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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金代文学与苏轼
就前代作家对金代文学影响而言，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苏轼。元好问曾说，“百年以来，诗人多学坡谷”（《元好问全集》卷四十《赵闲闲书拟和韦苏州诗跋》），清人翁方纲更是一再倡言“苏学盛于北”之论：
当日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如蔡松年、赵秉文之属，盖皆苏氏之支流余裔。遗山崛起党、赵之后，器识超拔，始不尽为苏氏余波沾沾一得，是以开启百年后文士之脉。
尔时苏学盛于北，金人之尊苏，不独文也，所以士大夫无不沾丐一得。然大约于气概用事，未能深入底蕴。
──《石洲诗话》卷五
程学盛南苏学北，陆元二老脉谁传？绍熙正际明昌中，南北相望二十年。
──《书遗山集后诗三首》翁氏偏爱苏轼，这些言论或许略有夸大，但大致符合事实，也广为人知，经常被苏轼研究者所征引。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对金源苏学一直未加深究，苏轼对金代文学的影响究竟如何，尚不清楚。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金源苏学，这对正确认识苏轼的影响、金代文学的发展以至南宋文学的一些问题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金初苏学的传播和取向
苏学传入金源，是历史的必然，可以说，半是文学发展的惯性，半是女真统治者文化政策的结果。
苏轼生前，影响特别广泛，去世后，遭元祐党禁，但声誉丝毫未减，朱弁说当时“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曲洧旧闻》卷八）。苏轼多方面的巨大成就，能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丰富的给养，因而后代文学不可能无视苏轼。女真入侵，中断了宋朝在中原地带的统治，但他们在北宋故土建立起来的国家，要发展文学，必然要承袭北宋的传统，要借重于苏学。他们为了巩固其统治，在政治、文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从文化先进的宋朝引进人才，即“借才异代”，其结果不仅将汉文化及封建制度带入金国，也将苏轼的著作、苏轼的影响带到北方，促进了苏学的传播。入金宋人与苏学多有渊源关系。使金而被扣留的南冠诗人朱弁，曾与晁说之、参寥等名流交往，多得元
传闻，入金不仕，在金十七年，著《曲洧旧闻》十卷、《风月堂诗话》三卷追述北宋遗闻佚事，其中颇多苏黄等人的言行。此二书在金源刊刻，传布较广。另一入金宋人施宜生，宣和末年担任颖州教官，“从赵德麟游，颇得苏门沾丐”（《中州集》卷二）。他们将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见闻，告诉众人，无疑会有效地扩大苏轼的影响。二是顺应民心，采取与北宋政权相敌对的文化政策，“褒崇元
诸正人，取蔡京、童贯、王黼诸奸党”（《归潜志》卷十二），这大大加速了苏学的北行。
但是，苏学的内容是那样的广博繁富，且不论其政治思想、人生哲学、书法绘画等诸多方面，即文学一端，也显得那么博大。金初文人将如何接收、取舍和发展苏学？金初文人的身份和时代环境，决定了金初苏学的取向。
当时去北宋未远，针对北方人对东坡了解有限的现状，人们便侧重记载传播苏轼的生平事迹、遗闻佚事和苏轼作品。《曲洧旧闻》、《风月堂诗话》多次论及苏轼，就是这种性质。故而在创作上，金初不太注重苏诗技巧，现存诗歌仅有几首和东坡之作，倒是高士谈有《集东坡诗赠程大本》《晓起戏集东坡句》（二首）等诗，显示出时人对东坡诗作的熟悉程度及以此相夸的心理。
