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金代文学总论

  
第一节  金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一环，其中镶嵌着元好问、王若虚等足以辉映古今的诗人，但其地位并未得到公认。元、明二朝视金若寇仇，对金源文学，或视而不见，或贬损有加。满清立国以后，出于民族认同感等多种原因，对金源文学颇多垂青。清人编纂《全金诗》、《金文最》等文献，评注金诗，才给予金代文学较多的肯定。

   进入本世纪，满清灭亡，金代文学研究没有得到及时延续。很长时间内，只有个别学者兼治金代文学，建国后三十年，金代文学研究仍很冷寂，1979年以后，金代文学渐受学界重视。回顾金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在文学史论述、作家作品研究、文献整理与普及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同时也存在不少有待探讨的问题。得与失，都值得我们总结和思考。所以，在研究金代文学之前，首先必须对此作一清理。囿于见闻，恐不免挂一漏万，特别海外研究资料，所见甚少，故不便妄谈，一并略去，以俟来日补正。

   一、文学史论述

   金代文学是在女真族统治下、与南宋政权相对立的北中国汉语文学。如何认识它与宋代文学的关系、与宋代文学的异同，也就是如何认识金代文学性质和地位，是文学史论者所面对的首要问题。

   人们对金代文学很早就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金代的诗词文等传统文学样式是北宋文学的余波遗响，如王世贞说金诗“大旨不出苏、黄之外”，“直于宋而伤浅，质于元而少情”（《艺苑卮言》卷四），胡应麟视金诗为“闰余”（《诗薮》杂编卷六），但同时他们又大加赞扬和肯定金代兴起的北曲和诸宫调，如明代张羽将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下称《董西厢》）为代表的北曲与唐诗、宋词相提并论（《古本董解元西厢记序》），贬低金诗的胡应麟也以为“金人一代文献”尽在《董西厢》一书（《少室山房笔丛》）。如此立论，虽失之公允，却着力突出了金代文学不同于宋代文学的地方。另一种观点强调金代诗词文等传统体裁与宋代文学的区别。《金史·文艺传》说金代文学能“自树立唐宋之间”，似已意识到它与唐宋有所不同，后来，清人张金吾认为金人得北方巨山大川雄深浑厚之气，故其文章“华实相符，骨力遒上”（《金文最序》），况周颐比较宋词与金词，得出“宋词深致能入骨”、“金词清劲能树骨”（《蕙风词话》卷三）的结论。两种观点不同，对金代文学的评价当然也就相去甚远。比较而言，历元、明、清三代，后者渐占上风，但并没有趋于统一，分歧留给了二十世纪。

   那么，二十世纪又是怎样的呢？

   有些学者坚持认为金代传统文学是北宋文学的延续，不予重视，而肯定其北曲和诸宫调。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认为金代文化“承袭了辽与宋”，对传统的诗词文只作平淡、简单的介绍，甚至连元好问这样杰出的诗人，在四卷本文学史中，也只有寥寥数百字的篇幅，显然有失允当。而对诸宫调评价极高，称它是“金文学最大的光荣”（624页），并称《刘知远诸宫调》和《董西厢》的作者“具有伟大的诗的天才和极丰富的想象力”（539页）。游国恩等人《中国文学史》、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没有如此明显的高下之论，对诗词文也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但它们并没有突出金代文学的特质，所采用的仍是近似的观点。金代文学都是“宋代文学”名下的一章，透露出金代文学附属于宋代文学的地位。范宁《金代的诗歌创作》（《文学遗产》1994年第4期 ）专论金诗，亦认为金代文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都是“赵宋王朝文学的延续，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略有变化而已”。

