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绪 论 |
一，被学术界忽视的游民与游民文化
读者如果耐心地读完本书之后，可能会亲切地感受到游民、游民文化与中国传
统文化、传统文学关系之密切。游民文化对于文学创作、特别是对于通俗文学创作
影响之深刻；游民意识、游民情绪对于近世的文学创作的主体——知识分子也有不
同程度的熏染，有时甚至反映到文艺思潮的变迁上去。体现游民意识的通俗文艺作
品通过各种渠道散播到民间去，热衷于组织起来以争取自己利益的游民从中吸取了
许多政治和军事斗争的经验。这些问题大多是显而易见、不需要过多地探赜索隐就
可以发现的。然而，这个关系着中国历史的演变、中国文化变迁和社会小传统特征
的重要问题却很少引起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史家的关注，特别是从文化学或
意识形态角度关心和考察游民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则更显得不足。而人口众多的中
国游民在社会动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的思想意识、习惯作风，虽然缺少
典籍的记载和理性的论证为文人士大夫视而不见，但也因为通俗文艺流传的广泛而
深入到各个阶层。
1993年王元化先生在他的《思辨随笔·游民与游民文化》中说：
杜亚泉在《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的原因》（1919）一文
中，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以大量的篇幅谈到游民与游民文化问题。他
说游民是过剩的劳动阶级，没有劳动地位，或仅作不正规的劳动。 其成分包
括有兵、地棍、流氓、盗贼、乞丐等。游民阶级在我国社会中力量强大，他们
有时与过剩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分结合，对抗贵族阶级势力。他认为‘秦始以
后，二十余朝之革命，大都由此发生’。可是革命一旦成功，他们自己也就贵
族化了。于是再建贵族化政治，而社会组织毫无更变。他说这不是政治革命，
也不是社会革命，只能说是‘帝王革命’。游民和知识阶级结合，就产生了游
民文化。这种文化以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疾恶官吏，仇视
富豪为其特色。
王先生又说：
杜亚泉认为知识阶级缺乏独立思想，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
因而在文化上也有双重性。一面是贵族性，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于武断，喜压
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另一面则是游民性，轻佻浮
躁，凡事皆倾向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
往往同一人，处拂逆则显游民性，顺利则显贵族性。或表面上属游民性，根底
上属贵族性。他说，以此性质治产必至于失败，任劳动必不能忍。这些说法都
道人所未道。游民和游民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现象，很少被人涉及。但是
研究中国文化就不能不注意这个问题。
杜亚泉先生可能是最早关注游民、游民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地位与作用的学者，王元
化先生所引的他那篇文章见《东方杂志》第16卷第4号（1919）。 该文是探讨社会
文化发展演进的，在谈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时说：
我国社会中贵族文化与游民文化常为矛盾的存在，更迭盛衰。即贵族文
化过盛时社会沉滞、腐败，则游民文化起而代之；游民文化过剩时，社会骚扰
紊乱，则贵族文化起而代之。此历史上循环之迹也。
他认为由于“生齿过繁，天产不辟”中国过剩的劳动阶级太多，“劳动之地位，或
为不正规之劳动”。又因为古代统治者以仕途引诱知识分子，使得知识分子知识狭
隘、能够从事的职业极少，很少有特长。而且，他们在宋代以后又人数增长过快，
是亦过剩。他们
除美术文字以外，无他技能可以生活。少有财产者，安坐徒食，无营殖之
能力、无财产者，除少数为精神的劳动外，殆无有能为筋肉的劳动者，故与财
产阶级、劳动阶级均格格不相入，此为过剩的知识阶级。
这些“过剩的知识阶级”决不可能象农民一样安份守己，在社会骚动时必然会因之
而起，给动乱以助力。杜亚泉又论及辛亥革命不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中国“财产阶级”