金初诗人学苏，除个别作品之外（如朱之才《次韵东坡跋周
所画欠申美人》只是一首题画诗），大多带有明显的感情取向。高士谈《次韵东坡定州立春日诗》与东坡原作《立春日小集戏李端叔》（《苏轼诗集》卷三十七）诗意相去甚远，他是借东坡诗韵、诗题抒写自己念国怀乡以及困居北方的孤苦之情，“家山方杳杳，官府谩覃覃”，“学业虚千卷，生涯寄一庵”，是羁金宋人的内心世界。苏学主要是其感情的外包装，是浅层面上的借用。而朱之才《后薄薄酒》二首体现出较深层面的苏学。苏轼原有《薄薄酒》诗二首（《苏轼诗集》卷十四），多知分安足之语，“薄薄酒，胜茶汤，粗粗布，胜无裳，丑妻恶妾胜空房”，“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相忘”等等诗句，含有齐死生、同是非、等贱贵的达观虚无思想，是诗人历经坎坷、失意困顿的产物。朱之才与苏轼的经历大不相同，他生逢鼎革易代、“豺虎杂凤麟”（《谢孙寺丞惠梅花》）的动乱时代，由宋入伪齐担任谏官，因直言获罪，被贬泗水令。在他索居无聊、心灰意冷之时，便以东坡那种思想来安慰自己。其续作《后薄薄酒》二首放弃了次韵的外在形式，能深入一层，续东坡诗意，历数美酒、华衣、佳人之过，重申薄酒、粗衣、丑妇之益。诗中反复申述的“劝君饮薄衣粗娶丑妇，此乐人间最长久”、“我能遣妇缝粗对妇饮薄，傍人大笑吾不恶”，是东坡诗意的具体化，是特定时代下的感情认同。
在金初文人中，能更进一步得苏学精髓的是著名词人蔡松年。蔡松年（1107--1159）字伯坚，号萧闲，宣和七年（1125）与父亲蔡靖一起镇守燕山，不得已降金。入金后，由于他家世仕宋的身份，被女真统治者用来“耸南人观听”（《金史·蔡松年传》），官位连连上升，一直官至右丞相，成为《金史·文艺传》中官位最高的文人。但是，身居高位并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和得意，反而增添了他的苦恼。这种由入世较深所产生的苦恼，已不像其他入金宋人表面化、单一化的去国怀乡之念，显得较为复杂内在和难以排解。他在诗词中反复抒写那种“身宠神已辱”（《庚申闰月从师还自颖上对新月独酌》）、“桔槔听俯仰”（《淮南道中》）、“人道动有患，百态交相攻”（《七月还祁》）、“世途古今险，方寸风涛惊”（《漫成》）的仕金感受，说明他一生都为这种情绪所纠缠困扰，最终还是为他一直担心的风涛所吞没──被海陵王鸩杀。在他的仕金生涯中，为了疗慰这种动荡不宁的心境，他选择了苏学，因而宗尚东坡成了他词作的最大特点。
出于感情的需要，蔡松年学苏较多地得其旷放超达的一面，也就是苏学的主导精神。他追和东坡《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词，看中的是其中“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之类退出官场的达观情怀，借东坡词意、词韵抒写他自己“但得白衣青眼，不要问囚推按，此外百无忧”之类远离是非的幻想。他两次追和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看中的也不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壮伟景象和“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英雄人物，而是结尾处“人生如梦”的人生思考，抒写他“人生长短亭中，此身流转，几花残花发”的感伤。第二首和作最有名，元好问说读之可以见其平生出处（《中州集》卷一）兹引于下：
离骚痛饮，笑人生佳处，能消何物。夷甫当年成底事，空想岩岩玉壁