   但是，更多的学者承认金代文学具有独特性。早在1927年，许文玉在其长篇力作《金源的文囿》（《小说月报》十七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中，就强调金源是“新开辟的国家，那时候是中国北方完全沦陷在异族统治之下，自然会有一种新民族的文学产生”。后来，吴梅《辽金元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沿袭张金吾的论点，分析金代诗词文的特征，如论金诗云，“从北宋入手，以进窥乎三唐，其高者出入陶谢，以写其自然之真趣，要与宋之江西、四灵、江湖各派，如泾渭之各别”。近几年新问世的文学史著作多持类似观点。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总纂、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十四卷本《中国文学通史》（邓绍基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应是目前篇幅最大的权威之作，其中金代文学部分由专攻金代文学的专家周惠泉撰写。他对金代文学的性质作出明确的界定，指出：“伴随着民族融合的进程，中原地区汉民族的农业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形成了金代文学新的特色、新的气象”（《金代文学经纬》，《山西大学学报》1 992年第2期）。这是现代学者在中华民族大背景下，摆脱民族偏见，对前人观点所作出的超越和深化。在专著《金代文学学发凡》（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中，周惠泉进一步申述此说，认为“植根于各民族文化接合部特殊人文地理环境之上的金代文学，在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双向交流、优势互补中，则以质实贞刚的审美风范彪炳于世，为中国文学北雄南秀、异轨同奔的历史走向增加了驱动力，促进了中华文化从多元发展为一元的进程”（289页）。这种认识不仅仅提高了金代文学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为它在中华文化中找到了比较准确的位置，努力指出它的独特贡献和价值，缺点是偏于抽象，难以落到实处。

   关于金代文学的特征，其他学者作出了不同的概括。詹杭伦《金代文学思想史》（成都科大出版社1990年版）说，“金代文学发展是，以借才异代始，以流落异代终；以追求中州文派始，以总结中州文派终；以保持华实相扶、骨力遒上为其特色，也不免生硬粗率、苦少蕴藉的弊病”（５页）。张晶《辽金诗史》（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揭示金诗的特色是“慷慨苍凉，清刚雄健”，顾易生、蒋凡、刘明今合著的《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也指出，金代文学“虽上承北宋，然不受北宋的局限；与南宋相比，更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840页）

   在金代文学性质的讨论中，不管怎样归纳其特色，不管承认其特色与否，有一点是明确的。金代文学毕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一个环节，是以汉人为主的汉语文学，同在中华文化的大环境之中，同在中华帝国的版图之中，因而它必然具有历代文学所共有的一些共性，但同时它又是女真统治下的北中国文学，受女真统治及文化、宋金政权的对立、地域的差异等等因素的影响，形成其独特性。要言之，金代文学与其他历代文学相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过多地见其同，只能见其诸宫调等若干新样式，或者过多地发其异，忽视其相同的底色，都失之一偏。在此前提下，再来探讨金代文学究竟有哪些不同于宋代文学的特征，必然能有更多的收获。这方面学界已作了许多可贵而富有建设性的探讨，但仍没有达成共识。女真统治及文化、宋金政权对立、地域差异这些促成金代文学特性的要素，对金代文学产生哪些影响和作用，还需要作深入、系统、充分而有说服力的论证。本章第二节将对此展开全面的论述。

   金代文学的分期，是文学史论述的常规内容，多数学者如吴梅、郑振铎、游国恩、周惠泉等人基本上参考元好问和清人的论述，将之分为初、中、晚三个时期。具体说来，金代初期（1115－1160），从金朝建国到海陵王末年，是所谓“借才异代”时期，金代中期（1162－1213），从金世宗初年到卫绍王末年，主要是世宗、章宗两朝，又称“大定、明昌时期”，金代后期（1223－1234），从金室南渡到金代灭亡。各家对各期文学发展作了相应的概括，如周惠泉指出：初期作家大多由北宋仕金，作品常常饱含着去国怀乡的思想感情，往往具有震人心魄的艺术力量；中期作家则以昂扬的格调、闲适的情趣见长取胜，表现了由动乱趋向复兴的社会现实，从而把金代文学推进到新的境界，后期作家多抒写战乱之苦、亡国之痛，表现了鼎革易代之际的社会巨变（《金代文学经纬》，《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第3期）。与通行的分法不同，张晶在《辽金诗史》中不单纯地依傍历史分期，结合金诗发展实际，在三分法的基础上，将金亡前后元好问及其他遗民诗人的创作视为升华期（12页），詹杭伦《金代文学思想史》则将金代文学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即金初（自太祖收国初到海陵正隆末）、金中叶（金世宗时期）、金中叶（章宗时期）、金末（卫绍王大安初至哀宗天兴末）、金亡（金亡至元朝建号之前）。

