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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东岭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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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介绍——《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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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明前期的历史境遇与士人人格心态的流变 本论题是对阳明心学与中晚明士人精神生态关系的研究。如果就阳明心 学所发生的具体原因而言，则是士人们对明代中期种种变化了的历史状况的 回应，尤其是在明代中期日益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如何安顿士人个体生命，更 是其发生的直接原因。然而，尽管阳明心学的产生时间是在弘治、正德年间， 但若从更为深层的原因看，它理应是整个明代前期历史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 阳明心学犹如一棵大树，它固然生长于明代中期，但它的根却伸向了整个明 朝一代。如果对明代各种政治文化措施一片茫然，如果对明代前期的历史状 况不甚了了，便很难弄明白阳明心学发生的真正原因，也很难把握其学说的 真实内涵，当然也就谈不上对中晚明士人的人格心态所造成的真正影响作出 准确的描述了。因此，本章即先从明代前期的历史状况谈起，以便具体探讨 阳明心学所产生的真实契机，并为全书的行文建构一个较为宽广的文化视野。 本章共分三节：第一节是对明前期政治变迁中所显示的皇权与文官集团之间 的关系，以及在此种关系中所形成的士人心态的研究与描述，其核心在于表 现明前期历次重大政治事件对士人心态所造成的影响。第二节是对明代文官 铨选制度的研究，其中包括八股制艺的选拔方式与程朱理学的选拔标准两个 侧面，其核心在于探讨科举制度所具有的谋取个体利益的实质与理学道德理 想化标准之间的悖离，以及对士人的人格心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第三节是 对陈献章的心学内涵及其人格心态的研究，其核心在于指出明代思想界试图 通过心学的建立来对时代进行回应，从而为士人的生命安顿寻觅到一条有效 的途径，显示了阳明心学产生时那种呼之欲出的必然趋势。 第一节：道与势之纠缠：明代士人境遇的尴尬 一、方孝孺之死——士人的悲剧与尴尬命运的序曲 明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个独具品格的朝代。一方面，它像宋代一样，所采 用的是典型的文官制度。这主要是指其立国的宗旨为礼法并举的儒家礼乐制 度，其选拔官员的方式为程序严格的科举制度，其官员构成与权力的实际操 作也都有受过儒家诗书教育的士人来承担，更重要的是，士人是这个朝代实 际利益的真正获得者。然而另一方面，明代又是一个帝王专制空前强化的时 代。在明初的洪武时期，朱元璋将中国历史上曾存在了上千年之久的宰相制 度彻底废弃，把权力下分六部并直接向皇帝负责。至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 设内阁，立大学士数名以备顾问并负责处理章奏诰敕等文字工作。由此，贯 穿明代二百余年的内阁制正式形成。在此种制度下，皇帝的权力凌架于文官 集团之上而缺乏必要的限制是不言而喻的。就理想状态言，皇上与文官在共 同遵守仁义礼智的伦理原则亦即儒道的前提下，方能和衷共济以求取共同的 利益。如果说皇上代表权力之势而文官集团代表伦理之道的话，就需要达到 势以道为依据而道借势以流行的和谐一致。但是由于皇上的权力与欲望在明 代得不到制度上的限制，因而上述所言的理想状态在历史的实际发展过程中 便很少能够得以实现。