵的偶像而已。”②张其凡先生考察宋初中书事权之后，得出相权强化的结论，《宋初中书事权初探》说：“中书的权力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①

　　 上述两种意见，都是从皇权与相权对立的角度观察史实。张邦炜先生则改从两者统一的角度考虑问题，认为宋代皇帝的最高统治权和宰相的最高行政权是相辅相成的，“宋代的皇权和相权都有所加强。”②这种意见很具启发性。真宗曾对宰相等说：“上下和睦，同济王事，忠孝之诚，始终如一。”宰相张齐贤等回答：“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上下一体，岂有不同其心而能济国家政事者哉。”（《长编》卷43）宋代帝王与宰相在许多时期内确实基本上做到了“上下一体”，所以，两者的地位和权力都得以加强。宋代“积贫”、“积弱”，在强敌的环拱之下却依然能存在三百多年，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得力于君臣的同心同德。翻检两宋史料，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两宋基本上没有后妃、外戚、宗室、宦官擅权乱政之事发生，只有权相架空皇帝，独揽中央大政。这个简单的事实以最简洁的方式证实了宋代相权之强化。

　　 讨论宋代相权的强化或衰弱，还必须澄清一个问题：即以哪个朝代作为参照系，作为比较对象。西汉前期，实行丞相开府的个人领导制，丞相可以开府自辟僚属独立行使各项权力，包括选用朝廷和地方官吏，统辖百官，主管郡国上计考课，自行诛罚予夺，总领百官朝议奏事，封驳谏议等，可以自行惩办千石左右的太中大夫等中级官员，对内史之类的二千石大臣，也可以先斩后请。与这一阶段的宰相相比，宋代的相权当然是衰弱了。从突出个人领导作用的三公制到隋唐的三省制，逐渐建立起宰相的集体领导制度，集体领导制中的每位宰相，权势都不如个人开府负责时期的宰相。讨论宋代相权的强化，是在宰相集体领导制的范围内，主要与隋唐时期三省制度下的宰相比较所得出的结论。

　　 全面排比两宋史料，就能发现宋代在不同的时期或皇权和相权都得到强化；或相权过度膨胀，确实削弱了皇权，不可一概而论，但以前一种情况占主导地位。形成这样一种现象，首先必须推究其变化的历史起因。

第一节 与士大夫治天下

　　 宋代相权强化的最根本原因是帝王做出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抉择。柳詒徵先生说：“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故惟宋无女主、外戚、宗室、强藩之祸。宦寺虽为祸而亦不多。”（《中国文化史》第516页）

　　 宋代中央集权大大加强，这一点古今史学界都没有异议。宋代中央集权，包括皇权和相权两个组成部分，这是在一个整体中互相依赖的一对矛盾。当双方的统一性占主导地位时，任何一方的强化都是对另一方的支持；当双方的矛盾性被凸现出来时，任何一方的强化都是以削弱另一方为代价的。两者关系的一般模式是“委任责成”，即皇帝委治国重任于宰相，责其成功。其中，皇帝握有最终决策权和最高统治权，宰相仅有最高议政和行政权。在常态模式之下，相权的充分发挥，便是皇权的最好体现。

　　 封建专制政体的权力结构呈金字塔型，皇帝便处于金字塔的塔尖，由他支配权力并操纵权力的运转。但是，作为个体，皇帝的能力、精力、时间都是有限的，他必须要依赖某一群体或某几个群体，委托他们共同治理国事，共同组成权力中心。贞观四年（630），唐太宗对萧瑀评价隋文帝时说：隋文帝“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贞观政要》卷1《政体》）唐太宗将此作为一条历史经验教训来汲取。宋代真宗也认识到：“天下至大，人君何由独治也？”（《长编》卷86）历史上，皇帝或信任亲近内臣，或依靠同姓宗亲，或仗恃外姓国戚，或听命身边后妃，中央权力机构中分别出现宦官、宗室、外戚、后妃擅权的局面。