   作家研究是文学史著作的重要内容。吴梅、苏雪林等人的论著多撮录《金史·文艺传》、《中州集》、《大金国志》等材料，作一般的介绍，很少辨析发挥，亦时有讹误。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除元好问和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分别设专节之外，只是在“辽金文学的发展”一节中涉及到一些作家，但连李纯甫这样金末诗坛上的风云人物都只字未提。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是这样。他们新编的《中国文学通史》金代部分则已大为改观，重点论述了二十多位作家。詹杭伦《金代文学思想史》和张晶《辽金诗史》、《辽金元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篇幅更大、内容更详。前者把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实际结合起来，论及众多作家的生平、创作诸问题，对蔡圭、党怀英、李纯甫、王若虚等人作了深入的论述。后者运用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作家为中心，研究金诗发展轨迹，于作家研究方面，更趋细致。它们的共同点，是研究的作家非常之多，从著名诗人到普通诗人，从汉族诗人到女真族诗人，从贵族大臣到南冠隐逸之人，可以说是金代作家的大检阅。《中国文学史话》中的辽金元卷（郭杰、秋芙总编，本卷周惠泉、杨佐义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介绍了50位左右金代作家的生平创作等方面情况，其中对中小诗人的介绍评价比以前的著作要详细一些，标志着作家研究趋于深入细致。

   从目前我国学术情况来看，学术史的研究，普遍不受重视。前人做过哪些研究，有哪些成就，后人往往不甚了解，于是苦心钻研所得，不时与前人重复、劳而无功。连精细入微的唐代文学研究也不免此弊。金代文学研究长期受人冷落，人们对其研究史一般更是很少涉及，学术史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周惠泉《金代文学学发凡》一书，填补了此项研究的空白。该书内篇不仅评述了自金代到现代的金代文学研究，为当代学者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照系统，为金代文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努力构建金代文学学的理论框架，提出多民族文化优势互补等独到的见解，正如邓绍基在该书中所说，是近十年来金代文学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成果。稍后面世的《金代文学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仍保留了这部分内容，并有所增补，显示出作者对学术史研究的重视，对学术规范的遵循。

   二、元好问研究

   元好问研究从元、明、清三代以来，一直是金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近百年来，前辈及时贤用力尤勤，在其创作、诗论、生平等方面多有创获，代表了金代文学的研究水平。九十年代初，在元好问的家乡山西还成立了全国元好问学会，先后召开过四次全国元好问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三本论文集，即《元好问研究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纪念元好问800诞辰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元好问及辽金文学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 998年版），并不定期印发《元好问研究信息》，大大推动了元好问及金代文学的研究。

   元好问的文学成就和地位，大多数文学史和论文都予以充分肯定，一致公认元好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大家，是金代文坛的杰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认识愈趋深入具体。如周惠泉《元好问研究发微》（《纪念元好问800诞辰文集》）将元好问放在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宋文学与金文学彼此消长的复杂背景下加以考察，认为“元好问作为置身于民族文化交叉点上的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将汉文化传统和北方民族传统融而为一，在宋金时期不仅纠正了北宋文学的某些流弊，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成为金代文学的重要参照系，而且为北雄南秀、异彩纷呈的中华文化增添了新的因子，注入了新的活力。”文中还称元好问的散曲创作“开风气之先，标志这种来自民间的文体已被文人正式承认，对于散曲的兴盛和发展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在诗词文方面，人们较多关注其诗歌，深入探讨其创作道路、创作内容、艺术风格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陈中凡《元好问及其丧乱诗》（《文学研究》1958年第1期）、赵廷鹏等《赋到沧桑句自工》（《文学遗产》1986年第6 期）论其丧乱诗，门岿《一片伤心画不成》（《文学遗产》1986年第6期）论其题画诗，陈书龙《元好问山水景物诗的艺术特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论其写景诗，这显示出诗歌研究已从丧乱诗向外扩展，渐趋深入。诗歌艺术也渐受重视，卢兴基《万古骚人呕肺肝，乾坤清气得来难──从金源诗风看元遗山诗歌艺术》（《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4期）、蔡厚示《论元好问诗风的衍变》（《文学遗产》1990年第4期）都是论其艺术风格的专文。诗歌研究中特别值得推崇的是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增订本）。作者知识渊博，为遗山诗作注，旁征博引，洋洋数万言，并以其睿智的目光，纵论遗山与江西诗派、金诗与江西诗派的关系，烛照幽微，注他人所不能注，见他人所未见。遗山词的研究相对较弱。张晶《论遗山词》（《文学遗产》1996年第3期）指出其熔豪放与婉约为一炉的特点，和清雄顿挫，既有北国雄风、又不乏蕴藉深沉、既柔婉之至又沉雄之至的词风，肯定元好问为金代词人之冠的地位。总体上来看，创作方面的研究与元好问的总体成就和地位还有些距离，有的论题涉及较少，如遗山诗的艺术渊源、遗山与东坡的诗学关系等问题尚待进一步讨论。