许多士人为此进行过抗争，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于 是在明代前期就形成了一种士人人格心态由悲愤尴尬趋于疲软平和的历史态 势。此一趋势的奠基者就是那位死得凄惨而又悲壮的方孝孺。 明人李贽曾对明前期数位帝王的施政特征作过一个概述：“唯我圣祖， 起自濠城，以及继位，前后几五十年，无一日而不念小民之依，无一时而不 思得贤之辅。盖自其托身皇觉寺之日，已愤然于贪官污吏之虐民，欲得而甘 心之矣。……自是而后，建文继之纯用恩，而成祖二十有二年，则又恩威并 著而不谬。仁宗之纯用仁，而宣宗皇帝在位十年，则又仁义并用而不失。” （《续藏书》卷一）倘若将此段文字作一简化，则为：太祖——用威，建文 ——用仁，太宗——恩威并用，仁宗——用仁，宣宗——仁义并用。本段文 字如果剔除当朝人对列祖列宗的崇拜与歌颂的情绪，其论断则基本符合历史 实际。在洪武时期，朱元璋为矫元末贪污放纵之习，以酷刑整顿吏治，行严 法扭转士风。当时的著名诗人高启、张羽、杨基诸人均被迫害致死，甚至连 开国功臣宋濂、刘基也最终郁郁而死，正如解缙在为太祖所上封事中所说： “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明史》 卷一四七《解缙传》）这是一个政治稳定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令人窒息的 时代，生活在此一时代的士人，他们所拥有的只能是惴惴不安的畏祸避害心 理，而不可能有扭转乾坤的守道抗势壮志。只有当洪武时代结束而朱允炆登 基后，士人们似乎才迎来了转机。从改元“建文”的新年号里，就不难发现 这位自幼饱受儒学熏陶的年轻皇帝所追求的政治理想，这意味着一个仁治时 代的到来。方孝孺则是这仁治舞台上协助建文皇帝的主要角色。 方孝孺（公元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宁海人。他象洪武时 的其他士人一样，亦曾有过痛苦的经历。他生于元至正十七年，明王朝建立 时，已经十二岁，元末群雄混战、生灵涂炭的情景应该依稀留在他的记忆中。 其父方克勤曾坐“空印”案而被诛，据《明史》本传记载，他曾“扶丧归葬， 哀动行路。”（卷一四一）其本人亦曾被仇家牵连而逮至京师。但或许由于 他太年轻，太祖朱元璋竟然放过了他，认为“今非用孝孺时，”而令其处下 僚以“老其才”。这些经历使他具有了特殊的人格心态，四库馆臣评价他说： “孝孺学术纯正，而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盖其志在 于驾轶汉唐，锐复三代，故其毅然自命之气，发扬蹈厉，时露于笔墨之间， 故郑瑗《井观琐言》称其志高气锐，而词锋浩然，足以发之。”（《四库全 书总目》卷一七 0，集部，别集类二三）由此可知孝孺是位学术纯正而又志 气豪迈的儒者，他既没有刘基叹老嗟卑的畏惧失望心理，也不象高启那样缺 乏政治热情而甘居草野，他不仅自幼“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 《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传》）而且此种志向是其反复斟酌、深思熟虑 后的人生选择。其《立春偶题二首》曰：“万事悠悠白发生，强颜阅尽静中 声。效忠无计归无路，深愧渊明与孔明。”“百念蹉跎总未成，世途深恐误 平生。中宵拥被依墙坐，默数邻鸡报五更。”（《逊志斋集》卷二十四）该 诗显然作于洪武时期，在进退失据的情景中，他夜半拥被而坐，默默思考将 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而渊明与孔明这二位退隐自适与济世忧民的大贤便是 他此时的人生楷模。但后来在其所作的《闲居感怀十七首》中，其志向便已 集中于济世一端，试选数首为证：“凤随天风下，暮息梧桐枝。群鸱得腐鼠， 笑汝长苦饥。举头望八荒，默与千秋期。一饱亮易得，所存终不移。”（其 二）“乘时功易立，处下事少成。君看萧曹才，岂若鲁两生？贤豪志大业， 举措流俗惊。循循刀笔间，固足为公卿。”（其三）“我非今世人，空怀今 世忧。所忧谅无他，慨想禹九州。商君以为秦，周公以为周。哀哉万年后， 谁为斯民谋”。