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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辟蹊径 精心结撰
--评胡传志《金代文学研究》
刘达科
（山西大学文学研究所）
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金代文学综合性研究已初步形成规模，产生了一批质量上乘、影响显赫的专家，不少中青年学者崭露头角，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胡传志就是此时涌现出来的卓有成就的新秀之一。摆在面前的这本《金代文学研究》，可以说是他近十年辛勤耕耘的结晶。
一般说来，新时期的学者们普遍表现出宏阔的气度、开阔的视野、敏锐的目光和活跃的思维。几位较有成就的学者都表现出各自的治学路子和特点，而且都在自己涉足的领域内取得了较显著的创获。周惠泉将金代文学研究与金代文学研究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对金代文学的创作情况和接受历史都进行了高屋建瓴式的探究，以期把金代文学这一历史陈迹变成鲜活的审美客体。詹杭伦选择文学思想史的视角，把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批评结合起来综合考察，试图从更广阔的的背景上认识、阐发并较准确地提示这一阶段文学的规律和特质。张晶着重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切入，考察、梳理金代韵文文学的发展流程、整体风貌和审美特性，试图挖掘在当时民族融合的总体背景影响下金代文学给中华民族文学注入的新基质。降大任和李正民等从集金代文学大成、代表金代文学最高成就和水平的大文豪元好问入手，力求牵一发而动全身，从"点"入手去解决本学科中的某些重大课题。另外还有不少大陆和台、港的学者，他们的治学模式和途径都可为我们提供很多可资借鉴、吸收的东西。与上述研究相比，胡传志走的又是一条独具特色的路子。他最初从研究元好问所编金诗总集《中州集》入手。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此书既是今存唯一的金人所编本朝诗总集，是今天了解金代文学最直接的、属于"第一层位"的史料，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为一代文宗元好问的文学、史学思想。以此入手，可一石二鸟，双管齐下，为日后的综合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他以此为突破口，并逐步扩大研究的涵盖面，将文献学研究与宏观、文化、美学层次的研究结合起来，终于初步构建起自己金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框架。
《金代文学研究》由5章组成。它大致包括3方面内容，即宏观研究、作家研究和文献研究。第1章《金代文学总论》为宏观研究，第2、4、5章为作家研究，第3章为文献研究。其中2、3两章《元好问考论》和《中州集研究》又有有机的内存联系。元好问是金代文坛大家，他所编的《中州集》又是迄今尚存的最早的保留金诗较多的总集。为此安排两章的篇幅是很有必要的。全书的结构反映了作者精心结撰，力图完善自己理论体系的尝试。它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作者近年来的成果和水平，标志着他在这一学术领域踏上了新的起点。胡传志研治金代文学有年，并陆续发表了很多论文。但他没有采取论文集锦的方式体现自己在这一领域中总结性的收获和创见。因此此书并不简单地只是过去已发表论文的类编，而是具有很强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胡传志对很多问题的解决，都经历了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过程，都是不断深化的结果。凡收在这本书里的文字，都是迄今作者的最后成果，是他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反复推敲、再三论证的深思熟虑的产物。我们只要将书中的内容同他已发表的论文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地体察到这一特点。