   元好问的诗论尤其是《论诗三十首》影响很大，所以，它是元好问研究乃至金代文学研究中的最大热点。几乎所有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文论选本都要论及它，许多相关的选本纷纷选释它。目前已有两本专著。一是郭绍虞先生1964年完成、1987年出版的《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合刊），一为刘泽《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集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此外涉及到这一问题的还有数十篇论文，可谓是硕果累累。

   诗论研究的中心是其理论宗旨和《论诗三十首》的诗意解释上。遗山论诗，夫子自道，“以诚为本”（《元好问全集》卷三十六《杨叔能小亨集引》），“诚”即是其理论核心和论诗基点。诚为何义？依字面，诚即真诚，但现代学者普遍认为，真之外尚有正的意思，即合乎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如成复旺等《中国文学理论史》、顾易生等《宋金元文学批评史》都持这种观点。周惠泉《金代文学学发凡》分析其内涵，认为它“既体现了对我国古代著诚去伪哲学思想的合理发展，又包含对于我国北方民族尚质抑淫艺术观念的积极吸收”（65页），这是很有见地的。还有学者指出 ，“以诚为本”不仅在思想方面强调感情纯真，还在艺术方面崇尚中和之美（朱良志《试论元好问的“以诚为本”说》，《安徽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有的学者还从创作主体、创作态度目的、创作实际等方面来阐释以诚为本的含义（刘泽《元好问晚年诗歌创作论略述》，《文学遗产》1990年第4期）。

   《论诗三十首》是其诗论的杰出代表，人们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集说》汇集了1991年以前海内外有关论著、论文，并加以分析评论，是《论诗三十首》研究的阶段总结。此后，尚有李正民《元遗山〈论诗三十首〉的历史地位》（《纪念元好问800诞辰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元遗山〈论诗三十首〉异解辨正》、（《山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4期）、《元遗山〈论诗三十首〉异解补正》（《山西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等系列论文。各家在《论诗三十首》的主旨方面，分歧较小。郭绍虞先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归纳为五点：一、贵自得，反模拟。二、主张自然天成，反对夸多斗靡。三、主张高雅，反对险怪俳谐怒骂。四、主张刚健豪壮，反对纤弱窘仄。五、主张真诚，反对伪饰。后人阐释，多与此大同小异。近年来，学界注意以变化的视角研读《论诗三十首》，如《宋金元文学批评史》将《论诗三十首》分为三个部分，论魏晋南北朝部分肯定和标举曹刘之慷慨、阮籍之沉郁、陶潜之真淳、《敕勒歌》之豪放浑朴，批评潘岳之伪，陆机之靡，正伪公明。论唐诗部分有褒有贬，褒多于贬，总体评价不及魏晋，论宋诗以批评为主，从中可以看出元氏的批评观。在《论诗三十首》微观研究方面，具体到每首诗歌，自翁方纲、宗廷辅等人以来，分歧就很多。郭绍虞《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作了许多精辟的辨释，扫清了不少迷雾，同时，又推出一些新的见解。近年来，不断有学者作些辩释的文字，时有所得，但歧见更多，以至于某首诗究竟指谁，是褒是贬，亦无定见。这说明，备受重视的《论诗三十首》的研究，还有待于深入。

   笔者以为，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中所倡导的“以元注元”（296页）即以元好问注元好问的方法，是我们探求其诗意、减少分歧的一把钥匙。如果不抓住元好问的诗文著作，不充分结合金诗实际，就难免隔靴搔痒。《论诗三十首》之十九论陆龟蒙，“万古幽人在涧阿，百年孤愤竟如何？无人说与天随子，春草输赢较几多？”清人宗廷辅望文生义，以为该诗讽刺陆龟蒙“绝无忧国感愤之辞”，李正民《元遗山〈论诗三十首〉异解辨证》引出遗山《校笠泽丛书后记》中论陆氏“识者尚恨其多愤激之辞，而少敦厚之义”等语，宗氏说遂不攻自破。笔者受前辈及时贤启发，本书第二章亦尝试“以元注元”，对其中部分诗作加以辩释。元氏论东坡，有“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之句，其意在讥刺苏诗“百态新”之病，然学界在笺注该诗时，每每以苏门四学士、六君子等人来释“忠臣”，忽视了“果”字的着落。拙文征引遗山《东坡乐府集选引》和《滹南遗老集·著述辨惑》等文献，指出这两句是针对赵尧卿、文伯起等人自诩为苏门忠臣的言论而发出的批评。这样解释，于诗意或许更贴近一层。