。五亩苍烟，一邱寒碧，岁晚忧风雪。西州扶病，至今悲感前杰。
我
梦卜筑萧闲，觉来岩桂，十里幽香发。嵬隗胸中冰与炭，一酌春风都灭。
胜日神交，悠然得意，遗恨无毫发。古今同致，永和徒记岁月。
憖词意与东坡原作关系不大，但词中褒贬魏晋诸贤所抒发的超乎王衍、谢安、王羲之等人的旷放情怀，是和东坡的旷放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旷放虽不能消尽心中块垒，但一定大大缓和了他那紧张不宁的心绪。
在侧重感情认同的同时，金初文人不重视苏诗逞才使气、追逐新奇的技巧，而较多地推崇其自然清旷之风，如前引蔡松年词就颇得东坡旷放之神。朱弁《风月堂诗话》论诗主自然，反对以故实相夸，说“大抵句无虚辞，必假故实，语无空字，必究所从，拘挛补缀而露斧凿痕迹者，不可与论自然之妙也”、“篇章以故实相夸……可以表学问而非诗之至也”，因此于东坡，朱弁推崇其“明白平易”、“自然尔雅”、“不过为文采”（《曲洧旧闻》卷九）的一面，说东坡过海以后，连黄庭坚亦瞠乎其后。蔡松年的五言古诗风格古朴冲淡，接近陶诗，也与东坡晚年和陶诗相近，但他没有沿用东坡的次韵方式，舍弃了这个能逞弄新奇的手段，体现了他的眼光。
苏学与金初文人这种感情上的契合，加快了金初苏学的发展。入金宋人凭借文化优势和很高的文化水准，在传播文化和创作实践中迅速向金源普及和推广苏学。另一方面，苏学又为文学提供了给养，促进了文学创作，苏学成了金初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蔡松年的创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没有苏学的滋养，蔡松年不可能成为金代词人的代表者之一。蔡松年的弟子辛弃疾更是将北方苏学带到南宋，发扬光大，与南宋词坛合流，从而谱写出辉煌的新篇章。
二、金代中期苏学的两种倾向
金初是苏学的引进与传播阶段，随着入金宋人的逝去，苏学进入了发展阶段。自大定初年到金室南渡（1161－1213），除尹无忌等少数诗人不好苏学之外，人们对苏学普遍表现出比金初高得多的热情。许多佚事都说明了这一点：
（高宪）泰和三年乙科登第，自言于世味澹无所好，唯生死于文字之间而已，使世有东坡，虽相去万里，亦当往拜之。（《中州集》卷五）
（卫文仲）承安中进士，以孝友淳直闻于乡里，官至文登令。年七十余而卒，临终沐浴易衣冠，与家人诀，怡然安坐，诵东坡赤壁乐府，又歌人间如梦以下二句，歌阕而逝。（《中州集》卷七）
（完颜）承晖生而富贵，居家类寒素，常置司马光、苏轼像于画室，曰：“吾师司马而友苏公。”（《金史》卷一百一）可见这些人对东坡的文学崇拜到了痴迷的地步。金世宗（墓号兴陵）曾对苏轼的为人及词作有些微词，重臣耶律履（字履道）及时加以辩护：
兴陵尝问宋名臣孰为优，履道以苏端明轼对。上曰：“吾闻轼与王诜交恶，至作歌曲，戏及姬侍，非礼之甚，尚何足道耶？”履道曰：“小说传闻，未必可信。就使有之，戏笑之间，亦何得深责？世徒知轼之诗文人不可及，臣观其论天下事，实经济之良才。求之古人，陆贽而下，未见其比。陛下无信小说传闻，而忽贤臣之言。”明日，录轼奏议上之，诏国子监刊行。（《中州集》卷九）从严肃的道德论的角度，苏轼确非无懈可击，但耶律履不仅对此作了恰当的解释，而且还进一步肯定他的政治才能。
金代中期，金初文人那种特殊时代背景下对苏学认同的感情业已不存，人们不再借助于苏学来抒发去国怀乡、出仕异姓的共同主题，来调节失衡的心弦。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已经是地道的金国臣民，很少有先辈们易代之交的苦恼。于是，当他们从父兄师长那里接过苏学之后，正悄悄地发生演变和转化。他们将前辈们的感情认同更多地转向艺术借鉴，借鉴其成功的艺术经验，以便提高艺术技巧，这一正确选择尤其对刚起步不久的金源文学，具有积极意义。