（其八）（同上卷二十四）依然是身处下僚，依然是境遇窘 迫，却已经自视为凤凰贤豪，蔑视庸人般的鸱鸟追逐腐鼠，不愿做萧曹般的 刀笔俗吏，甚至连商鞅、周公的只为一姓一朝亦不被其欣赏，他所追求的是 大禹治水般的忘我奉献精神，目的是“为斯民谋。”怀抱如此志向的方孝孺， 终于在年轻皇帝朱允炆那里寻找到了实现理想的机遇。 建文皇帝登基后即诏行宽政并锐意复古，方孝孺从中当然起了不可低估 的作用。后人对建文君臣恢复井田旧制与《周礼》之古旧官称往往持批评态 度，如清人评曰：“圣人之道，与时偕行，周去唐虞仅千年，《周礼》一书 已不全用唐虞之法，明去周几三千年，势移事变，不知凡几，而乃与惠帝讲 求六宫改制定礼。即使燕王兵不起，其所施设，亦未必能致太平，正不必执 讲学家门户之见，曲为之讳。”（《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 0，集部，别集 类二三）建文君臣的行为主张自然是幼稚可笑迹近荒唐，然而却不必怀疑他 们对政治理想追求的真诚热情与君臣间关系的融洽和谐。方孝孺的所作所为， 完全是对自己志向的追求与人生理想的满足，没有丝毫的被动勉强。这种对 实现政治理想的渴望与对知遇之恩的感戴，使方孝孺无论从情感还是理念上 都把建文帝视为千古一遇的圣主，并将自己的命运与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就此一点而言，在后来的靖难之役中，他是决不可能降于成祖朱棣的。就实 际情形论，方孝孺在所有殉难文臣中，是最有资格也最有可能存活下去的人 物，故后人曾对此论曰：“惟是燕王篡位之初，齐、黄诸人为所切齿，即委 蛇求活，亦势不能存。若孝孺则深欲藉其名声，俾草诏以欺天下，使稍稍迁 就，未必不接迹三杨。而致命成仁，遂湛十族而不悔。语其气节，可谓贯金 石、动天地矣。”（同上）以实而论，方孝孺的死不能被视为一种个人的行 为，它是明前期士人儒家政治理想昙花一现后破灭的标志。从此一角度言， 可以同意某些学者的观点，将他的死视为“儒家之绝唱。”①因此，方孝孺 之死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现在将《明史·方孝孺传》中描述其 死的场面摘引如下： 是日孝孺被执下狱。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 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至 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 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 “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 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孝 孺慨然就死，作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忧；奸臣得计兮，谋国用 忧；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忧。” （卷一四一） 或许是为了叙事凝炼的史书体例，本传省略了一些精彩生动的细节，如 诛灭十族的对话以及株连八百七十三人的记载等等，但仅此已足以说明问题。 方孝孺的死无疑是轰轰烈烈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被灭十族的惨烈 结果，二是那义无反顾的大无畏精神。然而遗憾的是，他面对的并不是一个 改朝换代的历史时期，而是皇室内部的自相残杀，这使他的以身殉道的壮举 减少了些许悲壮的色彩，从而带有某种历史的尴尬，这从后人的不同评价中 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明史》评曰；“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 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卷一四一）然亦有讥其为迂阔者，王廷相以为 孝孺之死绝难与文天祥相比，他实为“忠之过者”，因“自激之甚”而卒招 杀身之祸，此种“轻重失宜”之举措，“圣人岂为之!”