   《论诗三十首》的写作时间，也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人坚信题下小注“丁丑岁三乡作”，认为写于28岁时，也有人判断它非青年时所作，双方都没有充足的说服力。前者很难圆满地解释诗中“老来留得诗千首，却被何人较短长”一句，后者又无法推翻题下小注，倒是郭绍虞先生怀疑元氏晚年曾有所改定，最合情理，可惜除“老来留得诗千首”之外，别无旁证。

   生平研究是元好问研究的基础工程。缪钺先生的《元遗山年谱汇纂》（原载《国风》第七卷第三号、第五号，南京钟山书局1935年版，现收入《元好问全集》附录之中）是这方面的力作。作者比勘清人翁方纲、凌廷堪、施国祁、李光庭等多家年谱，兼采各家之长，加之以精审考订，广征博引，详考其生平交游、作品系年以及诗歌思想，整体水平大大超越前人。该书成于三十年代，迄今为止，仍是最好的年谱。当然，随着研究的深入，有的部分需要加以修订和完善。近年来，已有学者在从事这项工作，如辛一江《元好问在元初的文化活动》（《文学遗产》1994年第5 期）、狄宝心《元遗山作品新证九则》（《文学遗产》1995年第2期）等论文就是这方面的相关成果。我们期待着新编元好问年谱能早日问世，后来居上。

   金亡前后，是元好问一生的转折点。如何评价元好问在金亡前后的活动，关系到其气节大事。所以，长期以来，这一直是聚讼纷纭的焦点。争论的核心是对元好问在这一时期三项活动的评价。一是天兴二年（1223）正月，蒙古军围困金都汴梁，金哀宗逃往归德，守京元帅崔立举城投降，胁迫元好问等人撰写“功德碑”，二是同年四月向蒙古国中书耶律楚材上《寄中书耶律楚公书》，请求对方保护金国士人，三是金亡后，元好问与蒙古国要人密切交往，晚年还觐见忽必烈，上儒教大宗师之号。对此三事，或为之辩护，或予以非议。本世纪，鲁迅《且介亭杂文·儒术》、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夏敬观选注《元好问诗》、郭绍虞《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等论著都涉及到元好问名节一端，惜没有作专文论述。八十年代以来，先后有不少论文专论其名节问题，主要有黄时鉴《元好问与蒙古国关系考辨》（《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孔繁华、肖舟《元好问在癸巳之变前后》（《徐州师院学报》1984年第4期）、降大任《且莫独罪元遗山》、《〈外家别业上梁文〉释考》、《元好问气节问题诸说平议》（三文均载作者《元遗山新论》，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刘知渐、鲜述文《关于元好问的名节问题》（载《纪念元好问800周年诞辰文集》）等。这些论文总体倾向一致，着力从文化角度为遗山辨白，其中降大任的系列论文可为代表。降文分析古今中外各家说法后认为，元好问虽为崔立撰碑，但秉笔直书，没有歌功颂德，谈不上失节。上书耶律楚材，觐见忽必烈，保护了人才，维护中原先进文化，这符合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应予以肯定。这一观点体现了当代学者名节观念的更新与进步。

   生平研究的另一收获是降大任《元遗山新论》中的系列论文《元遗山交游考》、《元遗山交往僧道考》、《元遗山亲属考》。降文旁搜远引，考证遗山交游人物469人，交往僧道60人，亲属30人，总篇幅超过二十万字，能补充前人之不足，相当于一本人物索引，对研究遗山及金末元初文化有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

