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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东岭

新书介绍——《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

 
    第二章王阳明的心学品格与弘治、正德士人心态   
    
    
第三节王阳明的求乐自适意识及其审美情趣
    
    阳明心学说到底是一种儒家的心性学说,因而后世学者大多注目于其哲
学概念与伦理特征的讨论辨析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其求乐意识与审美情愫
则较少有人问津,这时因为作为哲学家的王阳明在思想史的研究中不可能有
他的审美位置,而在美学史与文学史的研究中又由于他没有专门的美学论述
从而失去了研究者的应有关注。但这样做显然是有失全面的,这不仅会影响
对其心学思想的完整了解,也不可能认识阳明本人的完整人格,更重要的是
不能充分认识阳明心学对当时士人的影响途径。其实,阳明的朋友兼弟子黄
绾眼中的王阳明就不是后人理解的那副模样:“公生而天姿绝伦,读书过目
成诵。少喜任侠,长好词章仙释,既而以仙道为己任,以圣人为必可学而至。
实心改过,以去己疵。奋不顾身,以当天下之难。上欲以其学辅其君,下欲
以其学淑其民,惓惓欲人同归于善,欲以仁覆天下苍生。人有宿怨深仇,皆
置不较。虽处富贵,常有烟霞物表之思,视弃千金如土芥。藜羹琼鼎,锦衣
蕴袍,大厦穷庐,视之如一。真所谓天生豪杰,挺然特立于世。求之近古,
诚所未有也。”(《王阳明全集》卷三八,黄绾《阳明先生行状》)黄氏的话
里,不仅有阳明进取济世的狂者精神,还有以仙道为己任的出世追求,常有
烟霞物表之思的审美情趣,视千金如土芥的超越脱俗境界等等。其中求乐意
识与审美情愫我以为是阳明思想人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故本节集中加以论
述。
    
    一、求乐与自得
    
    求乐是阳明先生的一贯主张,他认为无论是从本体还是功夫乃至境界而
言,求乐都是不可缺少的。他在《与黄勉之》的信中,曾明确提出“乐是心
之本体”,其特性是“和畅”,所谓“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欣合和
畅,原无间隔。”其实,这与阳明论良知有直接联系,因为作为人之本体的
良知,亦具有廓然广大,与物无违的虚灵特性,所以他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
改“心是乐之本体”为“良知即是乐之本体。”(同上卷五)从功夫上,他又
强调“常快活便是功夫”。(同上卷一,《传习录》上)此处阳明所说“快
活”到底内涵是什么呢?其实他是从心之本体特性引申而来的,他认为人之本
性便是喜放松而苦拘束,因而在为学过程中要教人为善最好是诱而导之而不是
拘而束之,只有如此,方可“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
其粗顽,日使其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其中和而不知其故。”(同上卷二,
《传习录》中)从人生理想与为学目的上,乐也是阳明的最高追求,他对此
强调说:“人一日间,古今世界都经过一番,只是人不见耳。夜气清明时,
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时,神清气朗,雍雍
穆穆,就是尧舜世界。日中以前,礼仪交会,气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
中以后,神气渐昏,往来杂扰,就是春秋战国世界。渐渐昏夜,万物寝息,
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尽世界。学者信得良知过,不为气所乱,便常做个羲
皇以上人。”(同上卷三,《传习录》下)这“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
怀”之世界,我以为就是阳明所言之无善无恶的良知境界,亦即混然一片,
无分别,无对待的自由自在的境界。对此种境界后来阳明之弟子王艮曾有过
补充,《王心斋先生年谱》载:“先生如金陵,偕燧数十辈会龙溪邸舍,因论
羲皇、三代、五伯事,同游未有以对。复游灵谷寺,与同游列坐寺门,歌咏。
先生曰:‘此羲皇景象也。’已而龙溪至,同游序列候迎。先生曰:‘此三代
