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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褚斌杰
这里所收的是我自五十年代初以来发表在各个刊物上的文字,是蒙几位朋友和学子们的好意,在他们热心的督促和筹划下帮我结集起来的。
说来真是光阴荏苒,岁月如流,翻阅书中的文字、从最早的习作开始(1953年、1954年,那时我还在校读书)算起,至今已有五十年了。在这半个世纪中,无论从全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情况来看,还是从我个人的学术生涯来看,可以说都有着不无曲折的经历。忆及五十年代初,曾以纪念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其中包括屈原)为契机,出现了解放后关注和研究我国古代文学的第一个热潮,嗣后就是波及全国的关于古代文学中某些作家、某些问题的大讨论,如关李白、李后主(煜)、李清照、白居易《长恨歌》,以及《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的讨论,其时学术上的一些意见分歧,虽谈不上有什么结论,但它们确实反映了古典文学研究者们在新、旧时代交替之际,执意进行新探索的热情和可贵的学术自由讨论的空气。但时隔不久,随着一系列的运动如批胡适、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反右、高校拔白旗等的遽尔降临,学术界的正常研究和讨论,就几乎全被所谓“大批判”所替代了。接着就是完全终止了正常学术活动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直到八十年代初,这种局面才逐渐得到扭转,从而迎来了学术上的新气象和新发展。回顾我的学术生涯,大致也正是与学术界的这种情势相一致的,其更甚的是,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几乎脱离专业弃笔二十余年,真应了古人诗句中所云“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的话(出自白居易赠刘禹锡诗);回忆及此,我倒绝对没有什么所谓才不得施展的心情,我自忖自己根本也没有什么才,今天面对这些旧文和经历,更使我眷恋的是当时教我诲我的各位师长和曾与我朝夕相处、互相切磋的学友们,如业师游国恩先生(毕业后我曾做先生的助教)、林庚先生、王瑶先生,以及鼓励我和指导我写作的余冠英先生和陈翔鹤先生(当时任《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主编),他们都是我学术上的导师和领路人,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谆谆教诲,循循善诱,才使我“学步”于学术之途,并树立了以此为自己的终身志愿。如今除林庚师健在外(祝他老人家百年长寿),均已先后谢世了,他们的道德文章将永远是我的风范,对他们的恩情将永誌不忘。
八十年代以后,走过冬天是春天,社会环境改善了,我又得以回到教学岗位,从事我所喜爱的专业。当时我曾立志要以加倍的努力,补回被耽误了的岁月,而这时我已是人过中年了。自忖近二十多年来,我还是比较努力的。记得我曾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为座右铭,以企时时鞭策自己。在重回学校工作以后,教学任务一直是繁重的,我除了本校的教学(包括带研究生)以外,还担负了校外如中央电大等的一些教学任务,故完整的用在科研上的时间并不太多,这些年除勉力完成的几部专著外,就是本书中所收的文字了。其实更使我感到欣幸和自慰的乃是多年来从事的教师工作。我与学生的关系亦师亦友,我觉得他们向我问学,也是对我的督促,他们的成长和成就,也充实着我的生活,使我为之感动,为之快乐。在不久前出版的《楚辞要论》“后记”中,我曾这样表述过:“我长期在在学校工作,主要的任务是教学,科研工作一般也要结合教学的特点和要求。而据我的体会,这也许比起单纯关在书斋中做研究,更多一层检验和乐趣。教师的职责,照韩愈的说法,就是“传道、授业、解惑”,所谓传道、授业、就是把自己所积累的知识和先得于心的体会,面对面地讲述给学生,而每当得到听课者的理解、认知和会心时,对教授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检验和回报,从中会得到互相交流的莫大喜悦。解惑,则更是一种对教授者的督促,学生的疑惑和问题,往往也正是学术上的某些难点,它要求解惑者自己首先去钻研和思考,从而不时获得‘教学相长’之益。我想这是每个教师都曾有过的体会。从五十代初我走上教师岗位,如今已半个世纪过去了。在几十年的教学和学术跋涉中,最使我感慰的是那些孜孜以求、笃志好学、尊师重道的学子们,每当得知他们在学术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取得莫大成绩时,我都感到由衷的喜悦。”这完全是我真实的感受和心情。
书就要付梓了,从全书的内容看,其中有的已属多年前撰述的旧文,本想多作些删汰和必要的修订,但助我编集者的意见,却认为学术虽有发展,一些旧日的成果对今天读者仍不无参考价值;同时并以为从中也还可以一窥几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某些学术动态。另外,也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对我从事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五十年的一个回顾和纪念。鉴于有这样的一些“理由”,我也就“敝帚自珍”,姑且“从宽处理”了。在此我要谢谢曾为此书的结集和出版而劳心出力的我的一些学生们,特别是黄凤显、胡如虹、周威兵几位;另外老伴黄筠在为我收集文稿和编排文章上,也付出不少劳动,亦道声谢谢。
最后,忽忆起前人的两句旧诗句,现凑成小语四行以寄兴焉:
走笔龙蛇五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花团锦簇文苑好,忝为一枝报春天。
2003年3月27日 于北京西三旗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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