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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东岭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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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介绍——《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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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第五节唐顺之——从气节到中行的心学路径 三、阳明心学与唐顺之的晚年心态 在生活于嘉靖年间的王门弟子中，象王畿、罗洪先那般被朝廷逐出官 场后，在地方以讲学终其一生而保持自我人格与气节者，可以说有相当的 数量。这些士人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有些人也许 会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而默默无闻，但起码他们不会为他人留下议论的话 柄。唐顺之从经历上讲几乎与罗洪先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因同一事件而被 罢官，又同样乡居而讲学论道，晚年又同样被朝廷征召出山，唯一的区别 是罗氏没有接受朝廷的征召而唐顺之却接受了，因而便由此惹起了生前身 后的极大争议。首先是他的出山牵涉到严嵩及其同党而遭非议，李诩《戒 庵老人笔记》曾议曰：“唐荆川罢官，颇自特立，知命之后，渐染指功名。 因赵甬江以迎合严介溪，遂得复职，升至淮阳巡抚，殊失初志。”并引了 当时规劝他的两首诗，其中有两联最足说明当时部分士人的态度，其曰： “莫讶今朝归未得，出山何似在山高？”“登阁固知非昔日，出山终是负 初心。”（卷一）第二联前边已引用过，那是龙溪先生的手笔。然后，是关 于他在王忬之死事件上的非议。王忬乃后七子首领王世贞之父，当时任兵 部左侍郎兼右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兼理粮饷，后因防边不力而被朝廷以 失陷城寨律弃市，有人记唐顺之巡行蓟辽时之行为说：“某生入为疏，则 盛言戍卒当练，不宜以调发疲各边，而毁府君不事事。”（《明唐荆川先生 年谱》卷八）此所言“某生”系指唐顺之，而“府君”则指王忬，也就是 说是唐顺之向朝廷（当时严嵩为首辅）上疏弹劾了王忬，从而使他得到了 身首异处的凄惨结果。这是《先司马思质府君行状》中的语言，执笔者便 是大名鼎鼎的王世贞。以儿子述老子之事当然有私其亲而过于责人之嫌， 但以王世贞的名气，他的记述还是能造成极大影响的。如果说以上均为私 家记述而难作定论的话，作为官修史书《明世宗实录》的记载无疑更具权 威性，其中曰：“顺之初欲猎奇致声誉，不意遂废，屏居十馀年。上方摧 抑浮名无实之士言者屡荐之终不见用。会东南有倭患，工部侍郎赵文华视 江南，顺之以策干之，因之交欢严嵩子世蕃，起为南京兵部主事，寻升职 方员外郎，奉命查勘蓟镇边务，复视师直，总督胡宗宪荐其有功，迁太仆 寺少卿通政司右通政。”（同上）后来研究明史者当然必读《明实录》，则 其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尽管清初万斯同修《明史》时，以及唐鼎元在民 国时期修荆川年谱时均曾予以辩正，⑨却终究无法改变《明实录》的记载。 其实，在唐顺之生前便有许多朋友提醒过他，其中以李开先的规劝最为直 接明了，他致函荆川曰：“此一起官，颇纷物议，出非其时，托非其人， 若能了得一两事，急急归山，心迹庶可少白于天下。不然，将举平日所守 而尽丧之矣。”（《李开先集》第624页，《荆川唐都御史传》）在如此情 形下，唐顺之本人不会不知道自己出山将会招致何种后果，何况就其一生而 言，他也不是贪图利禄而不重名节之士，可他为何要冒身败名裂的危险毅 然出山呢？这当然需要了解他的一贯人格及其当时周围的具体环境，但更 重要的是，必须注意阳明心学对其晚年人格心态的影响，否则便难以对此 作出清晰的说明。我以为荆川晚年是真正要实现阳明所倡导的圣人境界， 即不顾他人非议而独行其志的大丈夫品格，或者说是凤凰翔于千仞之上的 超然境界。 此种境界的实现当然要以他本人长期所形成的基本人格为前提。唐顺 之的人格主要有勇于自信的个性与热衷用世的志向此两大特征而构成。万 表曾述其前者曰：“先生每事皆求定见，其见一定，信之甚坚而持之甚固， 即有学识与先生等者，必不能回其既定之见。”