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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东岭

新书介绍——《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

 
    
    第三章嘉靖士人心态与王学之流变    

    第四节王畿——三教合一与士人心态的新变化
    
    一、心学的内部学术对话与王畿的良知观
    
    王畿(1497—1582),字汝中,号龙溪,浙江山阴人。他是阳明在世
时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他也终生以发扬光大师门心学为己任。他中举后就
学于阳明,遂不愿继续参加科考,阳明劝之曰:“吾非以一第为子荣也,
顾吾之学,疑信者半,子之京师可以发明耳。”这才决意前往,遂中嘉靖
五年会试。因“当国者不悦学”,便对钱德洪说:“此岂吾与子仕之时也?”
二人皆不廷试而归。嘉靖七年正欲赴廷试,而闻阳明逝世消息,遂奔丧之
广信料理阳明丧事,然后守心丧三年。直到嘉靖十一年始参加廷对而中进
士,授南京职方主事。(见《明儒学案》卷十二,《王畿传》)后又进至武
选郎中,给事中戚贤荐王畿学有渊源,可备顾问,但“夏言斥畿为伪学,
夺贤职,畿乃谢病归。”(《明史》卷二八三,《王畿传》)从此便永远离
开官场,而“孳孳以讲学为务,所至接引无倦色。自两都吴楚闽越,皆有讲
舍,江浙尤盛,会常数百人,年八十尤不废出游。”(李贽《续藏书》卷二
二,《郎中王公》)由于此种经历,使王畿对当时各地王学流派多有接触,
对其发展状况非常清楚,故而他的讲学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与各个流派
的对话甚至争辩中提出自己的见解的,因此许孚远概括阳明之后王学之演
化说:“姚江之派复分为三,吉州(邹守益)仅守其传,淮南(王艮)亢
而高之,山阴(王畿)圆而通之。”(朱怀吴《昭代纪略》卷五)可以说,
“圆”乃是王畿心学理论的最突出的特征。
    王畿有一段话,充分显示了此种“圆而通之”的特性,不妨全引如下:
    良知宗说,同门虽不敢有违,然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拟议搀和。有谓
良知非觉照,须本于归寂而始得,如镜之照物,明体寂然而妍媸自辨,滞
于照则明反眩矣。有谓良知无见成,由于修证而始全,如金之在矿,非火
齐锻炼,则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谓良知是从已发立教,非未发无知之本旨。
有谓良知本来无欲,直心以动,无不是道,不待复加销欲之功。有谓学有
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体用。有谓学
贵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无内外,而以致知别始终。此皆论学同异之见,
不容以不辨者也。寂者心之本体,寂以照为用,守其空知而遗照,是乖其
用也。
    见入井孺子而恻隐,见呼蹴之食而羞恶,仁义之心本来完具,感触神
应,不学而能也。
    若谓良知由修而后全,挠其体也。良知原是未发之中,无知而无不知,
若良知之前复求未发,即为沉空之见矣。古人立教,原为有欲设,销欲,
正所以复其无欲之体,非有所加也。主宰即流行之体,流行即主宰之用,
体用一原,不可得而分,分则离矣。
    所求即得之之因,所得即求之之证,始终一贯,不可得而别,别则支
矣。吾人服膺良知之训,幸相默证,务求不失其宗,庶为善学也已。
    (《拟岘山会语》,见《明儒学案》卷十二)
    王畿此处的论述方式,颇有佛家之判教性质,他认为其他的良知理论
均有其缺陷,只有他自己的见解才是最为圆满完善的。以王畿在王门弟子
的位置与其对各派的了解程度,他也许有资格作出评判,至于所评是否正
确,则须视其具体内容而定。观本段文字,王畿的行文主旨在于顾及两端
而执其中,统合各方而归其一,如寂之体与照之用必须兼顾,如果遗照便
是乖其用,那就是偏,因此他的主导思想乃是“体用一原”、“始终一贯”,
实际上也就是“圆”。“圆”当然是针对不圆而发的,而当时王畿所指的
不圆对象则主要是江右王学的主修派与归寂派。主修派以邹守益为代表,
他认为要把握心学的精髓便不能“忽实修而崇虚谈”,所以他为“惜阴会”
所作的《惜阴会约》中说:“凡乡会之日,设先师像于中庭,焚香而拜,
以次列坐,相与虚心稽切居处果能恭否?执事果能敬否?与人果能忠否?