景象也。’已而隶卒较骑价,争扰寺门外。先生曰:‘此五伯景象乎?羲皇、
三代、五伯,亦随吾心之所感应而已,岂必观诸往古?”可知所谓羲皇世界
是与纷争之五伯、礼仪秩然之三代相对应的,是一种自由随意、歌咏自得的
和乐世界。因而王学之最高境界,是象孔子当年所欣赏的曾点那种和乐自得
的人生境界。由上可知,求乐是阳明先生的一贯主张。
    一般地说来,自从孔子提出曾点之乐以来,求乐便成为儒学的一种传统,
很少有人公开加以反对,但在乐之内涵与如何求乐上却依然有较大的分歧,
因而就需要对阳明的求乐主张作出具体的辨析。我以为阳明的求乐倾向从总
体上并未脱离儒家范围,亦即他之所言之乐首先是儒家之乐,故曰:“君子
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若夫君子之为善,则仰不愧,俯不怍,明无
人非,幽无鬼责,优优荡荡,心逸日休,宗族称其孝,乡党称其弟,言而人
莫不信,行而人莫不悦。所谓无入而不自得也,亦何乐如之!”(同上卷二四,
《为善最乐文》)此文作于嘉靖六年,又是为他人而作,也许并不能完全代
表其本人的思想,但起码他对此不持反对态度,或者说此种伦理之乐是他所
求人生之乐的一种。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为善最乐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一
个人在做了于他人或群体有益的事后,非但会得到一个融洽的环境,而且其
本人在心理上也将保持一种坦然平和的状态。就阳明心学的主导倾向看,他
所言的求乐并不在乎周围环境的反应与评价,而是更重视个体内心的自我感
受,他将此称为“自得”,他追求的最高境界也被称为“无入而不自得”。可
以说“和畅”是从本体上讲,而“自得”乃是从境界上讲,二者共同构成了
“乐”之内涵。
    那么,阳明所言的自得又具体指什么呢?他在嘉靖三年为黄省曾《自得
斋》所写的题辞中,否定了那些“业辞章,习训诂,工技艺”的求乐可能性,
认为它们“弊精极力,勤苦终身”,却都是致力于身外之物,“宁有所谓自得
逢原者哉?”在阳明看来,要求自得就必须求道,因为“道,吾性也;性,
吾生也。”只有求道,才真正抓住了生命的根本。所以他说:“古之君子,戒
慎不睹,恐惧不闻,致其良知而不敢须臾或离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是以
大本立而达道行,天地以位,万物以育。”那么这又与乐有何关系呢?对此,
阳明引用了孟子的话加以解释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
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
之也。”(同上卷七,《自得斋说》)在此,阳明已涉及了“居之安”的心理
内容,但孟子的行文重点显然还不是在心之和乐,因此也就不能充分表达阳明
的求乐思想。要理解求道与求乐的关系,还必须与阳明“为己”、“成圣”的
为学宗旨及人生目标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在阳明的心学体系中,求道是为了
成圣,而成圣又只是个“为己”。此处的“为己”并非一己私利之意,而是
实现自我所追求的成圣目标,故而成圣与为己都离不开“成物”。而在成物
的现实进取中达到成己,从而获取一种“无入而不自得”的至乐境界,则是
成己成圣的最终实现。在这个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带有强烈的自我实现色彩,
但同时又具有万物一体之仁的廓然大公胸怀,故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
体,莫非己也。”(同上卷八,《书王嘉秀请益卷》)而一旦具此仁者胸怀,
便可为大人,亦可称为圣人,故又曰:“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
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教养之,
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同上卷二,《传习录》中)而欲达仁者境界,则必
须排除内外干扰,即内去其私欲,外忘其荣辱,做到无牵挂,无执著,无得
失之留恋,无善恶之分别,以达“无我”之境地,这就叫“圣人之学以无我
为本。”(同上卷七,《别方叔贤序》)但这种无是为了具备宽阔的圣人胸怀
与忘却心境之焦虑,从而更有利于体现其万物一体之仁,而并非佛、道之拒斥