（《明唐荆川先生年谱》卷 二）此种近于固执的气质使之容易形成一意孤行的狂者人格，为他以后的 毅然出山提供了必备的性格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唐顺之用世的愿望既强 烈又持久。在他嘉靖十九年被削职为民时，便没有永远归隐的心理准备， 当他与一起罢官的赵时春告别时，也许赵氏送给荆川的赠别诗最足表现他 们此时的心情：“彰义门前官道柳，到时凋谢发时回，荣枯自是寻常事， 闲逐春风归去来。”（同上）在他们的眼中，仕途之顺逆犹如官道边荣枯循 环的柳树，今日凋谢了，明日自然会再生出新芽，也许用不了多久，他们 便会被朝廷重新起用。果然，当荆川家居后，他并非只安心于讲学论道， 观其刺枪使棒、演习武艺的行为，便知其用世之心未歇。他在四十岁左右 时，曾一度深隐山中不出，甚至迷恋上了道家养生术，但那只是为了心性 修练，以期求得自心之悟解，并不说明他已完全忘怀世事。实际上他时时 在留心国事，并时刻准备为国效力，如嘉靖二十九年俺答侵犯京师，徐阶 便有荐举其出山的奏章，其本人亦颇有用世之志，当时其好友刘绘在给他 的信中说：“迩复闻兄愤凶虏猖獗，数避京邑，每当士人喜为雄谈，有请 缨伏钺之志。”（《明文海》卷一八七，《答荆川书》）由此可知荆川当时 愤激之情、跃跃欲试之志实已溢于言表。待东南倭患起，更引起了他的忧患 与愤慨，于是他已难以在家安居，遂出游至江浙考察夷情，徐渭曾对此记 曰：“时荆川公有用世意，故来观于海，射于越圃。”（《徐渭集》第66 页）此时乃是嘉靖三十一年。荆川又有《岳将军墓》诗曰：“国耻犹未雪， 身危亦自甘。九原人不返，万壑气常寒。岂恨藏弓早，终知借剑难。吾生 非壮士，于此发冲冠。”（《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三）观诗意此诗当作于游 西湖岳飞墓时，说不定也就是这次东南之行的产物。诗中所表现的既是对 岳飞奋不顾身以报国精神的仰慕，更是其本人渴求御敌保国心迹的流露， 尤其是“岂恨藏弓早，终知借剑难”一联，实在是直接抒发了他本人的情 感，他并不为岳飞的不能及早退身以免除祸患而遗憾，他所深深感叹的是 岳飞没能有足够的机会与权力去实现其杀敌保国的壮志，所以他最后的 “于此发冲冠”非但是为岳飞，也是为自己的壮志难酬而忿忿不平。在这 种心态的驱使下，荆川并不讳言自己的再度出仕的愿望，因为在他看来， 出山报国不需要扭捏作态，他在《答王南江提学书》中说：“家父又言兄 有荐仆之书于京师贵人，此兄之爱我甚而忘我丑也。虽然，仆之与兄以善 交闻于人也久矣，兄之荐我，何异于仆之自荐乎？仆年来自计已熟，大抵 人用之不敢以隐，人不用不敢以求，亦必不敢以悔，终吾身而已矣。”（同 上卷四）这京师贵人是指严嵩还是徐阶，信中没有明说，因当时首辅大学 士为严嵩，故而指他的可能性应该更大一些。但荆川并不以向严氏上书推 荐自己而感到羞耻，他有自己的做人原则，这便是“人用之不敢以隐，人 不用不敢以求”，实际上也就是阳明先生用之则行舍即休之意。其实，这 并非是他为自己的出山寻找托词，他在《两汉解疑》中早就说过：“士不 欲出而图君则已，苟出而图君，必待梦卜之求，后车之迎，世道陵迟，何 所得商周之令主哉？不得已因人而进，第顾其后之所处何如耳。如因小人 进，即与小人比，是党恶也，是失己也。苟进焉而忠正自持，锄强抑暴， 此正疾风之劲草，倾流之砥柱也。”（《明唐荆川先生年谱》卷七）其实， 唐顺之就是在说自己，他身处嘉靖年间朝政混乱之际，面对荒唐独裁的世 宗皇帝，又正值声誉甚差的权相严嵩在任，如何能得到伊尹、周公的礼遇？ 但此时国家又面临南倭北虏的祸乱，朝廷危急，生灵涂炭，具有万物一体 之仁的荆川先生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他在嘉靖三十五年给二弟的信中曾 说：“兵戈乱离不忍言，亦未知祸之所止。生民何辜，遭此痛酷。毫毛无 可援手处，令人长叹！”（《与二弟书》，同上卷四）而他要重新出仕，便 绕不开严嵩的门槛，否则他便只能老死山中，因此命运注定了他必将要因 小人而进。既然不能避免小人的介入，那唯一所能做的便是再人仕途之后， 表现出士人应有节操，成为疾风之劲草，中流之砥柱。在他临出山之际， 正是其父的丧期，面对父亲的亡灵，他再一次表述了自己的心迹：“顾平 生颇无富贵之心，年垂五十，用世一念亦渐冷落。不图丧期之内，两承朝 命，臣子之义，不敢逡巡，谨于三月间赴京。顾世事之安危休戚，不敢知 此身之祸福利害，苟时有可为，不敢不皆驽钝之才。时遇多艰，不敢忘致 身之义；时或可退，不敢昧保身之机。此先考之所以垂教，而顺之之所以 自立者也。”（《祭有怀公文》，同上卷四）唐顺之的确不是贪图富贵之 士，这有他俭仆几乎达到了不近人情之程度的生平经历为证，因而他冷落的 显然是功名富贵之心，而并非救世济民之志，故而在遇到世事多艰时，他才 会不计祸福利害，不忘致身之义。