居此者为德业,悖此者为过失。德业则直书于册,庆以酒;过失则婉书于
册,罚以财,大过则倍罚,以为会费。”(《东郭集》卷七)此处非但有恭、
敬、忠诸伦理因素之强调,并有相互监督之责任及经济制裁之措施。此即
为龙溪所言“良知由修而后全”,其结果将会“挠其体”。故而虽同是在江
西设会,王畿为洪都同心会所作会约便显然不同,其所言设会原因曰:“但
恐吾人尚从间接承接过去,不能实致其知,日著日察,以求自得,则所谓
晓然明白者尚不免于播弄精魂,非实际也。夫不握其机,则大化无从而运,
不入其窍,则大本无从而立,非借师友夹持启悟,则未免溺于沉浮,安于
孤陋,大业亦无从而究。”可直其目的即在“夹持而悟”,故其会约中无丝
毫勉强措施,反而鼓励宽容理解,所谓“议论偶有未合,不妨默体互证,
毋执己长以长胜心,庶令可保始终,而此学赖以不坠。”(《龙溪王先生全
集》卷二)完全是自由讨论的方式,目的便是求得本体之悟。可知他要纠
正邹守益的,是只知修而不知悟。而对于聂豹、罗洪先二人所主张的归寂,
王畿则认为是只知求体而弃其用,同为一偏之论,因而与聂豹争辩说:“感
生于寂,寂不离感。舍寂而言感,谓之逐物;离感而言寂,谓之泥虚。”
(《明儒学案》卷十二,《致知辨议》)所以,若欲真正把握良知之实,便
要即体即用,体用不分,“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原是变动周流,此便
是学问头脑,若不见得良知本体,只在动静二境上捡择取舍,不是妄动,便
是著静,均之为不得所养。”(同上,《东游会语》)从实际情形看,王畿
的确是最能领悟王阳明致良知的真实精神的,尽管黄宗羲言龙溪跻阳明而
为禅,但他还是不得不承认,王畿“亲承阳明末命,其微言往往而在。”
(同上)阳明的良知学说在发展过程中当然有不一致甚至矛盾之处,而就
其主导特征而言,无论是早期的知行合一,还是晚年的致良知,都是强调
的体用不二,动静无间。王畿不仅继承了此种学术思想,而且将其更加明
朗化。如当年阳明在四句教中,有“无善无恶心之体”与“知善知恶是良
知”二句,本来是讲的体用二端,但因表述含糊而引起了许多争议,如今
在王畿这里便明快多了,如:“知是知非而实无是无非,知是知非者应用
之迹,无是无非者良知之体也。”(《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八,《艮止精一
之旨》)“盖良知原是无中生有,无知而无不知。……虚寂原是良知之体,
明觉原是良知之用。体用一原,原无先后之分。”(同上卷二,《滁阳会
语》)将“无是无非”与“知是知非”同归于良知之体用,概念得到了统
一,避免了不必要的误解,而且由此推出了良知“虚明”的特征,从理论的
完善性上来说,的确要胜过阳明一筹。这便是黄宗羲所指出的:“先生(指
王畿)疏河导源,于文成之学,固多所发明也。”(《明儒学案》卷十二)
    明清之际的许多学者都认为王畿为学主悟主无,流入释、道之中,使
阳明心学走入歧途。这当然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却不能说是对龙溪之学全
面深入的理解。就王畿的本意讲,他倒是想极力做到圆满周全的。比如说
不少人认为王畿不重功夫而只讲本体,可他分明反对偏于一方,故曰:“致
知在格物,格物正是致知,实用力之地,不可以分内外者也。若谓工夫只
是致知,而格物无工夫,其流之弊便至于绝物,便是二氏之学。徒知致知
在格物,而不悟格物正是致其未发之知,其流之弊便至于逐物,便是支离之
学。”(同上,《答聂双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对白沙之学便有自己
的看法,他承认明代学术的“开端是白沙”,至阳明而大明。(同上,《与
顾冲宇》)但他并未将二者等同,而认为白沙不过是孔门别派,其关键在
于白沙只求静寂,“假静中一段行持,窥见本来面目,以为安身立命根基”,
这便是“权法”而非究竟意。而阳明的致良知却是“不论语默动静,从人
情事变彻底炼习以归于玄”,也就是内外动静为一,而这才能真正达到人
生的彻悟。(同上,《霓川别语》)龙溪认为这也才真正是圣人之学。
