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文学研究》序

                        周勋初

   传志于九Ｏ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古代文学博士学位。大学阶段，他在安徽师范大学读书，师从刘学锴、余恕诚等教授。他们都是卓有建树的学者，和我们南京大学的教师大都熟识。传志又是该校来此定向培养的一名年轻教师，学成之后将回校任教。如何教好这一学生，我和另一位导师莫砺锋教授都感到肩负重任。

   担任过导师的人都有体会，培养博士生时，最困难的地方便是帮助他们确定论文题目。传志与徐兴无为同一届的博士生。兴无在硕士阶段即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论谶纬的文章，攻读博士学位时仍锲而不舍，因此论文的选题已无疑难。传志作什么样的题目，却一时难以定下来。

   我们订有定期讨论问题的制度。每次见面，常是让学生先谈谈近期读书心得。有一次，传志谈到他最近在读元好问的《中州集》，发现里面的记叙错误较多，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金代立国为时甚短，作家人数不多，元好问为金代著名文士，由他记载同时代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错误呢？

   我总觉得，元好问可算是位不大不小的文人，《中州集》可算是部不冷不热的著作。上比之唐代的李、杜，宋代的苏、黄，元好问的成就难以相比；下比之明代的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则又似乎要高上一筹。他所编纂的《中州集》，因存一代文献之故，一直有人阅读，但因诗学上总体水平不高，深入玩味者不多，因而很少见到杰出的研究论著。对这样的人物和著作进行钻研，也就有其难度，往往投入很多，却难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但在和传志多次交换意见后，又觉得可以以此题作为培养学生的一次尝试。我们中文系古代文学的教师在研究工作中，注重文献与理论并重，培养学生时，也注意双管齐下，让他们受到全面的训练。传志在论述元好问的《中州集》时涉及面很广，发表了许多新见，我们觉得可以由此着手，让他作一篇水平较高的博士论文，把金代文学的研究推进一步。

   果然，传志不负众望，以《〈中州集〉研究》为题，完成了学业，并取得了初步的成绩。

   他回安徽师范大学任教后，继续钻研这一课题，且扩大视野，完成了《金代文学研究》这一专著。

   这一专著，比之当年的论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近年来，他在《文学遗产》等专业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论元好问的文章，如《<中州集>的流传和影响》等，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他还发表了好几篇论金代文学的文章，如《“苏学盛于北”的历史考察》等文，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可知他的视野已大为扩大，正在探索金源一代文学的发展和演变。

   近十年来，国内召开过好几次有关金代文学和元好问研究的学术会议，传志都参加了，每次都提出了水平很高的论文，博得了这一领域中众多学者的好评。

   检阅《金代文学研究》一书，则又可知其积累之丰厚，报刊上发表的论文，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只是他的部分研究心得。可以说，《金代文学研究》的各章各节中都有他的新见，足见其钻研之勤奋和收获之丰富。内如论及蔡松年的死因等，不入章节名目，实则也是他的新见。诸如此类，发现甚多，读者自可展卷得益。

   但在《金代文学研究》中所占比重最大的研究对象，还推元好问和《中州集》。这是很难有所突破、取得优异成绩的一项研究课题。元好问为金代最负盛名的文人，所作《论诗三十首》组诗，文学批评界中的学者向来视作重要的研究对象，不断有新的成果推出，后人很难有所开拓，而他的《中州集》一书，述及的诗人参差不齐，有的成就很小，又不知名，要想就此发表意见，也有其难度。

   传志在《论诗三十首》的诠释中，表现出了很高的理论素养。如释“其十六”一首中的“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句，古今学者都以为指李贺而言，传志作了全面的考察，深入的钻研，以为似非专指一人，前句当指孟郊而言。这不仅是从作家风格上深加体会所得出的结论，而且广徵文献，反复揣摩，从孟郊诗歌的意象和他人的评语中探知消息。这样的文学批评，研究者必须玩味有得，绝非率尔操觚者所能窥及。

   研究《中州集》，首先就得把握此书的特殊性质，传志在指出前人的种种误解之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州集》一定别有深意。”“如果我们深入分析、研究《中州集》的作者小传和诗选，就会发现，其深刻用意除了以诗存史、效忠故国之外，在于及时抢救和保存即将失传的金源文化成果。”前提既明，则对书中奇特的编制，诗人小传和作品相失调的原因，以及一些不知名的人物何以列入，都可作出合适的解释。

   传志除对元好问以及其他几位著名文士如赵秉文、王若虚等人作了深入的研究外，对于名望稍次的李纯甫等人，以及名望更次的李经等人，都作了深入的研究。除了在文献上作了深入挖掘外，还对各家的生平经历作了详细的考证，并从创作演变上加以品味和裁定。因此，《金代文学研究》的每一章、每一节，都包容了作者的一份心力。

   若将《〈中州集〉研究》与《金代文学研究》相比较，可以看到传志迅速成长的轨迹。他努力发掘，努力开拓，终于在这很难有大收获的研究园地里取得了硕果。我为他的成就感到高兴。相信这一著作，不但在他个人的发展道路上，而且在整个学术界的金源文学研究上，都可作为一项阶段性成果看待。

   传志还为金代文学何以为人忽视的原因作出了解释。这方面的意见，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金代前后立国百年之久，女真族在北中国地区繁衍滋长，文化上迅速提高，与南宋朝同样担当着推动历史前进的重任，而且这一民族早就融合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但人们为什么常是只看到南宋的诗文成就而忽视金国诸多贡献呢？这里究竟是什么样的偏见阻碍着我们去全面认识这一阶段历史文化成果，从而有种种偏颇的评价呢？

   我想这与儒家的正统观念有关。自古而来，学界向视南宋王朝为朝廷正朔之所在，北方的辽、金政权，则被视作入侵的蛮夷之邦。加之社会上广泛流传的《说岳全传》等通俗读物，以及岳飞《满江红》词等等，都使广大读者增加了同仇敌忾的情绪。戏曲舞台上一出现南宋王朝的人物，总是蟒袍玉带，磬管锵锵，一副文武鼎盛的样子；金朝人物出场时，常是大小花脸，颈围胡尾，一副生活在荒漠地区的蛮夷景象。这不但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合，而且影响到后人正确认识历史，这样也就势必会波及今人对金代文学的全面观照。

   一九九九年八月，我赴哈尔滨市参加“全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博士授权点学科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承主办单位黑龙江师范大学的好意，驱车前往阿城县参观金王朝的建立者完颜阿骨打的皇陵和金上京历史博物馆。皇陵气势雄伟，可见其开国时的气魄；博物馆内容丰富，足觇金王朝的文物之盛。由于这一专门博物馆的建立，金代文化才能以总体面貌呈现出来，从而使人了解到女真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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