在注重艺术借鉴的总体特征下，金代中期文人从苏学武库中各取所需，大致呈现出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是继承金初苏学崇尚自然的传统，排斥争奇斗巧。蔡松年的得意门生党怀英（1134－1211）是金代“国朝文派”的代表之一，多得苏学滋养。他注意学习苏学自然平淡的一面。赵秉文在《翰林学士承旨文献党公碑》中说：“文章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非要之必奇，不得不然之为奇也，譬如山水之状，烟云之姿，风鼓石激，然后千变万化不可端倪，此先生之文与先生之诗也。”（《滏水文集》卷十一）这与东坡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乎所不可不止之论相近。赵秉文说他晚年五言古诗“兴寄高妙，有陶谢之风，此又非可与夸多斗靡者道也”（《滏水文集》卷十五《竹溪先生文集引》），也与东坡平淡自然相通。元好问说得更明白，说党怀英《西湖晚菊》、《西湖芙蓉》等诗出于柳宗元、苏轼二家（《中州集》卷三《狱中赋萱》诗后小注）。党怀英为文“似欧公，不为尖新奇险之语”（《滏水文集》卷十五），对东坡新奇的一面略有微辞。他认为，“文当以欧阳子为正，东坡虽出奇，非文之正”（《滹南遗老集》卷三十六引）。另一诗人赵沨生性“冲淡”（《中州集》卷四），诗风平淡自然，如《秋日感怀》、《立秋》等，与东坡古淡自然一格相近，对苏诗新奇有所不满。他的《分韵赋雪得雨字》诗，从题目上来看，很容易让人想起欧阳修、苏轼的咏雪诗，但实际上风格迥异：
造物固多才，中有无尽字。大儿拟圭璧，小儿比盐絮。
后人例蹈袭，弥复入窘步。聚星号令严，亦自警未悟。
谁有五色笔，绘此天地素。好语觅不来，更待偶然遇。这里强调的是自然感兴和灵感发挥，反对刻意搜肠刮肚、模拟物象，认为那样会蹈袭前人，复入窘步，其中“聚星号令严，亦自警未悟”两句，是针对欧阳修、苏轼而言。欧阳修任颖州太守时，在聚星堂宴集僚友同作《雪》诗，规定不用“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银”等比喻、形容事物的词语，后来苏轼至颖州聚星堂，“忽忆欧阳文忠公作守时，雪中约客赋诗，禁体物语，于艰难中特出奇丽”，仿欧阳修作《聚星堂雪》诗（《苏轼诗集》卷三十四），使欧阳修的规定更加著名。苏诗中有“当时号令君听取，百战不许持寸铁”之句，亦即赵沨“聚星号令严”一句所本。他认为欧苏此举未能体悟到创作的奥妙，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这一倾向中，还有另一重要诗人周昂。周昂“学术醇正，文章高雅”，“作诗喜简淡”，论诗主张“以意为本，以字语为役”（《中州集》卷四），认为“雕琢太甚，则伤其全，经营过深，则失其本”，因而“终身不喜山谷”的“雄豪奇险，善为新样”（《滹南诗话》卷上），于东坡，亦赞赏其自然之风。
由于这一倾向的诗人并非一味宗尚东坡，如党怀英诗学陶谢、文学欧阳修，周昂诗学杜甫，所以他们对苏学的发展未能倾注更多的精力。他们借鉴苏轼如行云流水的自然风格，但未能大力提倡；他们抑制苏学中新奇尖巧倾向，但批评不力，没有多大实效。党怀英批评苏文之奇、尹无忌不喜苏黄（《归潜志》卷八载其语曰：“学苏黄则卑猥也”）的有关言论，显得孤单微弱，不能真正扼制苏学中追新逐奇的缺陷。
追新逐奇的倾向最先由蔡松年之子蔡珪（？－1174）开启其端。他的《雪拟坡公韵》一诗，学习的是苏轼《雪后书北台壁》（《苏轼诗集》卷十二）二首之二。苏轼此诗尤以“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两句用典之奇、“叉”字韵之险为诗话家所津津乐道，蔡