与其它学科一样，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大体有理性思辩和经验实证这两种方式，而且它们在实际操作中就互为补充，不可偏废。本书体现了作者自觉地这二者结合、补足的治学途径。作者对每一具体问题的探索，不但体现了脚踏实地的学风，而且表现出良好的悟性和开拓精神。他还善于在前人已有建树的课题中发现问题并选择新的角度切入进一步阐发其精髓。他扎扎实实地在史料的搜集、积累、鉴别、分析和考证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并力图在此基础上从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抽绎、归纳和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提出了一系列稳妥平实而又新颖独特的见解。如对金代文学特征的探讨，过去学者见仁见智，众说纷歧，有的认为它只是北宋的余波遗响，有的则过分强调其独特的个性。他通过梳理、辩析大量的资料，拓宽思路，另辟新径，透过曾困扰人们的一些表象，澄清了前人的种种歧说。作者认为探讨金代文学的特征，应根据它与前代相比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就是金代文学与前代文学的不同点，亦即在非汉族统治时期、区域内作家所创作的汉语文学与在汉族统治时期、区域内的汉语文学的差异，它不仅仅局限在文本、风格上，而且有其他表现。以此为出发点，他从文学中心北移、少数民族文人的崛起、末代文人豪杰的涌现、政权对立下的文学个性诸方面作了探索。在论及金末出现了大批豪杰式作家这一特征时，他联系元好问《闲闲公墓铭》和《自题中州集后》诗，对"豪杰"这一概念的内涵作了界定，认为它不仅指才能杰出的人，也包含着豪迈任气的意思。他指出，金代前、中期豪杰之气并不明显，而"贞祐南渡，河朔板荡，豪杰竞起"。他列举了李纯甫、雷渊、张钰、阎长言、高永、王若虚、彭悦、王权、周嗣明、元好问、辛愿、李汾、王渥等一大批有慷慨任气特征的人物，以证实这一观点。他进而将这一现象提高一理论的层次作了剖析、评述，认为：金末文学之所以能避免过去有些朝代末代文学习见的弊病，正是由于出现了一批了豪杰式的文人，他们外向型的刚毅个性具有反弹、抗争的力量，这使得金末文学扬弃了亡国之音低迷的哀吟伤叹和"女郎诗"，以及南宋末年江湖、四灵诸人狭小枯窘之病态，呈现出苍劲悲凉、慷慨多气和雄豪刚健的总体风貌：金末豪杰式作家不仅强化了金源文学的阳刚之气，而且给低沉的末代文学增添的活力，对元诗及元曲审美形态的形成也产生了相当明显的影响。其历史意义和地位不应被忽略。作者在阐述论证自己每一论点时都援引使用丰富、翔实的史料，对问题钻研探究得十分细密而有深度，结论也颇为审慎、精当，令人信服，体现出对历史现象极大有洞照力和穿透性。在很多方面，作者都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新见。比如对宋金文学的联系，过去即使强调金承宋绪的学者也失之粗率和表面化，缺乏细微的探究。胡传志围绕这一专题，从具体史实入手，解决了不少有关疑点。他专门考索了"苏学盛于北"这一现象的来龙去脉，论述了北宋词学传统对金初词坛的影响以及金初词对南宋词坛的影响，理清的两宋和金代词史上苏轼--蔡松年--辛弃疾这一豪放词派的发展脉络，并在很多方面对前人之误解多有匡正。过去学者一般都忽视或否认苏轼到辛弃疾之间有蔡松年这一中介人物。可以说，这一偏见直到胡传志研究成果的问世才得以澄清。他在研究有"金士巨擘"之誉的赵秉文时，也发前人之所未见，非常敏锐地体悟出宋人杨万里对其绝句的影响。作者对《中州集》、《唐诗鼓吹》这两部重要文献的研究，均在前人的基础上有突破性的进展，是近年来本领域举世瞩目的建树。元好问是金代文学研究的热点，国内外学界都很关注。作者却能这块已经历代不少人垦殖过的土地上取得新的收获。他排除旧有的就事论事之习，把这一文学巨匠放在纵横交错的历史座标上精心审察，探寻新的视角，从阶段性的角度对元好问的诗论作了研究，发掘深细，论述精详，结论允当。除元好问外，作者还专门对数十位金代重要作家作了研究，其间真知灼见迭出，不一而足。如金代前期重要作家蔡松年，《金史》失载其死因，作者从辛弃疾《美芹十论》、刘祁《归潜志》、郝经《书蔡正甫集后》诗等钩稽出一些零星资料，索隐发微，终于弄清蔡松年是死于非命，为海陵王所鸩杀。书中此类发明甚多，不胜例举。学术研究，无论是西方的离心型、呈否定之否定的模式，还是中国传统的向心型、呈世代累积形态的模式，都是在前人成果上进行的，都对闭门造车和重复研究之弊深以为忌。作者鉴于此，设专节评述了金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期提供学术进展之线索，使他人避免重蹈"辽东白豕"之辙。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胡传志此书是近年来出现的有较高学术质量和价值的专著之一，是一项代表本学科领域前沿研究水平的创树。作者不但功底扎实，睿智聪颖，而且颇为勤奋、求实。在科学的领域，"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成绩，就能超群出众"（恩格斯《致康·施米特》）。完美无缺的学术著作自然是不存在的。古代文学研究中存在不同看法也是正常的。此书中的有些观点能否被人们承认，有待时间的考验。书中也有一些尚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和商榷的地方。当然瑕不掩瑜，诚如周勋初先生在此书序言中所指出的，作者"努力发掘，努力开拓，终于在这很难有大收获的研究园地里取得了硕果"。衷心祝愿传志在新的世纪获得更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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