世界,可以说“无”依然是为了“有”。有了这种超越世俗生死的无,就能
做到处于任何境遇都能安然自在,所谓“素富贵则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
贱,素患难行乎患难,故无入而不自得也。”(同上卷四,)《与王纯甫》)
这是一个层次的自得,它主要是指免除焦虑忧思而获得的安然顺适的心境,有
时阳明也称这种自得为“洒落”,所谓“人生达命自洒落”,正是指此。但在
此必须指出,无论是忘怀物我的安然顺适还是仁民爱物的廓然大公,都尚非
阳明心学的究竟意义。也就是说,他不仅要求顺适之小乐,还要获成圣之大
乐;他不仅要通过现实进取而成物,更要通过成物而成己。“无我”并非只
具佛道之消极义,同时还有成己之积极义。这种自我实现的自足感是阳明自
得的别一层境界,他有时称之为“自慊”,有时又称之为“自安”。在嘉靖四
年所作的《题梦槎奇游诗卷》一文中,阳明集中地描述了这种境界,他说:
    君子之学求尽吾心焉耳,故其事亲也求尽吾心之孝而非以为孝也,事君
也求尽吾心之忠而非以为忠也。是故夙兴夜寐,非以为勤也;剸繁理剧,非
以为能也;嫉邪去蠹,非以为刚也;规切谏争,非以为直也;临难死义,非
以为节也。吾心有不尽焉,是谓自欺其心。心尽而后吾之心始自以为快也。
惟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贵贫贱忧戚患难之来,莫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地;
苟富贵贫贱忧戚患难而莫非吾致知求快之地,则亦宁有所谓富贵贫贱忧戚患
难者足以动其中哉!世之人徒知君子之于富贵贫贱忧戚患难无入而不自得也,
而皆以为独能人之所不可及,不知君子之求以自快其心而已矣。(同上卷二
四)
    在这种成物为己的过程中,使自我超越了庸碌的凡俗世界而得到极大的
提升,“出乎尘垢之外而与造物者游”,(同上《示徐曰仁应试》)成为翔
于千仞之上的凤凰,同时也得到了心理的愉悦与精神的安适,而在阳明眼中,
这才是真正的为己之学,也是最大的自得。难怪他会将良知夸张到如此地步:
“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真是与物无对。人
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欠亏,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
(同上卷三,《传习录》下)也许只有在了解阳明对成己之学所达到的超越
境界的渴望心情后,才能真正懂得他对良知的这种赞许意味着什么。
    以前亦曾有人涉及过阳明心学的这种追求自得境界的学术论题,但都有
失之简单之弊。⑨如洒落与敬畏的关系问题,求乐自得与佛道的关系问题,
自适与救世的关系问题等等,还都需要作出明确的解说。先谈洒落与敬畏的
问题。阳明一面主张放开,但有时又特别强调敬畏,因而在其《谨斋说》中,
他如此形容“谨”之态度:“谨守其心于其善萌焉,若抱赤子而履春冰,惟
恐其或陷也;若捧万金之璧而临千仞之崖,惟恐其或坠也。”(同上卷七)既
要放开又要敬畏,这显然是矛盾的。其实这种矛盾从宋儒始便一直存在,谢
上蔡与其弟子有一段问答颇为著名:“问:‘太虚无尽,心有止,安得合一?’
曰:‘心有止,只为用他,若不用,则何止?’‘吾长莫已不用否?’曰:
‘未到此地,除是圣人便不用,当初曾发此口,被伊川一句坏了二十年。曾往
见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对曰:天下何思何虑!伊川曰:是则是有此
理,贤却发得太早在。’问:‘当初发此语时如何?’曰:‘见得这个事,经
时无他念,接物亦应付得去。’问:‘如此,却何故被一句转却?’曰:‘当
了终须有不透处。当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禅家去矣。……至此未敢道
何思何虑地位。’”(《宋元学案》卷三四)在宋儒那里,不是不向往此何思
何虑境界,但那是圣人才会具备的,一位普通学者距此仍有遥远的距离,必
须经过长久而艰苦的诚敬格物功夫,方有可能达此境地,否则,发得太早,
便有可能流入禅家的空寂中去。这种认识,可以说在明代前期仍占有绝对的
主导地位。只是到了陈献章时情况才起了变化,陈氏虽自认是儒,但其学术
宗旨乃求乐自适则是实情,即使替白沙辩护者也不能不承认他是继承了曾
点、邵雍的求乐一脉。那么,阳明对此态度如何呢?他在嘉靖二年给弟子舒
国用的信中做了集中说明:“夫君子之所谓敬畏者,非有所恐惧忧患之谓也,
乃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之谓耳。君子之所谓洒落者,非旷荡放逸,纵情肆意