   元好问研究的一大薄弱点在于文献著述方面。金亡之后的几十年时间，元好问的主要精力是编纂《中州集》、《壬辰杂编》等著作，有的学者虽然也探讨了《续夷坚志》、《壬辰杂编》等书的相关问题，但对金代最重要的金诗总集《中州集》一直缺少深入系统的研究，本书第三章将弥补这一缺陷。此外，本书第二章也第一次对元好问编选的唐代七律选本《唐诗鼓吹》作出系统的探讨。

   对元好问的研究成果，李正民先生新近出版的《元好问研究论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8月版）作了初步总结。该书对“初学者可以有指引作用，对专家既可以有参考的作用，并可以节省翻检之劳”（见该书姚奠中先生序）。书后还有多种附录，可资参考。遗憾的是，正如编者在后记中所说，该书“缺少综合，更少分析”，与学术史的标准还有一段距离。

   三、其他作家研究

   与元好问研究相比，金代其他作家的研究显得相当平静和寥落。  

   应该说，作家研究早在许文玉《金源的文囿》时就已起步。该文特为王寂、王若虚、元好问三位作家立传，其中王寂传显示出作者的独特眼光，王若虚传颇具深度和份量，这是作家研究的良好开端。但是，这一高起点长期得不到呼应。八十年代前，这类文章寥寥无几。八十年代后，金代作家研究渐趋深入。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首次推出二十多位金代作家的条目释文（主要由周惠泉撰写），篇幅和深度都超过了以前的工具书，从而提高了金代文学的地位，扩大了金代文学的影响。前文提到的多种文学史著作，几乎涉及到金代所有作家，但偏向于介绍，深入的个案研究并不多见。近年来，陆续有不少学者著文，论及元好问之外其他重要作家，其中当推周惠泉用力最勤，成就最著。他的考证系列《王若虚生卒年辨正》（《文学遗产》1986年第1期）、《金代文学家王寂生平仕历考》（《文学遗产》1986年第4期）、《金代文学家李纯甫生卒年考辨》（《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勾沉索隐，披沙拣金，对这几位作家生平考订精审确凿，解决了他们生平中的诸多疑难问题；他的评传系列《金代三文学家评传》（《山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金代文学家评传》（山西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征引广博，分析简当；他的论述系列《金代女真族诗人完颜  简论》（《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2期）、《宇文虚中及其文学成就论略》（《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等论文较详实；他的资料系列金代文学评述会要（《金代文学学发凡》外篇）以作家为目，纂集古今资料，搜罗繁富，时加辩释，为他人提供了便利。作家研究的论文还有马赫《王庭筠生年及其〈大江东去〉词的写作年代》（《文史》二十八辑）、《略论金代辽东诗人王庭筠》（《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5期）、刘浦江《书〈金史·施宜生〉后》（《文史》三十五辑）、张晶《从李纯甫的诗学倾向看金代后期诗坛论争的性质》（《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张晶、都兴智《金代诗人王庭筠诗歌创作摭论》（《文学遗产》1985年第5期）、张博泉《赵秉文及其思想》（《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3期）、吴庚舜《金边塞诗人周昂》（《光明日报》1984年5月22日）等。这些论文涉及到金代大多数有成就的作家，可以与文学史相互补充。

   金代作家研究还有一重要收获，就是阎凤梧、刘达科合著的《河汾诸老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上编对麻革、张宇等八位河汾诗人的生平、创作、思想等方面作了详尽的考论，下编为资料汇编，搜罗完备，填补了这一研究的空白。河汾诗人是长期被人们忽略的诗人团体，成就和地位均有限，对这样的中小诗人能作出如此精深的研究，或许是著者对乡贤的偏爱，但由此可见，金代作家研究虽有了长足的进展，但仍很不够。许多诗人的影响和成就不亚于河汾诸老，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未能作深入全面探讨。如王寂是金代中期唯一有别集传世的诗人，深入研究他，将有助于我们认识金源盛世及其诗风转变。又如研究蔡松年，可以结合元好问《忠武任君墓碣铭》、辛弃疾《美芹十论》、郝经《陵川集》卷九《书蔡正甫集后》等材料，论定蔡松年之死是因为海陵王怀疑他泄露军事机密而将他鸩杀，此可补《金史》之不足。而将蔡松年词与稼轩词对读，又可发现稼轩多次化用蔡词，此又可证《宋史·辛弃疾传》所载稼轩少师蔡松年之事未必子虚乌有，不应该轻易受到怀疑和否定。由此下去，还可以进一步探讨蔡松年在师法东坡等方面对稼轩以及南宋词坛的意义，详参本章第四节。这一论点目前已经得到同行专家的认可，并被《辛弃疾评传》（巩本栋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最新著作所采纳。蔡松年如此，其他作家情况如何？许多作家虽然传世作品有限，不合适做个案研究，但他们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为此，本书第五章集中对部分二三流以下的作家都作了简要的评说。