　　 宋代开国帝王，深刻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做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选择，将士大夫群体作为唯一可信赖依托的对象。这种治国方针，固定为“祖宗家法”，为历朝皇帝所遵循。宋太宗对宰相李昉等说：“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当各竭公忠，以副任用。”（《长编》卷26）宋徽宗诏曰：“人君所与共治者，惟辅弼大臣。”（《宋会要·职官》1之32）吕诲则说：皇帝“所与朝夕谋议者，二三执政而已。”（《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7）文彦博也曾对宋神宗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长编》卷221）御史彭汝礪对神宗说：“陛下所与共天下事者，惟一二执政之臣。”（《长编》卷285）左司谏王岩叟对哲宗说：“臣窃以陛下所与共天下之治者，惟二三执政大臣而已。得其人，则陛下不劳而天下蒙福；非其人，则天下受弊而陛下独劳”（《长编》卷370）。殿中侍御史里行吴中复将其归纳为“威福在于人主，而治乱要在辅臣。”（《长编》卷176）在这一点上，宋代皇帝和士大夫已经达成共识。

　　 1、历史的反思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

　　 宋代皇帝做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决策，首先源于对历史的反思。宋朝开国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已经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的国家盛衰兴亡之经验教训。历代明智的帝王皆懂得“以史为鉴”，制定切实可行的建国、治国方针政策。唐太宗言“以古为鉴，可知兴替。”（《旧唐书》卷97《魏征传》）就是这种意识的概括。

　　 ① 以文抑武。

　　 帝王们“以史为鉴”，总是对时间距离最近的一个朝代的历史记忆最深。宋代统治者面对的是曾经有过强盛繁荣、疆域辽阔的大唐帝国，这个帝国后期又曾经陷入战火遍野、四分五裂的局面。绵延至五代十国，更是政权更换频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究其原因，无非是其武人跋扈、拥兵自重、争权夺利、割据一方，宋太祖就是依靠兵变黄袍加身。个中因由，宋代统治者心中如同明镜一般清楚。

　　 宋代的建国、治国方针政策，几乎都是针对唐五代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建立和制定的，以至后来沿袭为“祖宗家法”。宋初所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武人为非作歹，不顾国家法纪，势力恶性膨胀。铁骑左厢都指挥使王彦升，居然在某一夜跑到宰相王溥的私邸寻求财物，太祖知道后十分厌恶。龙捷左厢都指挥使马仁瑀，向知贡举薛居正私自推荐人选，被拒绝后，竟在闻喜宴日，“携所属士漫骂居正”（《长编》卷4）权侍卫步军司事王继勋“纵令部下掠人子女，里巷为之纷扰。”（《长编》卷6）这些武人往往没有文化教养，为官素质极差，太祖曾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知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即：太祖认为，最次的文臣也要优于武臣。所以，太祖一再强调“宰相须用读书人”（皆见《长编》卷7）。显然，太祖是将信任给予了文人士大夫。

　　 宋代开国帝王既对武人深具警惕之心，便采取了系列防范措施（详见“枢密院”章节），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以文抑武”，充分信任文人士大夫，在各种岗位上委文人士大夫以重任，甚至地方统率之职责与中央军事首脑枢密院长官也都由文人士大夫充任。宋太宗以后，逐渐形成以文臣任统兵官、督率武将的定例。宋哲宗时大臣刘挚更将其归纳为“祖宗之法”，他说：“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挥。国家承平百有二十余年，内外无事，以其制御边臣得其道也。”（《历代名臣奏议》卷238《任将》）甚至到了南宋初年戎马倥偬的岁月，宰相李纲仍然要求“于沿河、沿淮、沿江置帅府，以文臣为安抚使带马步军都总管，武臣一员为之副，许便宜行事。”（《宋史》卷167《职官志》）枢密使副之职更是多数由文臣出任（详见“第六章第一节”），宋仁宗时蔡襄说：“国家既定四方，追鉴前失，反封边议、论兵要，内宥密而外方镇，多以文臣任之。武臣剟去爪牙，磨冶壮厉，妥处行伍之间，不敢亢然自较轻重。然则天下安危大计，其倚重文臣乎。”（《宋文鉴》卷87《送马通判序》）

　　 “以文抑武”基本国策的贯彻实施，在宋代培养起一种轻蔑武人的观念。尹洙曾比较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儒林公议》）又，南宋光宗为太子时，其太子妃李氏与太子左右争吵，以至诉于高宗、孝宗两宫，李氏出身于武将之家，高宗因此轻蔑地说：“终是将种”（详见《四朝闻见录》乙集）。