    从此一角度言,“空”与“无”并非是龙溪的最终目的,而是致用之前
提。尽管他多次指出:“空空者,道之体也;”(同上卷六,《致知议略》)
“老子曰无无,既无,湛然常寂。”(同上)但若仔细体味其“无”之内涵,
似有两种意项构成。一是虚之意。他说:“空空即是虚寂,此学脉也。”
(同上)而虚寂的另一面却是感应之用,所谓“虚寂者心之本体,良知知是
知非,原只无是无非,无即虚寂之谓也。即明而虚存焉,虚而明也,即感而
寂存焉,寂而感也;即知是知非而虚寂行乎其间;即体即用,无知而无不
知,合内外之道也。若曰本于虚寂而后有知是知非本体之流行,终成二见,
二则息矣。”(《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十六,《别赠见台漫语摘略》)此
“空“此“无”既非无任何内容之断灭空,也不能独立而存在,虚之体的同
时便是用之明,寂就在感之中,良知具有知是知非的功能便是由于虚寂行乎
其间。王畿曾对此虚与用之关系作过多种比喻,或以镜之虚而能显其明,
或以口之空而能辨甘苦,或以目之空而能辨黑白,或以耳之空而能辨清浊,
最终归之于心之空而能辨是非。这是从认识功能上说的,而从境界上说,
虚则体现了圣人与天地同体的胸襟,他说:“老氏曰致虚,又曰谷神,谷
亦虚也。天地间惟万物,万物成象于天地之间而无一物能为之碍者,虚故
也。人者天地之心,万物之宰,藐然以一身处乎其间,与万物相为应感,虚
以动而出不穷,自然之机也。”(同上卷十七,《虚谷说》)从语言层面上
看似乎有浓厚的老庄思想色彩,但其目的则是要求具备一种开放的胸襟,
以便与万物相感通,这其实又是儒家万物一体之仁意识的表现。王畿非常
清楚“世之学者反以虚之说出于老氏,讳而不敢言”,但他依然敢于冒此
风险,是因为他深信“天地此位,万物此育,而虚之为用大矣。”(同上)
打通儒释道而为其心学体系服务,这正是王畿思想的特征。二是自然之意。
对此王畿解释说:“自然之觉即是虚,即是寂,即是无形、无声,即是虚明
不动之体。”(《明儒学案》卷十二,《致知议辩》)其实,这也是谈的良
知之体用问题,在王畿看来,良知虽是自我之主宰,但其本身却又是空寂
虚无的,在感应的过程中,良知固然不能“随物流转”,因为那将失去主
宰,可又不能离开知觉而有意去把握良知,因为这便是有所“执”,而“才
有执著,终成管带”。(同上《答念庵》)所以最佳的状态便是忘却良知主
宰一任其自然而又不违良知天则。用王畿的话说叫做“见在一念,无将迎,
无住著,天机常活。”(同上《水西别言》)或者叫做“直心以动,自见天
则。”(同上,《万履庵漫语》)王畿称此为“自然良知”,此处的自然包
括了天然现成之本原与自然无碍之感应两个方面,所以王畿说:“先师良知
之说,仿于孟子不学不虑,乃天所为自然之良知也。惟其自然之良,不待
学虑,故爱亲敬兄,触机而发,神感神应;惟其触机而发,神感神应,然后
为不学不虑,自然之良也。”(同上,《致知议略》)此情形犹如珠之走盘,
珠在盘中自然而动,自由而走,无外力之限制与自身之胶滞,然又决不会
走出盘外而中止,用孔子的话说即“随心所欲不逾矩”,而这正体现了王
畿“圆”之特性。
    而要达到本体之虚明与感应之自然,就不能沿袭朱子主修主敬的传统
治学方法,而必须代之以“悟”。上述所言“不学不虑”并非是不经过任
何过程便可得其自然之良知,而是说不能靠知识的积累与人为的智虑去获
得,必须通过悟方可达此目的。而此悟字最足遭致后人误解,明末儒者刘
宗周便说龙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悬空期个悟,终成玩弄光景。”(同
上,《师说》)其实,王畿的本意是说学要以悟为门径,而并非是只须悟便
可解决所有问题。应该说此种思路是符合阳明的学术思路的,阳明论学也
强调悟,在如今所保存的几种天泉证道的资料中,可以说都曾指出了次一
点。拿出入较大的王畿与钱德洪的不同记载相比,便可一目了然。王畿记
阳明之言曰:“吾教法原有此两种,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
