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近出版的《高亨著作集林》中，你会认识一位———

胜见迭出的国学教授

王培元

每当我们望着山东大学校门上方毛主席手书的校名时，就油然产生一种亲切感。因为这是毛主席亲笔手书、一气呵成。他的来源，就是毛主席1964年3月写给山东大学教授高亨先生的一封亲笔信。

1963年1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委员会即将闭幕时，高亨先生与其他9位先生一起，受到毛泽东主席小范围的接见。接见时，毛主席对高先生的研究工作多所鼓励。返济后，高先生把自己的著作《周易古经今注》、《诸子新笺》等六种寄呈毛主席。毛主席在回信中称赞高先生的著作“高文典册，我很爱读＂，对高先生的研究成果给与了高度的肯定。这也就有了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校名。高先生给山东大学带来了难忘的记忆与辉煌。

1953年夏，静谧宜人的青岛山东大学校园。一位对中国传统学术深有研究的学者，带着白山黑水的仆仆风尘，来到了这里。这就是高亨先生。这一年他53岁。

50年代初的山东大学和新成立的国家一样，正一派欣欣向荣。文史两系尤可谓名士如林，学术气氛十分浓厚。优雅的环境，齐备的图书，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刚刚踏入山大的高先生，内心真有一种如归的感觉，激发出了无比的热情。在此后的几年内，他不但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为本科生开设基础课和选修课，而且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陆续发表了《墨经中一个逻辑规律————同异交得》、《周代大武乐考释》、《商鞅与商君书批判》等十余篇重要学术文章，还出版了《诗经选注》、《楚辞选》、《墨经校诠》等专著。其成果之丰，令人赞佩。

后来虽然遇到学校的搬迁(由青岛到济南)和随之而来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对高先生的生活和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高先生仍然取得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一批眼界开阔、颇有新见的论文如《上古乐曲的探索》、《周颂考释》、《试论晚周名家的逻辑》等，专著《文字形义学概论》、《诸子新笺》等，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反响。特别对晚周名家的研究，钩隐抉微，爬罗疏证，创造性的总结出先秦名家的7个逻辑法则和公孙龙的5个逻辑法则，补充了先秦诸子研究的一个缺陷。其析理之精，论断之确，前无古人。

科研上的丰硕成果，是高先生拼搏精神的结果。熟悉高先生的人都知道，高先生每天四点起床，即伏案工作，早饭后接着进行，只有中饭后才稍事休息。几十年来无不如此。其工作之专注，令人感动。高先生喜欢吸烟。但常常抽一半就掐灭在烟灰缸中。高先生也很少串门或闲谈一些无关学术的事情。他几乎把一切时间都用在了学术研究上。另一个方面，他把教好每一个学生，看作是自己的重要职责，看作是培养新的学术人才的基本途径。因此，他总是精心准备每一堂课的教学。高先生的备课本总是写得整整齐齐，做着各种标记，甚至把个别字标出了标准读音。不但自己新开的选修课程是这样，即使是讲过多次的基础课，也是这样。在我们一般人看来，像高先生这样造诣精深的大学者，给本科生讲课，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么！但高先生却半点没有这样的想法。在课堂上，高先生用他那抑扬顿挫的语调，清晰逻辑的表达，生动丰富的内容，深深的吸引着同学。高先生的课常常是座无虚席。曾经有幸聆听过高先生课的人，常常感到是一种享受。

高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书的时候，曾经亲炙王国维、梁启超两位先生的教诲，毕业之后又积累了几十年的教学和研究经验，对于研究古代学术的方法，深有体会，指导自然、有效而实际。高先生要求学生们要博览群书，还要掌握一定的工具，高先生强调要掌握《说文解字》。这是一种基础的功夫，高先生形象的把这个要求比喻为要练好“童子功”。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高先生不但能背诵《说文》，而且能背诵《说文段注》。加上他对古代典籍的广见博识，因而，他在研究中就能游刃有余，胜见迭出。

“文革”中的1967年，在毛主席的直接干预下，高先生被“借调”到北京，实际是被保护了起来。这是一个不适宜进行学术研究的年代。但高先生并没有停止自己的研究。他利用当时的条件，出版了《商君书注译》，并做着其他的研究准备。因此，“文革”一结束，在短短的两年中，就修订出版了《周易古经今注》、出版了《诗经今注》、《老子注译》等著作。这是高先生以耄耋之年、病弱之躯完成的科研成果。此后的高先生，由于青光眼，视力极度微弱；肌肉萎缩等不能下床活动，阻碍了他的学术研究。这不但是身体上的痛苦，更是精神上的苦恼。他只能带着深深的遗憾，没有来得及看到他最后一部学术著作《古字通假会典》的出版(这部180多万字的工具书，是高先生50年心血的结晶，在高先生逝世3年之后，才得以出版)，于1986年告别了他深深挚爱的学术事业。

“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高亨著作集林》，近日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高亨先生平生著述的大结集，其学术著作已基本萃集于此。

高亨先生，字晋生，吉林双阳人。1923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1924年转入北京大学。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事王国维、梁启超等先生。1926年高先生以优异成绩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首届毕业生。毕业后，高先生先后于国内多所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在辛劳执教的同时，还把大量精力用于古籍整理和国学研究，留下了总计约500万字的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