这是荆川先生的真实心态，也是他的一 贯人生操守，没有如此的操守，他就不会在相同的人生境遇面前，作出与 他人迥异的人生选择。 然而，如果说唐顺之完全不顾及因严嵩而出山所带来的士人非议，那 也是不符合其奇奇本人的生平为人的。李开先曾如此叙述荆川之早年人 格：“不但辞受不轻，虽一拜往还之细，亦斟酌可否而后行之。”（《李开 先集》第623页，《荆川唐都御史传》）尽管他通过阳明心学的悟解而使自 我有了更为通达的心胸，在一定程度改变了早年往往意气用事的气节之士 习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丧失起码的做人原则。因此，我们便看到了荆 川处处极力回避严党的苦心。嘉靖三十六年严党成员赵文华推荐唐顺之任 南京兵部主事，荆川当即拒绝，他虽很客气地向赵致函称谢，但劈首却说 了一句“贤者之举也必以类”的名言，然后便对比二人之非同类，所谓“公 才果而气雄，阔达而不拘细故”；而他本人则是“朴樕细谨，践而多疑少 决，铢铢两两不可大受之士”。（《与赵甬江司空书》，见《明唐荆传先生 年谱》卷四）从形式上看当然是遵对方而贬自己，不存在丝毫的破绽，但 同时也将二人区别开来，尤其是那“阔达不拘细故”的赞语被后，更隐含 着赵文华失于自检的道德缺陷，实有自远对方之意。对于严嵩的态度，唐 顺之当然更为谨慎，但与对赵文华者并无实质的区别，亦有自别其类之意， 这可从以下所选的三封信中作出说明。嘉靖三十六年虽得推荐而尚未出山 时，有书信致严氏曰：“某不肖尝辱与进焉。而承一言之教于左右久矣。 迩来不奉台光且二十年矣。然而不敢通一书于门下者，非敢自疏也，诚自 度其最迂阔樗散无用，不足以烦材馆之记存也。某诚自知其无用，而相公 误以为可用，曲为推毂，拳拳引而置之于朝，然知相公非私乎其人也。相 公之心恐一官不任乎其职，恐一士之不究乎其用，固且为官而择士，固且 为天下国家而用其人也。某非敢私为谢以渎相公也，相公为天下国家而用 乎其人，宜为天下国家谢相公也。为天下国家谢相公，则莫如以身谢之。 以身谢之，则莫如致其身以为天下国家之用，以上称相公以人事主之素心， 而明相公得士之效于当世，则庶几乎可以为谢而已。”（《与严介溪相公 书》，同上）他首先用二十年“不敢通一书于门下”来为二人的关系定下 了调子，以说明其并非严氏私党，但更重要的是要引出下面的内容。因为 既然非私交而犹获严氏推荐，则可知严氏之推荐乃为国家而非为私人，这 可以说是对严嵩的称赞，从官场的人事往来说非常之得体，此乃荆川的第 一层涵意；同时他也为自己不向严氏谢恩于私室找到了充分的根据，因为 既然您是以天下之公而荐我，则我亦“致身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而谢您， 岂非是投瓜报李的公平之交？但联系前边他所说的由小人进而能忠正自 持，便是砥柱之中流而非党恶失己，则他如今虽由严氏而进，若能致身以 为天下国家，岂非是疾风之劲草乎？那严嵩便成了典型之小人了。荆川之 用意可谓深矣！第二封信作于嘉靖三十七年入京为官时，具体时间则是其 巡察蓟辽军务回来后。荆川之出山本为抗倭，故而他不愿搅在严氏与王忬 等人的矛盾中，于是他便致函严嵩，称自己身染疾患，不宜北任。他先是 对其病体作了一番夸张性的描述，说是“腹胀露筋，脐突半寸，两足尽肿， 面骨削铁”，然后便提出正面请求说：“某平生非敢偷安于山林者，但得一 佥事一郡守，虽在云贵两广之间，亦与南人风土为便，即不敢以远为辞， 庶几一见乡土。”荆川的如意算盘的确打得很精明，因为当时东南正有倭 患，要改南任则令其御倭乃是最大的可能，如此则一可远离严氏父子，二 来也完了自己的出山夙愿，岂非一举两得之举？但他知道以严嵩的精明， 不会对自己的此种打算一无所知，所以便一再强调其病情之严重，说什么 “外形尽见，非敢掩饰”；“惟请门下知其症之非虚也”。（《与严介溪相 公书》，同上）可谓欲盖弥彰，更透露出其称病不过是托词而已。第三封信 作于嘉靖三十八年在浙直视军情任上时。信中先是向严嵩表示感激之情 说：“自起家编氓以致转官京堂，凡所进取，皆是门下奖拔。自阅兵蓟门 以致视师海上，凡稍有所建立，皆缘门下指教。”但观以下内容，荆川之 意似仍不在于致谢，如说“拔之不待其有求，而教之惟患其不悉”，显然 又在强调其出山实非向严氏求得；又说“自转官以来，虽则治军行旅之才 素所不长，至于波涛矢石之间，往往不敢自有其身者，以为非罄其身之所 能为者，则无以报国而亦且无以报门下也。自转官以来，区区礼数之末， 皆不敢以渎门下，知门下之所期于某者有在也。”（《与严介溪相公书》， 同上卷五）荆川如此苦口婆心地反复申说，当然不全是求得严嵩的理解与 帮助，更是有意为后人留下一些可供认知的材料，以表明自己的心迹与行 迹，说明自己并非是拜爵公堂而谢恩私室的小人，而是一心为国、其心可 昭日月的堂堂君子。荆川的如此用心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固然 说明了他的精明与谨慎，但也与严嵩的容忍有关。