（《慎言》卷十三 《鲁两生篇》）至清人吴敬梓作《儒林外史》时，犹借书中人杜慎卿之口评 曰；“方先生迂而无当。天下多少大事，讲那皋门、雉门怎么？这人朝服斩 于市，不为冤枉的。”（第二十九回）方孝孺的尴尬源自其两难：若降顺燕 王则有损节操，若仗义死节又显迂阔。 这种尴尬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对士人操守的影响，这在方孝孺未死之前， 已被姚广孝所言中，即所谓：“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何以杀孝孺 便会断绝天下读书种子，后来李贽做了明确的解答：“一杀孝孺，则后来读 书者遂无种也。无种则忠义人材岂复更生乎？”（《续藏书》卷五）则所谓 读书种子断绝，实在是对忠义操守的放弃，此乃靖难之役留给明王朝的最大 损失。正是有鉴于此，仁宗继位后便立即宣布：“若方孝孺辈，皆忠臣，诏 从宽典。”（郑晓《文学博士方公孝孺传》，见焦竤《献征录》卷二十）但 要挽回已造成的影响显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其实，此事对士人节操的消 极影响当时即已显露无遗，这从如何对待周是修殉难的态度中最足说明问题。 嘉靖时士人郎瑛在其笔记《七修类稿》中，有“名人无耻”条记曰：“文天 祥在燕京时，欲为黄冠去国，南官王积翁欲合谢昌元等十人请保释之，世祖 亦有然意。留梦炎曰：‘不可，天祥倘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 遂寝其事。我太祖渡江靖难时，廷臣胡广、金幼孜、胡俨、解缙、杨士奇、 衡府纪善周是修同约死节。明日，惟是修诣国子监缢焉。他日士奇为之作传， 与其子曰：‘向使同尊翁死，此传何人作也？’呜呼! 众固可责矣，若留、 杨数言，尤为无耻之甚。读书明大义，至此尚尔云云，天理人心安在哉!” （卷十六）无独有偶，祝允明《野记》卷二亦记曰：“周纪善初与胡广、金 幼孜、解缙、黄淮、杨士奇、胡俨约同死。比难及，周命其子邀诸人，皆不 应。周乃独缢于应天府学礼殿东庑。”（《国朝典故》卷三二）杨士奇是后 人眼中的名臣，但郎瑛却将其与无耻之徒留梦炎相提并论，似乎有失宽容， 但倘若将此段记载与杨士奇所撰的《周是修传》相比较，就会明白郎瑛所言 并非没有道理，其曰：“太宗文皇帝靖难之师驻金川门，宫中悉自焚。明日， 是修留书其家，别其友江仲隆、解大绅、胡广大、肃用道、杨士奇，且付后 事。暮入应天府自经，六月十五日也。又明日，臣民推戴文皇帝继大统。数 月，御史言是修不顺天命，请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禄，自尽其心。’一 无所问。”（焦竑《献征录》卷一 0五）观此知士奇所记与郎瑛相比有两点 出入：一是将是修与士奇诸人的约同赴难改为“且付后事。”二是有意为朱 棣开脱而颂扬其胸怀宽大。这样做当然不能算是信史，但却既掩饰了自身的 软弱失节，同时又讨好了当今皇上，岂非一举两得之举。当时那些归顺了燕 王的文官们恐怕都抱有与士奇相同的心态，只是未能形之于语言而已。杨士 奇由于遇到了为周是修作传的麻烦，不得不厚起脸皮来自我解嘲。但这不仅 掩饰不住其内心的尴尬，却适足显示了其尴尬心态的存在。郑晓在斥责某些 人对方孝孺的不实记载时说：“同时文学柄用之臣，际会功名，史有别书， 以故彭惠安公泽哀江南词曰：后来奸佞儒，巧言自粉饰。叩头乞余生，无乃 非直笔。”（同上卷二十）这样的评语移之于杨士奇对周是修的记载，恐怕 郑晓是不会反对的。当然，称士奇为“无耻”似仍稍显过分，当士人们面临 或守节而死或降顺而存的严峻抉择时，理所当然地会有各自不同的作为。以 道德尺度来衡量二者，也许应该有褒贬的不同。可是当他们面对明代历史时， 却均处于尴尬的境地。在朱氏皇权面前，他们都显示了士人的无奈，其区别 仅仅在于：前者因生命的结束而失去了守道的能力，后者则主动归顺而放弃 了守道的权力。从士人的精神世界而言，也许后者比前者更为痛苦，前者因 生命的结束而一了百了，后者却依然须经受无休止的心灵煎熬。当人们将目 光转向永乐的士人群体时，便会发现上述推断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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