之不发达和“过剩的知识阶级”在其中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来应该主持这场
变革的中国“财产阶级”不了解
立宪共和为何物，初未尝与闻其事，提倡之者，为过剩的知识阶级中之一
部分，加入者为过剩的劳动阶级中之兵。事实上与从前之帝王革命无稍异，其
模拟欧洲政治革命者，不过中华民国之名称及若存若亡之数章约法而已。革命
以后，名义上不能建设贵族政治，实际上握政权之官僚或武人，大率为游民首
领之贵族化者。政治革命之不成就，决非吾人所能讳言。
辛亥革命未能取得其应有的成就，而“吾国今日尚辗转于贵族、游民二阶级之势力
中而不能自拔”，知识分子尚不能置身于劳动阶级之中，所以他断定社会革命也不
能发生，即使发生，也是仿制品，如同辛亥革命一样。虽然他的一些观点难以令人
苟同，其论述过程也过于简略，而且，还没有结合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作深入细致
的分析和考察，但是他毕竟提出了这个问题。在以后的七、八十年中除了一些近代
史学家在考察秘密会社的人员构成时涉及到游民以外，在其它领域中连游民这个词
都很少见到了。
我从八十年代中叶以后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首先引起我思考的是鲁迅先生的
小说《阿Q正传》。阿Q这个典型形象的代表性是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争论了有数十
年之久。从“中国人品性的结晶说”、“人性的普遍的弱点说”到“革命的”或“
落后的”雇农说，几乎各种言之成理批评和独领风骚的奇谈怪论都使用过了（见张
孟阳《阿Q新论·学史论》），而单单遗漏了一种最平实、最符合实际的分析， 也
就是说阿Q只是一个流浪于城乡之间的一个游民的典型形象。 至于他的思想意识为
什么具有“国民性”，那是因为游民意识泛滥的结果。关于这一点，闻一多先生在
分析到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时曾说：
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
所谓“土匪”是游民中敢于冒险、敢于以激烈的手段进行反社会活动、以求得生存
的那一部分人。他们采取了非常手段在社会上进行无目的的挣扎，或者他们的追求
目的也就是他们的被打击者的“现在”。当然，这里闻先生指的是“土匪”是“土
匪意识”，也就是我所说的“游民意识”。儒家奔走的是朝廷庙堂、道家向慕的是
山林归隐，他们的思想意识既截然对立、又互相补充，并构成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
的两面。而游民土匪则是脱离主流社会秩序的，他们流落江湖，其思想意识也表现
出特殊性。自宋代以来由于通俗文艺作品的普及，游民的思想意识也通过通俗文艺
作品散播到一般民众中去，因此，才使得许多不是游民的中国人的灵魂中也活跃着
游民意识，它与儒家意识和道家意识构成中国思想传统，应该说这是极其可悲的。
由于游民及游民意识在中国社会史上的重要性，所以，我才考察了游民及游民文化
产生与发展的过程，研究了古代一些通俗小说所反映游民阶层的思想意识，以及这
些思想意识在游民组织化过程中的指导作用。我把这些初步研究的成果写成一本小
册子于1992年在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书名《中国流民》（本名《游民的理想与现实》
被编辑误改成这个不伦不类的名子），是第一本考察游民、游民文化与中国文学关
系的专著。
应该说用游民、游民意识、游民文化这些概念解释一些古代和现代的文学、文
化现象，甚至用它们来说明某段历史发展与曲折是一种新的尝试（本书不可能把文
化中凡是与游民有关的问题都拉来作一番考察）。由于笔者的理论修养和学识水平
限制必然还有许多不够完备、甚至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然而，我根据多年的考察
研究坚信：自宋代以来中国社会中的确存在着游民阶层，这个阶层由于它的独特的
经济与社会地位及其生活经历，他们的确有属于自己思想意识。这个群体中一些较
有文化与艺术特长的人们参与了最早的通俗文艺的创作与表演，他们的思想情绪和
生活阅历不能不反映到这些作品中去。而反映游民思想情绪的文艺作品，不仅会引
起与他们同命运的人们的共鸣，也会给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其它阶层的人们以震荡，
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游民文化泛滥。使得并非游民阶层的人们也受到游民思想的熏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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