严嵩固然具有卖官鬻爵 的种种劣迹，但你又很难说他天天如此而丝毫无国家社稷之想，更何况他 也需要沽名钓誉以固皇宠呢？但是却让我们看到了荆川在处理与严氏的 关系时，的确是为表明心迹而陪尽了小心的。不了解此一点，便很难说是 真正认识了荆川先生。 然而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是，唐顺之的出山不全是靠严嵩的提拔奖掖， 而是另有背景。这背景便是王学同门的支持与观照。在唐顺之出山的前后， 徐阶在内阁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他是极力支持王门弟子出山进入 朝廷的，在他的支持下，聂豹、赵时春诸人都先后复了官职，聂氏还曾被 任以兵部尚书的重任。以唐顺之的才气与名气，也理所当然地被徐阶视为 动员出山的重要对象之一，嘉靖三十六年他曾有致巡抚尚仰山的信说： “唐荆川今世人物，昨虽已起用，然以所荐非人，尚有未肯出山之意。望 公为具一疏，……公此疏入，仆从中调维，庶成就得一个人才，出为世用 也。”（同上卷四）又聂豹有致罗洪先信说：“欲致二贤相与共事，将必有 济，及商之三数知己，皆以为然。”（同上卷三）其中所言“二贤”即指荆 川与念庵二人，可见请他们出山乃是徐、聂诸王门中人深思熟虑之结果。 其实，早在嘉靖二十八与二十九年，徐阶便两次上疏推举荆川出山，这有 他在当时给荆川的信函为证：“乃犹未得及此时用兄，此仆所以每喟然长 叹于推挽之未能也。东宫册立，当再疏以请。”（同上）对于徐阶的推挽唐 顺之虽口头推委，然心实然之，如他在嘉靖三十二年致徐阶的信中，虽一 面称自己“樗散阘茸，百念尽冷，已作一方外人矣。”然随之即询问：“传 闻贼酋复有造船大举之说，不知何以为善后计也？”这难忘的济世热情， 说明了其前面所谓的“百念尽冷”只不过是不能被及时所用的复杂心情的 流露而已。当然，徐阶之请荆川等王门弟子出山，有增强自我实力以便其 政治斗争的打算，荆川也不会不知道此一点。但如果说严嵩尚不能完全无 时局之忧的话，则徐阶更不能无朝廷之念，他在嘉靖三十年给荆川的信中 说：“此中朋友甚少，大概十数年来有意思者辄已摧折，只存得一味慎默 无识见之人便为高品，此外皆贪佞谗陷之徒，共相与结纳交构，坑堑满前， 使人一毫展布不得。盖其积已非一日之故矣。”（同上）他之请荆川无疑是 为了便于自己“展布”，但他所指出的朝中充满“贪佞谗陷之徒”与“慎 默无识见之人”的情形则基本属实，则他欲引正人以充实朝廷以便于“展 布”，则其所“展布”者当非全部为一己之私利，这是能够想见的。徐阶 的品格在王门弟子中难属上乘自是事实，但也正因为是王门中人，则其为 国之念当较严嵩为多亦应属实情。唐顺之的出山有了如此的背景，其自信 心当然也就更强了。从此一角度看来，他对严嵩的感谢也就并非真的是出 于不容已之情，认为他果真对自己有再造之功，充其量不过是为满足严氏 虚荣之心，使他对自己的出山不便从中作梗而已。当然，他的另外一种用 心，甚至是主要的用心，也是不容忽视的，那便是借此表白其不属严党的 自我心迹。 当然，诚如其本人所言，对他出山动机与目的的最好说明，无过于出 山之后的实际所作所为。尽管在其平倭的最后人生经历中，或许也包含了 成就个人功名的功利目的，但若以实论之，救民于水火的儒家责任感仍是 其人格的主导方面。他在《答万思节参政书》中说：“天下一舟也，天下 之人一同舟之人也。猝然而遇风浪大作，纵知其无可奈何，其拦头把柁之 人焉得不尽其力以呼号同舟之人有气力者为之助，其同舟之人亦焉得不听 拦头把柁者之呼号而尽其力以冀其必济乎？”（同上卷六）这便是儒家所 倡言之万物一体之仁，他与天下百姓是一种同舟共济的关系，当遇到险风 恶浪之时，作为一个儒者便应毫不犹豫地挺身相救，因为这既是救人也是 自救，当然也就无任何条件可讲，无任何功劳可居了。但荆川的境界又不 是一般的儒者境界，而是感悟阳明心学之后的超然自得境界，故而他救世 之心乃出于主体自我的主动选择，而不是依于境的被迫之举，他在《答喻 吴皋中丞书》中对此言之甚明：“但世间眼孔甚小，其卑者则既恋恋以保 惜富贵为生涯，其高者则又以兢兢守护名节为大事，而古人饥溺由己、沟 中之推由己一段学问，漫然不复知矣。平生此心不敢求信于流俗，而敢求 信于豪杰；不敢求信于人，而天日炯然在也。”（同上）他既不是惟富贵之 所求的俗士，也不是惟名节之是守的俗儒，而是民在饥溺沟壑之中若己置 之的狂者，是超越于流俗之上的豪杰，是不求信于他人而只任一己“炯然” 良知的心学之士。用他自己的另一段话说便叫做：“时行时止，我一付之 无心。”（《答万思节参证书》，同上）此处所言之心乃是趋利避害之心、 意必固我之心与有意为善之心，而决定其“时行时止”的乃是其无善无恶 之自然良知。这便是心学的思路，这便是阳明的境界，黄宗羲将荆川先生 列入王门南中学案，实在是慧眼独具。因而，在理解唐顺之时便应该换调 世俗的眼光，用一副必为豪杰的心肠去体贴他。