　　 ② 崇文措施。

　　 宋代帝王倚重文臣，以文治国，便有一系列的尊崇文人士大夫的措施出台。首先，宋代统治者改革科举制度，拓宽文人的发展道路。宋代科举彻底取消了门第限制，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子弟都被允许应试入仕。同时废除“公荐”制度，推行弥封、誉录之法以严格考试制度，最大限度地防止了考场内外的徇私舞弊活动，以保证科举考试中“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公平竞争原则的实施。录取名额也大量增加，宋真宗时一次录取竟达1638人之多，宋仁宗时又规定一次录取以400人为限。而且增加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中者均为“天子门生”，荣耀无比。进士及第，即释褐授官，升迁极快。《宋史·宰辅表》列宋宰相133名，科举出身者高达123名，占92%。状元及第，更是荣耀无比，荣华富贵，指日可待。真宗咸平五年（1002），王曾连中三元，成为新科状元，翰林学士刘子仪便对他开玩笑说：“状元试三场，一生吃着不尽。”（《东轩笔录》卷14）宋人有诗咏状元及第说：“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闲平步上青天。”（《宜斋野乘·状元词误》）

　　 其次，宋代统治者宽厚待士。宋太祖曾立下誓碑，不许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北宋没有诛杀大臣之事。南宋权力之争复杂化，出现权臣独断、宫廷政变等白刃化的权力争夺事件，然诛杀大臣之事依然极少。宋代还将有才华的文学之士选入馆阁，侍奉于皇帝左右，“高以备顾问，其次与议论，点校雠，得之为荣。”（《宋史》卷162《职官志》）

　　 再次，宋代统治者所依赖的是位于权力核心的中枢大臣，因此这些大臣的俸禄十分丰厚，为官收入名目繁多，有正俸（包括俸钱、衣赐、禄粟），加俸（包括职钱、傔人、衣粮、傔人餐钱、茶酒厨料、薪蒿炭盐、各种添支、及爵勋供给），职田等。所以，清人赵翼有“宋制禄之厚”、“恩逮于百官惟恐其不足”之说①。

　　 ③ 以文为贵。

　　 宋太祖、太宗出身行伍，早年缺乏必要的文化教育。作为一代开国君主，他们确实具有较为远大的目光，深知“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道理，把建立赵宋稳固江山、治国平天下的热望寄托于文人士大夫。太祖强调“作相须读书人”，自己“晚好读书”，甚至期待“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 （《宋史》卷3《太祖本纪》）。太宗即位后，大量扩充科举录取名额，第一榜（太平兴国二年吕蒙正榜）就取士500人，超过了太祖朝17年取士的总数②。太宗解释此举意图时说：“吾欲科场中广求俊彦，但十得一二，亦可以致治。”（《石林燕语》卷5）并以三馆新修书院为崇文院，集中才学之士修攥《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大型类书，弘扬文化。自太宗朝开始，进士出身的文人士大夫迅速获得朝廷重用，大量涌入二府中枢机构，成为执掌朝政的主要政治力量。宋代第三位皇帝真宗还作《劝学文》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古文真宝》卷首）。这一切并不是空头许诺，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北宋蔡襄说：

　　 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文士也。（《端明集》卷22《国论要目》）

　　 宋代儿童发蒙念的《神童诗》开篇就说：“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太祖、太宗对文人士大夫的渴望，对读书的崇尚，以及对武人的防范，逐渐形成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演化为宋人“以文为贵”的思想意识，并积淀成一种下意识的心理仰慕和追求。宋人求学读书之风甚盛，“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容斋随笔》四笔卷5）历年参加贡举的人数不断增加，太宗即位第一次贡举时（977），已有5300人参加考试；真宗即位第一次贡举时（998），激增到2万人。北宋晁冲之《夜行》诗说：“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风气之盛，一至于此。

　　 2、权力收纵自如，无尾大不掉之虞。

　　 宋代统治者做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决策，还基于对士大夫阶层本质的认识。这种认识使他们坚信士大夫阶层的绝对可靠性，这个政治群体只能依附皇室，发挥他们的政治作用。