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
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即本体便是工夫,简易直截,更无剩欠,顿悟之
学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尝悟得本体,未免在有善有恶上立根基,心与知
物皆从有生,须用为善去恶工夫,随处对治,使之渐渐入悟,从有以归于
无,复还本体,及其成功一也。”(《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一,《语录》)
钱德洪则记其师言曰:“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源悟入,
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
人己内外一齐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
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王阳明全集》卷
三,《传习录》下)在此,王畿明确地指出了无论是简易直截的顿悟还是
为善去恶的渐修,其最终目的都是要悟得无善无恶之良知本体;钱德洪的
话稍微含糊一些,而所谓“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也应该是渐
修后的透悟。在后来的阳明年谱中,也有“汝中须用德洪功夫,德洪须透
汝中本体”(同上卷三五)的话,可证阳明的确要求渐修之人最终亦须悟
得良知之虚无本体。因而王畿强调学要以悟为门径并未违背阳明之本意。
当然,阳明对王畿只偏于顿悟一途确实表示过忧虑,说他“只去悬空想个
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这
是钱德洪的记载,王畿所记无此语,但年谱中亦有此记载,可见是实有之
言。故而在阳明逝世后王畿便对其四无说有所纠正,他在《与程方峰》中
说:“天泉证道大意,原是先师立教本旨,随人根器上下,有悟有修。良
知是彻上彻下真种子,智虽顿悟,行则渐修。”可知他是接受了阳明的劝
告的。但他又有了自己的发挥创造,这便是顾及两端而统合之的“圆”之
特征,所以他接着说:“此学全在悟,悟门不开,无以征学。然悟不可以
言思期必而得,悟有顿渐,修亦有顿渐。著一渐字,固是放宽;著一顿字,
亦是期必。放宽便近忘,期必又近于助。要之皆任识神作用,有作有止,
有生有灭,未离生死窠臼,若真信良知,从一念入微承当,不落拣择商量,
一念万年,方是变识为智,方是师门真血脉路。”(《王龙溪先生全集》卷
十二)他首先承认了学有顿渐二途,此乃其继承师说处。但他更强调的是,
学者须以悟为门径而断不能一味执著于顿与渐,如果纠缠于渐,那就有放
松自我进取的危险,而放松自我进取便意味着舍弃心性的修炼,此即为
“忘”;而专执于顿,那就有急于求成的急躁之病,而急于求成的急躁便
会造成揠苗助长的不良后果。而按王畿的意思,要成功就必须放弃对顿、
渐的固执,该顿者即顿,该渐者用渐,最后悟得良知真境界,“变识为智”,
方可达到人生的彻悟而学有所得。如此论学,则显然是在阳明的基础上又
有了新的进展而更加圆融。
    王畿有一首论学诗曰:“天根寂寂从何起,直须感处观无始。愧心才
动面生丹,哀心乍萌颡溢泚。瑶藏冲开捷有神,莫把真金弃如屣。寂中起
感感归寂,千圣传来旧宗旨。路头差别较些儿,择术从教慎函矢。世鲜中
行道益孤,媚俗纷纷乱朱紫。夫君自是儒中英,好向毫厘辨千里。”(同上
卷十八,《再用韵论学一首》)良知之体本寂,但须于感处观之,寂中可以
起感而感亦必归于寂,两端兼顾,体用双彰,此方可得大道之中行而不滞
于一偏。可见王畿本人是有自觉的求“圆”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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