尽管他后来由于病情严重 未能实现其夙愿，但其拳拳为民之心实可昭诸日月，这有他在病重时给胡 宗宪信中的话可以做证：“平生每欲督阵血战，今遭厄如此，雄心徒在， 猛气尽销，真可笑也。”（《又与胡梅林总督书》，同上）他的遗憾是英雄 壮志未尽的遗憾，因而也就有了“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 悲壮色彩。他在病危之时，犹起身索令牌而书曰：“岁荒民饥，有司宜加 意作糜分赈，弗以本院物故遂草草了事。”（《西山日记》，同上）对于自 己的死，他既是无遗憾的，故曰：“死国吾志也。今得良死舟中，幸矣！ 第恨山中尚少十年功夫耳！”他本来就没有更多的个人欲求，所以会死得 从容；但他又是死得有遗憾的，所以又说：“本欲与诸君戮力同卫社稷， 今无能矣，愿诸君勉之！”（同上）他出山本是为救民于水火，而他却未能 实现之，所以会深感遗憾。这些被记录在各种笔记中的死前感人场面，到 底是历史的真实记载，抑或是人们的良好愿望，如今已难以考实，但唐顺 之最终乃病逝于御倭赈灾的舟船之中，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仅此亦足以 见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可贵精神了。尽管在荆川的生前死后曾招致了 不少的非议，但真正理解他的人则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尤其是强调了他与 阳明先生精神的一脉相承之处，王畿说：“荆川兄忧世一念，可贯金石， 原无一毫依附之情。但自信太过，运谋出虑若可与先师并驾而驰，欲以转 世，不幸反为世转，致增多口。”（《与俞虚江》，见《王龙溪先生全集》 卷十一）龙溪先生毕竟是深悉荆川内心世界的密友，他知道荆川是不肯依 附任何人的豪杰人物，他的人生愿望是要学心学大师王阳明，达到事功与 学问两得之而又付之无心的圣者境界，然而他却不能同意荆川的出山，因 为他认为荆川的学问境界尚未达阳明的境界，故而只能在山中继续修悟， 可荆川不听，遂得到了“致增多口”的遗憾结果。龙溪认为自己是最有资 格来评价荆川的，所以后来又一次对耿定向论及此事说：“荆川气魄担当 大，救世心切，以身徇世，犯手做去，毁誉成败一切置之度外，此岂世之 謭謭者能窥其际耶？不肖与荆川有千古心期，使天不夺之速，不论在山出 山，尚有无穷事业可做，而今已矣，惜哉！”（《明唐荆川先生年谱》卷 八）可知在王畿的眼中，唐顺之若再加以修悟，是最有希望达到阳明先生的 境界的。若就荆川的主观愿望讲，他的出山的确是以王阳明为效法榜样的， 则龙溪先生实不愧为荆川之知己，荆川可以瞑目矣！ 按王畿的说法，唐顺之出山后大业未竟的人生失败是由于其学术未 纯，所以一再强调其“欲以转世，反为世转”的自信太过的缺憾。这当然 不是龙溪在荆川逝世后有意自显聪明，而是在其生前便已反复指出过的。 据载在荆川病重时，是王畿天天不离左右地陪伴着他，并与之日日论学， 龙溪之《维阳会语》（《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一）详细地记述过他们的论 学过程。嘉靖三十九年春天，唐顺之已在病中，依然坐堂命将遣帅，为海 防之计： （荆川）一日退食，笑谓先生（王畿）曰：“公看我与老师（阳明） 之学有相契否？”先生曰：“子之力量固自不同，若说良知，还未致得在。” 荆川曰：“我平生佩服阳明之教，满口所说，满纸所写，那些不是良知， 公岂欺我耶？”先生笑曰：“难道不是良知，只未致得真良知，未免搀和。” 荆川愤然不服云：“试举看。”先生曰：“适在堂遣将，时诸将校有所禀 呈，辞意未尽即与拦截，发挥自己方略，令其依从，此是搀入意见，心便 不虚，非真良知也。将官将地方事体请问，某处该如何设备，某事却如何 追摄。便引证古人做过勾当，某处如此处，某事如此处，自家一点圆明反 觉凝滞，此是搀入典要，机便不神，非真良知也。及至议论未合，定著眼 睛沉思一回，又与说起，此等处认作沉几研虑，不知此已搀入拟议安排， 非真良知也。有时奋棹鼓浪，厉声抗言，使若无所容，自以为威严不可犯， 不知此是搀入气魄，非真良知也。有时发人隐过，有时扬人隐行，有时行 不测之赏，加非法之罚，自以为得好恶之正，不知自己灵根已为摇动，不 免有所作，非良知也。他如制木城，造铜面，蓄猎犬，不论势之所便，地 之所宜，一一令其如法措置，此是搀入格套，非真良知也。尝曰：我一一 经营已得胜算，猛将如云，不如著一病都堂在阵，此是搀入能所，非真良 知也。若是真致良知，只宜虚心应物，使人各得尽其情，能刚能柔，触机 而应，迎刃而解，更无些子搀入，譬之明镜当台，妍媸自辨，方是经伦手 段。才有些子才智伎俩与之相形，自己光明反为所蔽，口中说得十分明白， 纸上写得十分详尽，只能播弄精魂，非真实受用也。”荆川怃然曰：“吾 过矣，友道以直谅为益，非虚言也。” 