之谓也,乃其心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之谓耳。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
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惧,惟恐其昭明灵觉者或有所
昏昧放逸,流于非僻邪妄而失其本体之正耳。戒慎恐惧之功无时或间,则天
理常存,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无所亏蔽,无所牵扰,无所恐惧忧患,无所
好乐忿懥,无所意必固我,无所歉馁愧怍。和融莹彻,充塞流行,动容周旋
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斯乃所谓真洒落矣。”(同上卷五,《答舒国用》)
在此出现了“天理”“欲”等程朱理学的术语,并主张“戒慎恐惧之功无时
或间”,仿佛与朱子已较接近。其实研究阳明心学始终要注意其对话背景此
一重要问题,也就是说当时士人为参加科举考试,早就对朱子学非常熟悉,
当阳明先生对他们进行心学启示时,必须在他们现有的知识背景下与其对
话,这就免不了要用理学的话语来阐释心学内容。同时阳明教人往往讲究因
人因时施教,在初学时多讲为善去恶之功夫,对世俗之念强者多强调去欲等
等。但无论如何,他的落脚点还是“无所亏蔽,无所牵扰,无所恐惧忧患,
无所好乐忿懥,无所意必固我,无所歉馁愧怍”的自然和乐境界,所以他在
下面才会总结说:“洒落为吾心之体,敬畏为洒落之功”。但这功夫要做到何
时才能放开,阳明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根据他因人施教的宗旨,也不可
能有一个统一的模式。这造成了后来王学的分化,有专主敬畏的修练功夫者,
有强调放开之洒落者。然而就阳明之本意讲,我以为他是更倾向于放开的。
    之所以说阳明更倾向于放开的洒落,是因为他始终与佛道有脱不开的干
系,从他对“自得”的认识上也是如此。他在正德七年所作的《别湛甘泉序》
中,曾谈了自己对佛道杨墨的理解。他认为当时许多人都扬言是宗孔孟而贱
杨墨摈释老,其实都是学无所得,他问道:“其能有若墨氏之兼爱者乎?其
能有若杨氏之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静自守、释氏之究心性命者乎?
吾何以杨墨老释氏之思哉?彼于圣人之道异,然犹有自得也。”从“自得”
的角度讲,它们要比那些“伪为圣人之道”者更有价值。于是他最后得出结
论说:“居今之时而有学仁义求性命外记诵词章而不为者,虽其陷于杨墨老
释之偏,吾犹且以为贤,彼其心犹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后可与之言学
圣人之道。”(同上卷七)阳明的意思当然不是鼓励士人从学于杨墨老释,而
是说从自得的意义上讲,要比那些只会依仿圣人言辞者更有价值。那么,阳
明在此所言的自得是什么意思,文中所言的“杨墨老释之偏”又是指的什么?
其实阳明的意思并不难理解,他此处所言的自得,实际上是指有切于自我的
身心性命,这从他对道家至人的描绘中可得知一二,所谓“古有至人,淳德
凝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
远之外。”而要如此,就必须“胸中洒洒不挂一尘”。(同上卷二一,《答人
问神仙》)超越世俗,心境无累,使自我生命得到安顿,此即为“自得”,所
以他才会说当时士人所从事的记诵、词章、功利、训诂“终身劳苦于身心,无
分毫益,视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欲,超然于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
(同上卷一,《传习录》上)从这一角度说,儒与老释并没有什么差别,所以
他告诉弟子陆澄:“大抵养德养身只是一事,元静所言真我者,果能戒慎不睹
恐惧不闻而专志于是,则神住气住精住,而仙家所谓长生久视之说亦在其中
矣。”(同上卷五,《与陆元静》)这其中无疑包含着阳明本人的切身体验,
因而不可视为泛泛之言。阳明所言老佛之偏主要是指它们放弃社会的责任与人
伦的关系而只图自我之受用,所以他区分儒与禅说:“盖圣人之学无人己内
外,一天地万物以为心,而禅之学起于自私自利而未免于内外之分,斯其所
以为异也。今之为心性之学者而果外人伦遗事物,则诚所谓禅矣;使其未尝
弃人伦遗事物而专以存心养性为事,则固圣门精一之学也,而可谓之禅哉?”