　　 ① 出身孤寒，依附皇权。

　　 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组成成分，与前代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隋唐以后重科举取士，为中下层的寒族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打开方便之门。不过，隋唐之际士族还有相当势力，他们对科举考试也有一定的操纵能力，因为当时考试还没有采取弥封制，录取是直接面对考生的。宋代庶族与士族的势力对比再度起变化，经唐末五代的扫荡，士族势力荡然无存，加上科举考试公平原则的具体贯彻实施，来自中下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受益者。

　　 通过科举取士，帝王也有意识地让下层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能够替中下层知识分子拓清仕进之路，宋代帝王的作为甚至在不同程度上违背了“公平”原则。如开宝元年（968）三月，因翰林承旨陶榖之子陶邴试进士合格，名列第六，太祖“遽命中书复试”，并诏曰：“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委礼部具析以闻，当令复试。”（《长编》卷9）太宗雍熙二年（985）三月，殿试得进士179，后再得诸科318人，“宰相李昉之子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之从弟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许仲宣之子待问，举进士试皆入等。上曰：‘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为有私也！’皆罢之。”（《长编》卷26）景德二年（1005）三月，真宗又特别“诏诸王、公主、近臣，无得以下第亲族、宾客求赐科名”（《长编》卷59）。大中祥符元年（1008）四月，真宗特别“召所谓势家子弟者，别坐就试”（《长编》卷68）。“内举不避亲”，尚是美德，更何况通过弥封考试公平竞争脱颖者。太祖要求世家子弟复试、太宗所说的“谓朕有私”、真宗要求的“别坐就试”都是借口，其真正原因是为“孤寒”出仕拓清道路，同时抑制“势家”的形成。开宝八年（974）二月，太祖在殿试时对举人们说：“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长编》卷16）把帝王的良苦用心说得一清二楚。

　　 在帝王的有意识抑制之下，北宋初期的达官贵族的子弟甚至都不敢参加科举考试。如《石林燕语》卷5载：范杲是宰相范质的侄子，“见知陶榖、窦仪，皆待以甲科，会有言‘世禄之家不当与寒畯争科名’者，遂不敢就试。”卷8又载：“旧制，执政子弟多以嫌不敢举进士，有过省而不敢就殿试者，盖时未有糊名之法也。”

　　 进入仕途后，这些来自下层的知识分子也成为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主体部分。如太宗时的宰相张齐贤，“孤贫力学，有远志”；名臣王禹偁“世为农家，九岁能文”；真宗、仁宗时的宰相王曾“少孤，鞠于仲父宗元，从学于里人张震，善为文辞”；名臣范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欧阳修“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均见诸人《宋史》本传）。这些人都依赖科举进入官场，位至显赫，成为宋室的腹心大臣，宋代统治者所信任和托付国事的就是这个阶层的文人士大夫。

　　 这一大批出身贫寒、门第卑微的知识分子能够进入领导核心阶层，出将入相，真正肩负起“治国平天下”的历史使命，完全依靠朝廷的大力提拔，因此他们对宋王室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即使仕途屡遭挫折，也此心不变。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文人士大夫必须“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进退皆忧”、“先忧后乐”的意识成为宋代文人士大夫从政的主体精神，与前代士大夫“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的意识有很大的差异。范仲淹本人就以身作则，他登第为官后，便开始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和抱负，积极给朝廷上书，倡言变革。经过数十年的不断努力，终于在庆历年间仁宗托付范仲淹着手整顿吏治，改革朝政。“仲淹亦感激际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长编》卷150）“庆历革新”虽然很快就失败了，但并没有改变范仲淹“先忧后乐”的一贯精神。范仲淹还曾捐地建校、推俸助人、建立义田，即使是在母丧大悲之际，也“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范文正集》卷8）。范仲淹坚持不懈、以身作则的“进退皆忧”、“先忧后乐”的精神，被宋代文人士大夫广泛地接受下来，成为人们学习的现实楷模，从而改变了五代以来士风颓败的局面。《宋史·范仲淹传》言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朱熹也极力称赞范仲淹“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朱子语类》卷129）之功。如欧阳修就是“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井在前，触发之不顾。”（《宋史·欧阳修传》）宋王室当然欣赏这种感激奋发的忠诚，因此也坚定了他们依赖这一批文人士大夫的信心和决心。