追和此诗，能见出他的趣味，“门外黄昏噪晚鸦，瑶尘细逐九云车……明朝试望东林树，百尺寒梢倚玉叉”，呈现出生新奇巧的面目。这位被视为金代“国朝文派”的开山祖师、得正传之宗的诗人，他的这种取向，对后人有一定的影响。刘迎《连日雪恶用聚星堂雪诗韵》、王琢《和张仲宗雪诗不用体物字》等诗都出自同一机杼。明昌、承安年间（1190－1200），此风愈演愈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端。
一是次韵、用险韵之风盛行。苏轼的次韵功夫，因难见巧，确非常人所能及。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载晁以道之语，说东坡“其和人诗，用韵妥贴圆成，无一字不平稳。盖天才能驱驾，如孙吴用兵，虽市井乌合，亦皆为我臂指，左右前却，在我顾盼间，莫不听顺也。前后集似此类者甚多，往往有唱首不能逮者。”这种本领令后人景仰，忍不住效仿此道。金代中期，不仅有许多次韵险韵之作，而且还出现了专门指导次韵写作的《次韵蒙求》（王琢著，见《元好问全集》卷三十六《十七史蒙求序》）一书。与蔡珪同年及第的进士王寂（1128－1194）是金代卓有成就的一位诗人。他在大定二十六年（1186）贬官蔡州后，认识了“高才博学”、极爱苏轼的诗人文伯起。文伯起搜集苏轼诗词作品和评论资料，著有《小雪堂诗话》专论东坡诗词，自以为于东坡有功，以苏轼忠臣自居。他所收的作品，有的被元好问斥为伪作，究竟其中有多少伪作已不可考，但元好问激烈批评的《沁园春》（孤馆灯青），确为东坡所作①。他的评论也已失传，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中征引他一则论东坡以诗为词的言论，说“先生虑其不幸而溺于彼，故援而止之，特立新意，寓以诗人句法”，此论实出于南宋汤衡为张孝祥词所作的《张紫微雅词序》，此不仅可以见出于湖词及南宋苏学传入金源，而且更可见出文伯起搜罗之广，连博学的王若虚也未能察其出处。文伯起如此好苏学，作诗当亦模仿，惜已不存，王寂说他“善用强韵，往复愈工”（《拙轩集》卷三），可以肯定，他学的是东坡的险韵功夫。文伯起有一定的影响力，王寂认识他之后，诗风有所改变。王寂之子作诗为文伯起送行，王寂喜其子之诗“用韵颇工”，连和十首，以“周”、“州”为韵，题为《儿子以诗酒送文伯起既而复继三诗予喜其用韵颇工为和五首》、《伯起善用强韵往复愈工再和五首》（《拙轩集》卷三）。另一著名诗人王庭筠（1156－1202）亦长于险韵，元好问说他“暮年诗律深严，七言长篇，尤以险韵为工，方之少作，如出两手，可为知者道也”（《元好问全集》卷十六《王黄华墓碑》），影响较大。此外，“好押强韵”的还有王琢等人。他们将东坡次韵、险韵之风加以发展，但又缺少东坡那样的才气，所以不免窘步相仍、俯仰随人。
二是尖新诗风盛行。金末刘祁称，“明昌、承安间，作诗者尚尖新”（《归潜志》卷二），学界论及尖新，常为缺乏实证而犯难。其实尖新诗风除了用险韵之外，还表现为夸多斗靡、追新逐奇。这在王寂、王庭筠诗中均有所反映。王寂有两首双声叠韵诗，题为《送王平仲二首》（《拙轩集》卷二），现录一首如下：
放浪曩肮脏，囊装将长扬。偃蹇晚倦献，徜徉藏光芒。
著雨苦龃龉，苍茫荒羊肠。黯惨厌渐险，彷徨伤王阳。全诗叠韵，读起来如同绕口令，诗歌本身实不可取，但其苦心经营、求新求奇之意由此可见一斑。王庭筠（号黄华）晚年尖新诗风受到赵秉文、王若虚等人的批评，赵秉文说他“才固高，然太为名所使。每出一联，必要使人称之，故止是尖新”（《归潜志》卷十），王若虚针对他“近来徒觉无佳思，纵有诗成似乐天”之语，批评他“功夫费尽谩穷年，病入膏肓岂易镌”，“东涂西抹斗新妍，时事梳妆亦可怜”（《王内翰子端诗……》）而他的这种尖新诗风也是承苏黄而来，李纯甫说，“东坡变而山谷，山谷变而黄华”（《归潜志》卷十），一语道破机关。其晚年诗作多已不存，但其尖新之病应是事实。他的外甥高宪酷爱苏轼，“幼学于外家，故诗笔字画，俱有舅氏之风”（《中州集》卷五），应与王庭筠相近。