(同上卷七,《重修山阴县学记》)许多人都曾将阳明的的这种看法归纳为上
一截与老释同而下一截与其异,但阳明本人却反对这种归纳,因为在他的眼
中,并非在心性修养时可以超越世俗而安顿自我,待用世济物、处于人伦之
中时就失去了自我的受用。倘若如此,则依然是有分别,那便不是精一之学
了。他甚至反对说超然自适是老佛专利,而心学之追求超越境界是兼取老佛,
故而说:“说兼取便不是,圣人尽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
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
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譬之庭堂三间共为一厅,
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
之;而己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
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同上卷三五,《年谱三》)可见阳明之心学要
囊括儒、佛、老、庄的所有内容,既要济世成物,也要完养此身,更要不染世
累。更重要的是,他还主张无分于阶段,无有于间隔,要在济世中实现自我
的超越,在成物中求得心灵的自得。就其不脱离世俗而求成物而言,阳明的
确没有失去儒者的品格;就其追求自我之超越与心灵之自得而言,他又的确
有释、道的境界与情怀。他的这种特性从其父亲王华身上也可窥知一二,当
有人用神仙之术来诱惑他时,其父曰:“人所以乐生于天地之间,以内有父
母昆弟妻子宗族之亲,外有君臣朋友姻戚之懿,从游聚乐无相离也。今皆去
此而槁然独往于深山绝谷,此与死者何异?夫清心寡欲以怡神定志,此圣贤
之学所自有,吾但安乐委顺,听尽于天而已,奚以长生为乎?”(陆深《海
日先生行状》,同上卷三八《世德纪》)究竟是王华的生活态度影响了阳明的
心学理论,还是阳明的心学理论影响了王华的生活态度,现在已经无法考辨
清楚,而且对于我们的研究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说明了阳明心学超越儒、
释、道而自成一体的品格。
    正由于阳明心学这种既具超越情怀而又不绝世离俗的特征,保证了其求
乐意识中为审美留下了应有的位置。因为无论是儒还是释道,在其主张脱俗
的同时,往往也否定了美。宋儒主张以天理胜人欲,却常常否定了人之感性
存在,同时也失去了对美的追求。而道家之真人最终所获得的至乐也是超感
性的。尤其是佛,其最大之乐乃是寂灭之乐,因而在佛教世界中美也是没有
位置的。而阳明心学所言的求乐,并不排斥情感等审美因素的存在,我们看
他的《寻春》诗,便会对此有具体的感受:“十里湖光放小舟,漫寻春事及
西畴。江鸥意到忽飞去,野老情深只自留。日暮香草含雨气,九峰晴色散溪
流。吾侪是处皆行乐,何必兰亭说旧游。”(同上卷十九)此处不仅有对美景
的描绘,而且还有这自称“野老”的阳明先生对美景恋恋不舍的深情,尤其
是他将自己的此种“是处皆行乐”的行为与兰亭旧游的六朝名士之举相对照,
更可显出其求乐的情感特征与自我愉悦的精神,提起兰亭之游,当然会令人
立时想起王羲之那篇千古名作《兰亭集序》,想起那些至今读来依然使人怦
然心动的名句:“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藻
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是之听娱,信可乐也。”多么赏心悦目的情感
愉悦!“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
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
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
仰之间,已成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
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晋书·王羲之传》)对自我生命的留恋又是多
么地强烈!阳明当然不同于六朝名士,但是当他说“何必兰亭说旧游”时,
你不能排除他们之间拥有了生命情调的接近。如果说这首作于弘治十五年的
《寻春》属于其早期作品而不能全面说明问题的话,我们再看他作于正德九
年的《山中懒睡四首》中的两首:“扫室焚香任意眠,醒来时有客谈玄。松
风不用蒲葵扇,坐对青崖百丈泉。”“人间白日醒犹睡,老子山中睡却醒。醒
睡两非还两是,溪云漠漠水泠泠。”(同上卷二十)可以说此时他比《寻春》
诗中更加超然,也更加走向个体自我生命的关注,他已渴望从现实羁绊中摆
脱而出,去过那种“任我真”的潇洒自由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没有是非,
没有压力,任意睡觉,随口谈玄,享自然之清风,见山间之明月,其人生犹
如无心飘拂之闲云与自由流动之溪水,这又是多么诱人的美妙境界。
    综合上述各点,可以说王阳明的求乐意识中包括了许多复杂的因素,它
既有儒家为善的伦理之乐,又有摆脱世俗的洒落之乐,还有在济世成物中获
得的自我成就之乐,同时也有超俗而又不绝俗的超功利审美之乐。而统一诸
点的则是其良知自然之乐。当然,阳明先生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求乐倾向,
是与其本人所具有的审美情愫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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