   金院本和诸宫调是金代新兴的民间文学，在本世纪很受重视。解放前，许文玉就许之为“新民族的文学”，解放后，郑振铎等人及有关教材都给予很高评价，不少论文探讨了诸宫调的形式、体制和演出方式等，如吴则虞《试论诸宫调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增刊五辑，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翁繁华《试论诸宫调的音乐体制》（《文学遗产》1982年第4期）。《董西厢》尤受学界关注。人们研究其创作年代，徐凌云《关于〈董西厢〉的创作年代》（《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一文将之定在金世宗大定五年（1165）到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之间，人们还研究其思想和艺术，分析它对《王西厢》的影响。孙逊《董西厢和王西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就是这方面的研究著作。

    四、文献整理憖拝文献整理是研究的基础，自清代以来，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周惠泉《金代文献保存整理综论》（载《金代文学学发凡》）对历代以来金代文献的流传、保存、整理方面作了认真的总结，并就二十种古今著作的内容特点、建树得失、版本源流加以考证评介，相当于著述提要，很有参考价值。这里现就本世纪金代文献整理情况作些介绍。

   总集方面，当首推唐圭璋《全金元词》。该书沿用《全宋词》的体例，收录金代词家70人3572首作品，每位词人名下，系以小传，词作以善本、足本为据，详加校勘、考订，书后附有作者索引，以便翻检。搜罗之赅备，考订之精审，都是令人钦佩的。当然，书中也有失误疏漏之处。如蔡松年的代表作《念奴娇》（离骚痛饮），原有后序，可资参考，《全金元词》失载。张朝范《全金元词校读》（《文献》1996年第3期）指出其中词牌、律调、标点、误收、重收等问题。

   金诗整理，值得重视的是薛瑞兆、郭明志重编的《全金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广搜博采，从宋元诸家别集、总集、史书、方志、道藏、类书、笔记、诗话、金石碑刻、书画题跋及考古资料中，共辑出534位作者12066首诗歌，这一数量是清编《全金诗》的两倍以上。将这些资料汇编成册，本身就是极其艰辛而有意义的工作。该书还致力于考订诗人生平，撰写小传。小传材料丰富，整体水平超过了《中州集》。此外，该书还有少量的校勘。可以说，这是继《全金元词》之后金代文献整理的又一重要成果。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失误之处并不少见。刘达科《新编〈全金诗〉补正》（载《元好问及辽金文学研究》）已指出了二十条错误，现就翻检所及，再补充几例。漏收如宇文虚中的“倘符他日梦，尚冀反宸游”（《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十五），杨云翼《吊刘从益》“清华方翰府，憔悴忽佳城”（《归潜志》卷四），王郁《昆阳怀古》“落日一川英气在，西风万叶战声来”，“谁倚城楼吊兴废，一声长笛暮云开”（《归潜志》卷九）；重收如卷七十三赵秉文《昔拟栩仙人王云鹤……》实即同卷《游华山四绝》之四，卷八七李纯甫《田器之燕子图》实为赵秉文的《燕子图》（见《滏水文集》卷八），卷一五一所收四首无名氏《赠王郁》残篇，其中“王郎少年气象新”云云实为元好问《黄金行》中的四句，“紫陉仙人今渊云，骑风御气七尺身”为完颜  《送王生西游》中的诗句；处理不当的如卷六五萧贡《读火山莹禅师诗卷》题下原有一段小注，卷八Ｏ庞铸《田器之燕子图》诗序后原有一段小注，皆不宜删去；诗题错误的如卷九刘著《文季侍郎得萼绿香梅子，文待制有诗，辄亦同赋》，将萼绿二字颠倒，并将子文（高士谈字）二字断开，致使题意不可晓，又如卷七四郦权《白鹤壁游善应洹山》的白字应是自字之讹；小传错误如卷八三马天来，似应据《归潜志》卷五作马天采，因为他字元章、云章，“采”与“章”才相应。我们期望此书将来修订时能进一步完善起来。