蔡珪、王寂、王庭筠等人继承和发展苏轼新奇尖巧之风，但他们并不排斥自然平淡一格。平淡自然一向被视为诗歌正宗，符合雅正规范，所以他们偶尔也创作一些古淡风韵的诗作，如王庭筠的《狱中赋萱》一诗就受到元好问的好评。元好问将此诗与柳宗元《戏题阶前芍药》、苏轼《王伯飏所藏赵昌画梅花、黄葵、芙蓉、山茶》等作品并提，说他“无意追配古人，而偶与之合”（《中州集》卷三）。在上述苏学两种倾向中，后者人多势众。追新逐奇又往往与黄庭坚及江西诗风密不可分，其流弊亦最为明显，妨碍了金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可以说，苏学在金代中期有功亦有过。
三、金末对苏学的反思
金室南渡之后，对东坡，人们依旧推崇和景仰。曾被封为胙国公的女真贵族完颜
（1172-1232）有《自题写真》诗云：
枯木寒灰久亦神，应缘来现胙公身。只因酷爱东坡老，人道前身赵德麟。他酷爱东坡，以致有人说他前身是北宋追随东坡的宗室成员赵德麟，可见他对东坡的喜爱程度。另一位普通诗人田锡的《过东坡坟》更是哄传一时的名作：
富贵一场春夜梦，文章万斛冷云泉。英魂返却眉山秀，依旧春风草木天。②东坡大才，集眉山之灵气，传言他出生后“一夕眉山草木尽死”，该诗后两句据此发挥，说东坡去世后，还眉山以灵气，使眉山重现生机，想象优美，仿佛“春风草木天”所昭示的都是东坡的才气。
这时，诗坛出现了繁荣的迹象，所谓“南渡以来，诗学为盛”（《中州集》卷十），少数人（如完颜璹、赵元）继续学习苏轼平易自然的诗风，但更突出的是，许多人继续发展苏黄尖新奇巧诗风，如刘从益喜作次韵诗，“每与人唱和，韵益狭，语益工，人多称之”（《归潜志》卷八），雷渊“诗杂坡谷，喜新奇”（《归潜志》卷一）。对苏学的反思成了诗歌发展的关键，所以，赵秉文、王若虚、元好问等有识之士先后对苏学进行检讨。
赵秉文对东坡评价很高，称之为“人中麟凤”，称“其诗似李太白，而补之以名理似乐天”（《跋东坡四达斋铭》，《滏水文集》卷二十），认为他的词为“古今第一”（《滹南诗话》卷中），但他没有推崇其奇巧诗文。在《答李天英书》中，他历举为诗为文所应师法的对象，只字不及东坡，可见他对苏轼的诗文持有所保留的态度。创作上，赵秉文也无尖新之病，元好问说他的“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大诗，则沉郁顿挫学阮嗣宗，真淳简淡学陶渊明”（《中州集》卷三）。李纯甫说赵秉文的文章“才甚高，气象甚雄，然不免有失支堕节处，盖学东坡而不成者”（《归潜志》卷八），刘祁说他晚年诗歌“多法唐人李杜诸公”（同上）。这些表明他对苏学的疏离，但还没有认真反思苏学。
金末最先认真反思苏学的是著名理论家王若虚。他充分肯定苏轼文学成就的前提下，对苏学中的一些缺陷提出了较中肯的批评。除具体的诗文考辨之外，他批评东坡近俗，说：“东坡酷爱《归去来辞》，既次其韵，又衍为长短句，又裂为集句诗，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尔！是未免近俗也。”他又批评其次韵之作，说：“次韵实作者之大病也。诗道至宋人，已自衰弊，而又专以此相尚，才识如东坡，亦不免波荡而从之，集中次韵者几三之一。虽穷极技巧，倾动一时，而害于天全多矣。使苏公无此，其去古人何远哉”（《滹南诗话》卷中）。这种批评不仅击中苏诗之短，亦切中时弊。王若虚曾批评那些不分优劣、一概颂扬东坡的文人，如赵尧卿、文伯起，只是“妾妇之忠”（《滹南遗老集·著述辨惑》），大概他们好学东坡次韵、险韵之作。所以他的这种批评对诗歌发展是有建设意义的。
最系统地反思苏学当推元好问。元好问对苏轼很景仰，表示“九原如可作，从公把犁锄”（《元好问全集》卷二《学东坡移居》），认为“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同上书卷四十五《遗山自题乐府引》），推崇其词作“有一洗凡马万古空气象”，“非有意于文字为工，不得不然为工也”（同上书卷三十六《新轩乐府引》），推崇其晚年诗作“不烦绳削而自合”（同上书卷三十七《陶然集诗序》），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对苏轼的一些批评。