龙溪的此段描述应该说是基本真实的，而且也应该有一定的道理，连 唐顺之本人也承认在其与众将领打交道时不免有故弄玄虚的做作之处，如 其《与胡梅林》曰：“军中作用，哭而笑，笑而哭，喜而怒，怒而喜，顷 刻几番傀儡；其处顽将骄兵也，一赤子一龙蛇，顷刻几番变态。乃知公向 言一面哭一面笑才做得总督，此处认真不得，做假不得，自笑尽得公之神 授也。”（《明唐荆川先生年谱》）此种哭笑喜怒无常的“傀儡”做法，便 是王畿本段话中所概括的种种情形。从动机上说，这是为了调动手下将领 抗倭积极性的方式方法，是为了求事之有成，难说有何不妥之处，故言“做 假不得”；但在这“顷刻几番变态”的行为表情之中，又很难说全是真情 的流露，此犹如假面傀儡，喜怒全非其真，故言“认真不得”。根据徐渭 与袁宏道等人的记载，胡宗宪当时的确派头十足，喜怒无常，手下将领都 非常怕他，所谓“是时公督数边兵，威振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 举头。”（袁宏道《徐文长传》，见《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九）可如此盛气 凌人的一位官员，当时在东南士大夫中竟也以讲论心学相号召。荆川的修 养肯定要比胡宗宪的境界高，但他既然自称尽得胡之“神授”，可见他当 时的派头也不小，所以王畿会说他曾有“猛将如云，不如著一病都堂在阵” 的自负话头。龙溪认为这是荆川学问尚不到家，亦即未致得真良知的表现。 荆川本人似乎也认可了此一点，故而临终时会有“第恨山中尚少十年功夫” 的遗憾之言。 然而，我以为唐顺之的人生失败主要不在于其致良知境界的不到家， 而是现实的环境已不允许其取得成功。王阳明的事功在明代士人中的确是 相当显赫的，但他面对的毕竟是农民暴动、苗夷割据与亲王叛乱之类的内 乱，对此欲取得成功虽亦颇有难度，却并非没有可能。可唐顺之面对的却 是凶悍异常、流动性强的倭寇，又有东南强人为其内应，其难度较阳明时 无异更大，故而明人王锡爵说：“大抵先生之聪明胆勇强力忍诟类王文成。 文成秉义士之锐，平乌合定未之贼于呼吸反掌之间，故似难而易；先生以 孱将弱卒，破人自为战之贼，故似易而难。”（《唐荆川先生祠堂记》，见 《明唐荆川先生年谱》卷七）正是看到了这方面的差别。但更重要的是， 此时的士风与世俗都已非阳明之时可比，多数士人已不把道德操守认真对 待，贪求富贵成为其首要的人生选择；而社会上也以获取利益作为价值衡 量的标准，荆川本人固然可以牺牲自我而不计名利，但他却很难以此去调 动他人的积极性，据《江南行略》载：“时顺之方主灭贼，一时行役者多 憾之，或议其轻出，或责武功不成，或谤其讟货。”（同上卷五）诽谤的理 由可以有多种，但唯一的目的则在于自保其身，这意味着道德的感召已失 去原有的效应，因而荆川便不得不用各种喜怒无常的诡谲手段去控制将领 士卒，于是出现了王畿会语中所描绘的种种行为。而当这些行为也失去应 有的作用时，荆川便不得不使用他最不情愿使用的方式，这便是金钱的鼓 舞。此种方式是胡宗宪常常使用而又颇见成效的，以荆川的心学修养与人 生境界，他肯定视此为小人的行径，然而为了求得御倭的实效，他也就不 能不暂且从俗了。但朝廷的经济状况也极为恶劣，不可能有滚滚的财源供 荆川随意地使用，于是他便真的无计可施了；于是他便只能写信向胡宗宪 抱怨：“贼不难打，苦无钱用。……今株守崇明，只得操两空拳，煮一锅 无米粥。奈何！奈何！”（《与胡梅林书》，同上）“但随身银子殊恨其少， 公所给银，仅先发一半往崇明，而以一半自随。弟亦搜刮家赀并借贷，仅 得银五百两，通公所给共是千金而已。”（《与胡总督书》，同上）然而， 荆川莫说家本不富裕，即使他真有万贯家财，也难支御倭的庞大军费开支， 于是他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唐顺之在个人道德上肯定属于中国士人的楷模，其心学的境界亦达到 了相当的高度，但道德的完善只能使他个人在面对危境时可以超然于得失 之外，从而以烈士的心态投入人生的炼狱，却终归无法保证他事实上的成 功。命运注定了他只能被境所转，而不可能以一人之牺牲去“转境”。在 荆川的人生经历中，我以为蕴含了一个深刻而沉重的心学命题，即阳明心 学就其实质而言只能是解决个体自我存在的哲学，他具有内在超越的品 格，故而能够安顿士人失意的心灵，并以不计成败得失的态度投入现实的 人生实践。但他既不可能挽救日益败坏的明代政治局面，也不可能从根本 上扭转明代的士风。士人在某种场合或许能以此坚定自我信心，从而得到 事业的成功，但一般说来心学缺乏实践的品格，它对士人只能提供一种精 神的解脱。唐顺之想用心学的境界来求得仕途的成功，显然是一种误解， 但他既不是有此误解的第一人，更不是就此明白的最后一人。在其前面有 心学开山大师王阳明，在其身后还有泰州传人赵贞吉以及受心学影响的海 瑞等等，他们都曾以其良知的自信向环境提出过有力的挑战，但又都以其 人生的失败而告终。于是，越来越多的士人从这人生的失败中醒悟过来， 不再心甘情愿地去做这无谓的政治祭品，因而更倾向于心学所提供的自我 超越的人生适意境界。