   金诗整理的另一成果是由张正义、刘达科校注的《河汾诸老诗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该书以清代曹刻敬翼堂为底本，参校其他诸本，对其中人名、地名多加注释。此外，《中州集》、《金文最》都有断句排印本刊行，但无校勘，断句亦有不确处。如前者（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将李纯甫《为蝉解嘲》题下小注的第一字误排入正题，后者对赵秉文《答李天英书》所引诗句的断句有误。

   别集方面，早在建国前，金毓黻、缪钺等人就致力于整理。金毓黻搜集、整理了王庭筠的《黄华集》，共八卷，前三卷为诗词文，第四卷为其家人之作，第五卷为纪事，第六卷为题识，第七卷为杂记，第八卷为年谱，相当完备。今有《辽海丛书》本。缪钺在汇纂遗山年谱的基础上，成《遗山乐府编年小笺》（《词学季刊》第三卷第二、第三号，开明书店1936年版），卷首评价遗山曰：“元遗山生长云朔，禀质清刚，遭际沧桑，心怀隐痛，故其乐府能于清雄之中，别饶深婉，苏辛以降，殆罕其俦。”该笺注于遗山交游、时事广加征引，详予考订，显示出作者精深的功力。最大遗憾是，他所据底本是《  村丛书》校刊明弘治壬子高丽本。该本为遗山在金亡当年（1234）自编，远非遗山词集足本。所以，缪钺只完成了部分作品的编年笺注工作。近年，虽有人继续从事遗山词的编年工作，但至今未见完善的遗山词编年笺注问世。

   在金代传世别集中，要数元好问集整理得最好。199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姚奠中主编的校点本《元好问全集》。该书以读书山房所刻《遗山集》为底本，新增《新乐府》和《续夷坚志》，经过广泛搜集，与底本相比，增补了十四篇散文（含《续夷坚志》三篇）、二十首诗歌，删去误收诗歌七首。书后附有诸本序言、提要、时人诗文、后人评论、《诗文自警》辑录及年谱二种，应该说，这是目前最完善的刊本。但由于成书仓促，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有的篇章校勘不精。已有论者指出，其中所录《萧轩杨公墓碑》一文，仅据《金石萃编》补入，残缺甚多，以至不堪卒读，而《四库全书》本《还山遗稿》附录中所载《杨府君墓碣铭》，远较《金石萃编》完善，应取以为底本（刘泽、狄宝心《元好问〈萧轩杨公墓碑〉补缺》，《山西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又如卷十七所载《闲闲公墓铭》一文，与《闲闲老人滏水文集》所附该文异文颇多。通过比较，可以确信，后者优于前者，可惜《元好问全集》未能取以参校。该文还有几处标点错误（详参本书第四章第二节）。另一缺陷是未能收入《中州集》中的作家小传。此外，尚有个别佚作，如狄宝心《元遗山作品新证九则》从《山右石刻丛编》中所发现的遗山佚作《州将张侯墓表》。

   现存诸宫调整理得较好。《董西厢》有凌景埏校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刘知远诸宫调》有蓝立  校注本（巴蜀书社1989年版）和廖  英校注本（中华书局1993年版）。

   史籍方面，整理出版了《金史》校点本（中华书局1975年版）、崔文印《金史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80年版）、刘祁《归潜志》（崔文印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大金国志校证》（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中华书局1986年版）、《靖康稗史笺证》（确庵、耐庵编，崔文印笺证，中华书局1988年版）等，这些著作校勘精审，为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便利。

   在金代文学普及方面，现代学者作了大量的工作，先后编选了不少选本，主要有：夏敬观选注《元好问诗》（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郝树侯《元好问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陈止斋《元好问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罗斯宁《辽金元诗三百首》（岳麓书社1990版）、夏承焘、张璋《金元明清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周惠泉、米治国《辽金文学作品选》（时代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其中郝树侯《元好问诗选》选录元诗226首，以时间为序，诗后有题解和注释，注文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对历史事件的解释较为准确，对诗句的诠释则间有未洽之处。周惠泉、米治国的《辽金文学作品选》广采博搜，取精用宏，从金代典籍中选取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作家下系以小传，作品后有题解和注释。注释多准确，对作品本事的考证介绍，尤见功夫。这些选本各有侧重，对普及金代文学、推动金代文学研究起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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