　　 特别关键的一点是这些文人士大夫出身寒微，没有世家势力作为社会背景，故也没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和实力，其荣辱盛衰皆掌握在帝王手中，即使位极人臣，也不会对赵宋王朝构成潜在威胁。布衣卿相的仕宦经历决定了他们对赵宋王朝的耿耿忠心，对皇室的依附性极强。他们一旦被罢免，就不再对朝政发挥影响，如果不是皇帝对老臣的恩惠，他们甚至在朝廷中不会留下太多的政治根基。这与魏晋以来的门阀世族士大夫阶层的作为大相径庭。东晋时，王、谢诸世家的势力足以与皇室分庭抗礼，即使家族中屡出叛逆罪徒而被朝廷剿灭，也不影响家族势力的延续。

　　 宋代宰相时而自称“措大”，即一介穷书生，这是他们对自己身份的一种体认。宰相所体现出来的权威和权势，就是皇帝的权威和权势的反映。赵普三度入相，且独相近十年，不可谓不显赫，然他深自警惕，告戒其子弟说：“吾本书生，偶遇昌运，受宠逾分，固当以身许国，私家之事，吾无预焉。”（《长编》卷29）英宗即位初，因病废事，国家大事皆取决于二府大臣，此时宰辅们的权力不可谓不大，然当时的参知政事欧阳修对太后说：“臣等五六措大尔，举动若非仁宗遗意，天下谁肯听从？”（《长编》卷199）元祐初年，司马光推荐文彦博重新出任宰相，有人认为文彦博有“震主之威”，司马光辩护说：“窃惟彦博，一书生耳。……非有兵权、死党可畏惧也。假使为相，陛下一旦欲罢之，止烦召一学士，授以词头，白麻既出，则一匹夫耳，何难制之？”（《长编》卷368）文彦博被起用为平章军国重事后，“对上恭甚，进士唱名，侍立终日，上屡曰：‘太师少休。’公顿首谢，立不去，时公年九十矣。”（《邵氏闻见录》卷14）仁宗时宰相杜衍将他们的进退出处讲得更谓清楚，他说：“衍本一措大尔，名位爵禄、冠冕服用，皆国家者。……一旦名位爵禄国家夺之，却为一措大，又将何以自奉养耶？”

　　 王銍《默记》卷上载丁谓罢相过程很有典型性。仁宗即位初年（1022），太后垂帘听政，“丁谓当国，权势震主”。当时的参知政事是王曾，因丁谓的荐引而入中书。王曾却设计独见太后，“尽言谓之盗权奸私”，“太后大怒，许之。”当天，丁谓就被罢免，后贬窜远方。丁谓“阴谋诡诈，多智数”，真宗末年为首相，权倾一时，太后新当政，片言便可使其所有的权势冰消瓦解。可见宋代相权虽重，却完全操纵在皇室手中。

　　 ② “看不见篡夺”的时代。

　　 宋代史实已经充分证明了帝王抉择的正确性。北宋学者邵雍称当代有五大超越前人的盛事，其一是“百年无心腹患”（《邵氏闻见录》卷18），即没有其他的政治势力对赵宋皇位构成威胁。赵宋王朝是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外族入侵势力所颠覆，从王朝内部来说，横亘两宋三百多年时间，始终没有一股政治势力膨胀到足以威胁赵宋皇位的稳固。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将宋代视为“看不见篡夺”的时代，说：“宋以后，便看不见篡夺了，天子的地位非常稳固。”“宋以后”的说法值得斟酌，然对宋代的概括是准确的。宋代从来没有皇帝被屏弃、其它政治势力成为国家主导力量的政变事件发生，维系、支撑宋王朝的主要政治力量就是以宰相为代表的士大夫势力。

　　 在两宋近320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曾有过三次类似于“宫廷政变”的篡权，一次失败，两次成功。这三次宫廷政变都发生在南宋兵荒马乱的年月，士大夫在其间所起的正是稳固赵宋王室的作用。可以简单回顾一下。