如此以来，也就对王龙溪的自然良知更为钟情。于 是，有了下一章要作重点研究的李卓吾、袁宏道等一批士人，显示出有别 于明代中期的士人心态，形成了晚明士林的一大景观。 注释 ①此论点见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第185页，其原文为：“其实， 朱厚熜的这个要求，并不算过分，既无损于国计民生，也适合儒家著重孝 道的传统，是可以‘委曲折中’的。可是杨廷和等不是善于权衡的政治家， 而是迂阔固执不化的儒生，仍然坚执如初，以致君臣之间的矛盾因此而日 趋尖锐。”就一般情形而论，此言似颇有道理，但若联系明武宗因自幼缺 乏严格的儒家教育而养成游荡无度的习性，以致几乎天下不保，则杨廷和 诸人便不能再任凭新皇上为所欲为，而必须在其刚登基时将其纳入正常的 儒家传统之中，而这一切又必须以世宗尊礼士人，尤其是尊重内阁权力为 前提。因此大礼议便不能被视为仅仅是无谓的形式之争，而是君权与相权 之间的较量。就杨廷和的生平看，他并非是“迂阔固执不化的儒生”，而 是颇为精明的政治家。 ②黄宗羲之辨正见《明儒学案》卷十四《陆澄传》，其曰：“徐学谟以 先生复官一疏，不胜希用之念，曲逢时好，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 也。大抵世儒之论过，以天下为重，而不返其本心之所安。永嘉或问，天 下外物也，父子天伦也，瞽瞍杀人，舜窃负而逃，知有父子而不知有天下 也。圣人复起，不易斯言。阳明所谓心即理也，正在次等处见之。世儒以 理在天地万物，故牵挽前代以求准则，所以悬绝耳。先生初锢以世论，已 而理明障落，其视前议犹粪土也。阳明知永嘉之为小人，不当言责，故不 涉论为高。先生已经论列，知非改过，使人皆仰，岂不知嫌疑之当避哉？ 亦自信其心而已。学谟准之以鄙情，不知天下有不顾毁誉者，咥然笑其旁 也。”黄氏从理学与心学理解问题的分歧上来辨正，应该是很有眼光的。 ③对于该问题请参见邓志祥《“谁与青天扫旧尘”——“大礼议”思 想背景新探》（《学术月刊》1997年第7期）。该文将大礼议的思想背景 归结为以杨廷和为首的程朱理学一方与张璁、方献夫等倾向阳明心学为一 方的争论，其主旨基本正确并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但其中有一些问题尚须 进一步推敲，如作者认为王阳明“谁与青天扫旧尘”的诗句是“王守仁在 礼议初起时跃跃欲试的内心写照”，则显然不符合阳明此一时期的心态。 阳明之不介入大礼议，除了身陷危疑之中外，更重要的是担心双方争论会 造成两败俱伤的后果，从而对士气不利，他如何可能在一开始便有跃跃欲 试之心呢？详细情况请参见本书下面的论述。 ④嘉靖十八年是个值得注意的年头，因为这一年是世宗皇帝的人生态 度发生重大转变的标志。本年世宗的生母蒋太后病逝，这对世宗在感情上 是个很大的打击。为了蒋太后的安葬之事，世宗又于同年三月至四月南巡 至出生地安陆，沿途所见皆满目萧条之景象、啼饥号寒之灾民。这引起了 他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怀疑，故曰：“朕为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 自昔唐虞三代之治，莫不由斯。……朕缵承皇祖大统，列圣鸿绪，践祚以 来不遑他务，首以人伦典礼是究是图，益勤心宵旰者十馀年于兹。……夫 复古礼乐以建中和之极，朕之意也。何一十年间教化未尽孚，风俗未尽美， 灾害未尽殄，生养未尽遂？其故何欤？孔子曰：‘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 之，乐也。立此二者，南面而立，是以天下太平。’然则斯言也，将不足 征耶？兹欲使礼乐行政四达而不悖，比隆于先王之盛，将何修而可。”（ 《明世宗实录》卷二四七，第2页）文字上的充满疑问透露出他心中对盛世 的绝望，同时也意味着对其个体自我生命的关注，故《明史》曰：“嘉靖帝 自十八年葬章圣太后后，即不视朝。”（卷二0九，《严嵩传》）可见，嘉 靖十八年的确是非同寻常的一年。 ⑤关于该问题，可参见台湾学者黄进兴所撰《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 正当性》一书。该书第二章第八节“道统与治统之间：从明嘉靖九年（1530） 孔庙改制论皇权与祭祀礼仪”，对此次世宗改孔庙祭祀礼仪的目的、性质 有令人信服的研究，请参看该书第142——185页之有关内容。 ⑥见牛建强《明代中后期讲学风气的扩张及其变异》（《史学集刊》 1993年第4期）。该文将明代后期讲学的弊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流 别淆乱，主张多端；（二）虚空浮躁，束书不观；（三）知而不行，流于 口舌；（四）行非所知，实欲弃伦。