元好问结合当时苏学实际，以其雅正观念来审视苏轼，认为苏学中有些内容不够雅正。于词他批评《沁园春》（孤馆灯青）“极害义理”、“鄙俚浅近”，斥之为伪作（《元好问全集》卷三十六《东坡乐府集选引》）；于诗他不满其中的“杂体”，予以清理，并付诸行动，编成一篇《东坡诗雅目录》。其《东坡诗雅引》（卷次同上）曰：
五言以来，六朝之陶谢，唐之陈子昂、韦应物、柳子厚最为近风雅，自余多以杂体为之。诗之亡久矣，杂体愈备，则去风雅愈远，其理然也。近世苏子瞻，绝爱陶柳二家，极其诗之所至，诚亦陶柳之亚；然评者尚以其能似陶柳而不能不为风俗所移为可恨耳。夫诗至于子瞻，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后人无望矣！
在《论诗三十首》中，他具体批评了“杂体”的各种弊端。
《论诗三十首》批评酬唱次韵之风：“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酬无复见前贤。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诗中虽未直接批评苏轼，但苏轼助长了次韵之风，应在批评之列。刘祁《归潜志》卷八载元好问与刘祁等人讨论次韵诗作，元好问明确表示“和韵非古，要为勉强”，在《十七史蒙求序》（《元好问全集》卷三十六）中又作了较详细的阐述，说：“次韵是近世之弊，以志之所之而求合他人律度，迁就傅会，何所不有？”可见，反对次韵是他的一贯立场。
《论诗三十首》还批评苏黄新奇之病：“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其二十三）“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哪计受纤尘？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其二十六）这里批评了苏黄开新奇之风，指责了追逐苏黄的后人中，无一忠臣（包括当时自许为苏门忠臣的赵尧卿、文伯起等人），一再推波助澜，使得新奇之病愈益突出。
好以俳谐怒骂入诗，是苏诗的又一缺陷。金代李纯甫、马天采等人承袭此病，《论诗三十首》又加以批评：“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诗宜？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这批评了包括苏轼在内的不良诗风，矛头直指现实诗坛，是有现实意义的。
但是，元好问的批评也有过当之处，他的雅正观过于苛严，忽视了苏轼的一些优秀之作，甚至将少数作品错误地斥为伪作，显得有些片面。
金末对苏学的反思，扼制了新奇之病的发展势头，对文学的发展大有益处。反思愈深刻，对创作愈有帮助。正因为元好问能深刻地反思苏学，他才能“不尽为苏氏余波沾沾一得，是以开启百年后文士之脉”。学苏而不为苏所局限，转益多师，博采众长，是元好问最终成为一大家的关键，也是金代后期文学取得较高成就的原因之一。
纵观金代文学，苏学一直贯穿始终。金代文学的得与失，都与苏轼相关，值得我们思考。────注释：①
关于文伯起的生平和著述情况，详参本书第二章第一节。②
此据《归潜志》卷三。《中州集》卷八题作《吊苏坟》，只有后两句，文字小异，作“英灵还却眉山秀，依旧东风草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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