　　 第一次政变发生在建炎三年（1129）三月。时值南渡伊始，高宗皇位未稳，统制官苗傅和御营右军副都统制刘正彦由于赏薄、不满枢密院大臣、嫉恨内臣用事等原因率兵作乱。这一次叛乱仅一个月就被平定，四月高宗复位。叛乱之所以迅速被平定，内赖宰相朱胜非的安排调度，外靠张浚、吕颐浩鼓动组织的勤王大军。这是一次典型的武人势力扩张、飞扬跋扈作乱的事例，士大夫朱胜非、张浚、吕颐浩等人在平乱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事后，只能使皇帝更加信赖文人士大夫，而对武人更多一层提防。高宗任用秦桧，夺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帅的兵权，乃至自毁长城，诬杀岳飞，上述事实肯定是祸因之一。

　　 第二次政变发生在绍熙五年（1194）六月。光宗从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始，就因疾不视朝，失去政务处理的基本能力，受到皇后和内臣的一定控制。又与孝宗反目，公然违背“以孝治天下”的原则，失去皇帝治国的象征意义。矛盾至绍熙五年六月因孝宗去世而激化，光宗坚持不执丧礼，引起朝野震动，“中外讹言，靡所不至。”左丞相留正逃离京城，“都人大骇”，“京口诸军讹言汹汹，襄阳归正人陈应祥亦谋为变。”（均见《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3）事态的发展已经威胁到赵宋王位的稳固。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等二府大臣，借太皇太后圣旨，扶持皇子嘉王登位，尊光宗为太上皇帝。政局因此得以稳定，形势转危为安。在威胁到赵宋王朝的这场风波之中，显然是依赖士大夫，政权才得以平稳过渡。

　　 第三次政变发生在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韩侂胄自庆元元年（1195）开始专擅朝政，开禧二年（1206）五月发动北伐战争。韩侂胄不知审时度势，不了解敌我双方力量之对比，没有充分的战前准备，不懂用将用兵，冒然发动战争。所以，战争一经发动，南宋军队便全线溃败，金兵渡过淮河，步步紧逼。韩侂胄仓皇之下又欲议和，金人执意要得韩侂胄首级始肯议和，韩侂胄恼羞成怒，便欲孤注一掷，再次发动战争。南宋已没有可再战的资本，战争的持续将危害到宋室的地位。宫内杨皇后与朝臣礼部侍郎史弥远、两位参知政事钱象祖和李壁密谋政变，诛杀韩侂胄，结束了战争。这次政变不涉及皇位更替，矛头只对准权臣韩侂胄，政变的结果对平稳局势是有利的。

　　 从上面的简单回顾来看，三次政变皆因士大夫在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使事态向着有利于赵宋王室的方向发展，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皇位篡夺政变截然不同。这三次事变都能说明宋代帝王选择“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正确性和士大夫在宋代所发挥的重要政治作用。

　　 此外，以宰相为代表的士大夫政治势力还曾经多次将未成型的宫廷政变或宫廷危机消弭于萌芽状态之中。太宗晚年曾确定真宗皇太子的皇位继承权，太宗病危时，宦官王继恩忌真宗不听操纵，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共谋，欲立真宗兄楚王元佐以代之，并得太后同意。“宰相吕端问疾禁中，见上（真宗）不在旁，疑有变，乃以笏书‘大渐’字，令亲密吏趣上入侍。及太宗崩，继恩白后至中书召端议所立。端前知其谋，即绐继恩，使入书閤检太宗先赐墨诏，遂锁之，亟入宫。后谓曰：‘宫车宴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奈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政为今日，岂容更有异议？’后默然。上既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长编》卷41）吕端因此被夸奖为“大事不糊涂”。在这一新旧政权的交替过程中，士大夫政治势力起决定性作用。又，英宗以外藩入继大统，惊悸成疾，时太后曹氏垂帘听政，英宗“举措或改常度，其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悦者，乃共为谗间，两宫遂成隙。”宰相韩琦每每为其调度，弥合两宫，遂使政局得以稳定（详见《长编》卷198）。总之，两宋期间的每一次政权更替，政局有所波动，都是依赖士大夫的力量来平稳局势，平衡各种政治势力，保证国家的久治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