这些弊端当然都是存在的，但却并不能 概括讲学的所有内容与特点。如王艮、何心隐及李贽的讲学便难以归入上 述四类。更何况某些价值判断的角度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如说“流别 淆乱，主张多端”为讲学弊端，便是附和了朝廷官方与正统士大夫的眼光。 因为流别杂、主张多乃是官方思想统治趋于松动，学术思想趋于活跃的体 现，而这也正是阳明心学对于明代学术贡献的价值所在，如何能以弊端言 之？ ⑦关于此事发生的时间，当是在嘉靖二年而非嘉靖元年，对此《宋明 理学史》有具体的考证，现引述如下，以供参考：王艮死后，黄直《奠文》 说：“癸未之春，会试举场。兄忽北来，驾车彷徨。随处讲学，男女奔忙。 至于都下，见者仓黄。事迹显著，惊动庙廊。”王臣（瑶湖）《奠文》说： “癸未之春，予试春官。君时乘兴，亦北其辕。琅琅高论，起儒廉顽。皆 寓车床，忘寐以欢。”赵贞吉《王艮墓铭》在记述王艮北行后说：“越五年， 戊子（公元1528年），王（守仁）先生卒于师。”（上引见《全集》卷五）， 从戊子上溯五年即癸未，亦可证此事发生于嘉靖二年。（《宋明理学史》 下册第425页） ⑧见廖可斌《唐宋派与阳明心学》（《文学遗产》1996年第三期）。 该文分为三个部分：（一）阳明心学与唐宋派的形成；（二）阳明心学与唐 宋派的主导倾向；（三）阳明心学与唐宋派文学创作之得失。应该说论述 得比较全面而具体，但其立论的依据基本上是以唐顺之与王慎中为主，这 显然是不妥的，尤其是不提归有光，并说茅坤“已被今人遗忘”，更不符 合真实情况。因此，要谈阳明心学与唐宋派的关系，家必须首先弄清唐宋 派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与阳明心学有何不同？然后再考虑是将受阳明心学 影响时所形成的文学思想作为唐宋派发展的一个阶段，还是将其另作为一 种文学观念加以讨论。根据个人理解的不同，也许会采取不同的措施，但 闭而不谈唐宋派文论与心学文学观念的区别，则肯定是不妥的。我以为还 是将二者分而谈之为佳，原因是二者属于不同的价值取向。 ⑨唐鼎元《明唐荆川先生年谱》卷八曾综合各种材料予以辨证，现引 述如下： 万季野斯同书《国史·唐应德传》后云：初读国史唐公传，曰：“此 忌者之口也，不足辨之。”已而念公贤者，受诬至此，安可不为之辨？公 抱负长才，林居不试。睹乡邦之涂炭，思起而救之。适会赵文华荐，朝廷 有夏官郎之授，遂以应命，其出处如此。乃传谓公以策干文华，因以得进。 吾观公文集有《却赵侍郎馈遗》一书，彼于匪人交际犹且却绝，安肯以策 干之？文华之荐，亦由自知其才欲以博荐贤之名耳，岂公干之而后荐耶？ 若以文华之荐为公累，时与公同荐者尚有胡松、周相、翁大立、李文进、 秦鸣夏五人，惟鸣夏赴官道死，余皆至显官，议者未尝以文华故责此五人， 何独以此为公累也？史于胡公传备详其善状，而不言文华之荐，独于公之 传言之不置，同出一史，而笔削如此，岂非有挟而然耶？传又谓公初欲猎 奇致声誉，屏居十五年，上方摧抑浮名无实之士，言者屡荐终不见用。夫 公以弱冠登上第，一时文名藉甚，恐名浮于实，故力敦闇然之学，虽诗文 亦鄙而不为，何尝无声誉而须猎奇以致耶？其不见用乃当路者不悦，上何 尝摧抑之？公亦岂浮名无实者耶？又谓公初罢官居，力为矫亢之行，非其 人不交，非其道不取，天下士靡然慕之，既久之不用，晚乃由文华以进。 夫天下固有非人不交非道不取者而肯变节以希进耶？何其量天下士薄也。 其为此言不过谓公欲得官耳，公诚欲得官，其初尝两为翰林，何不优游文 史之地，驯致通显，而乃至屡得屡失耶？始弃翰苑之华阶，而晚求部曹之 冗职，亦大非人情矣。至谓公以边才自诡，既假以致身，遂不自量，欲以 武功见，尽暴其短，为天下笑。夫公于戊午冬始以郎官视师，至己未开府 淮扬，仅六月而卒。其初则权轻不足以集事，其继则受任日浅故不能大有 所展布。然公两以病躯扬帆海外巡历而归，诸将凛凛悚息，军容为之一振， 屡有斩馘功，三受金绮之赐，一时劳臣宜无如公者，志虽未竟，天下皆叹 其忠，何短之暴，而又何人笑之？使当时任事者而尽如公，何至若是之糜 烂？以公之劳勚，而犹责之如此，又何以责他人？甚哉！忌者之口可畏也！ 盖思乡邦之涂炭，而思救之者，其本志也。不得竟其志者，限于年也。奈 何欲没其生平而诋诬至是哉？盖《世宗实录》悉出张居正之手，彼于理学 诸儒无所不訾毁，而公其犹甚者也。然吾观国史前后诸传，其褒贬不过数 语，独公一事而言之再三，彼将以是深章其丑，不知适足自形其为忌耳。 自古史官挟私以枉人者何限，吾于公独深有感也，故为之辨。（此文系富 阳夏朴山钞致） 万斯同之辩正文字虽未必皆准确无误，但却使人能够看到对唐顺之的 另一面的评价，结合对其攻讦之一面，或可有助于全面认识荆川之人格， 故引录在此，以资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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